代际传承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

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代际传承对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二代接班准备企业的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会显著增加,但二代接班上位后企业的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则会明显降低;同时,二代海归背景不仅强化了二代接班准备对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正向影响,也削弱了二代接班上位对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负向影响,而二代介入时长则会降低二代接班准备对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提升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构建能力权威"和"应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是代际传承影响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的重要机制;并且,二代接班自治后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程度并未出现明显的差异;此外,超额家族董事席位是导致代际传承中企业绩效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来理解家族董事席位超额控制的形成动因,也丰富了代际传承的相关研究。     

股权融资过程中创始人控制权维护--以阿里巴巴为例

创始人控制的企业,因创始人的创业精神成为市场经济中佼佼者。为了企业扩展,股权融资成为创始企业的一种选择。然而,股权融资必将伴随着创始人的股权稀释,创始人丢失对企业控制权的风险随之增加,创始企业的优势也将丧失,例如俏江南、雷士照明等。文章以阿里巴巴的融资历程为案例,从股权、社会资本等方面分析了马云团队维护阿里巴巴控制权的策略。研究发现,马云团队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策略维护控制权:第一,严格控制融资规模,一切以保护控制权为准;第二,通过联合小股东,对抗大股东解决了稀释股权的问题;第三,合理运用社会资本,控制股东大会和管理层;第四,合理利用法律规定,推行合伙人制度,牢牢控制董事会。文章的启示是,在融资发展过程中创始人要维护控制权,首先应尽可能通过控制融资规模,并与小股东结为联盟,以制衡其他大股东在股权数上的优势,保证股权控制;其次,在无法拥有股东大会层面的控制权时,应通过股权、社会资本控制与环境适应性控制权配置等牢固掌握董事会层面的控制权。     

契约失灵框架下的家族企业控制权配置

家族企业“长不大”的根源在于家族管理禀赋不能有效支撑企业的成长。以家族资本融合人力资本、吸收社会管理资源是家族企业成长的必由之路,这就意味着对职业经理的授权。然而,企业控制权的让渡面临着来自企业主的集权情结和职业经理市场失灵内外两方面的障碍。本文构建了一个家族企业控制权让渡的模型,并提出在契约失灵框架下产权分享是促进家族企业控制权让渡的有效举措。     

制度环境与商业信用融资有效性

基于2005年至2009年的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制度环境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越多,并且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国有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多,但并没有因此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民营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更少,但是商业信用融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可以纠正由于产权约束而导致的商业信用融资低效率配置。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化改革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实现商业信用融资的有效配置。     

关系网络、商业信用融资与民营企业成长

以2006-2010年间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通过检验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状况,以及关系网络是否有利于企业使用商业信用融资,本文发现使用商业信用融资能缓解融资约束,并促进企业成长,这对于存在融资需求的企业体现得更为突出。此外,不同层次的关系网络对企业使用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横向关系网络有助于企业使用商业信用融资,并对小型企业的帮助程度最高。本文为我国民营企业为何能在缺乏正规金融支持的背景下成长提供一种新的微观机理解释,并为转轨经济中非正式制度对非正规金融所发挥的支撑作用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金融抑制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功能

信贷资源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到企业只是完成初次分配,获得融资的企业再把资金转移给其他企业则是信贷资源的二次分配,商业信用在信贷资源二次分配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得到文献证实。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功能存在的制度基础是什么?基于中国独特的金融制度环境,本文识别并验证了金融抑制是如何影响并决定商业信用二次分配功能的。实证发现,商业信用的二次分配功能在金融抑制程度越高的地区表现越强,并随着金融改革发展而减弱。在国有企业和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中,企业的商业信用二次分配功能更加显著。本文阐述了宏观金融背景是如何影响企业微观融资行为的,对当前的金融改革具有一定政策参考价值,也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国企业当前所面临的融资问题。     

制度效率、家族化途径与家族投资偏好

文章以家族企业投资决策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转轨与新兴双重特征下家族控制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机理。研究发现,家族控制人的风险规避偏好在投资决策中占主导,家族企业的长期投资规模小于非家族企业,其偏好于实体资本投资而限制高风险的R&D投资活动;家族风险规避偏好的短期投资行为在通过并购重组实现家族控制和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更为显著;较高的制度效率可以减少家族控制人的风险规避动机,促进企业投资活动增加。     

家族企业成长的社会网络资本

家族企业的突出特征表现为家族对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所有权的控制,按照一般的发展顺序,家族企业的成长过程可依次划分为原始家族企业、纯粹家族企业、泛家族企业和现代家族企业4个阶段。伴随着家族企业的成长而变化和延伸的是家族企业自身所拥有的一种具有商业性质的资本,即社会网络资本。本文主要探讨社会网络资本伴随家族企业成长4阶段而发展变化的轨迹和规律性,以充分利用这种特殊资本来促进家族企业快速发展。     

行政审批改革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供应链稳定的视角

行政审批改革是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优化市场主体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本文以200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供应链稳定的视角,分析行政审批改革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审批改革中心的设立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说明行政审批改革有助于发挥稳定供应链的功能,优化了供应链层面的资源配置。机制分析表明,降低供需波动偏离度是行政审批改革影响商业信用融资的现实路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行政审批改革的治理红利下,企业获得了超额商业信用;进驻部门、进驻事项与窗口数量的增加则是审批中心发挥治理效能、提高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的关键举措。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需求不确定性较高、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或者行业竞争更为激烈的企业而言,行政审批改革的治理红利会更为明显。经济后果分析显示,行政审批改革通过增加商业信用融资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家族企业家族所有权配置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中国家族企业家族所有权的配置效应,从家族整体、家族成员个体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视角研究家族所有权的配置方式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企业中家族持股会显著影响公司业绩,家族利益与公司业绩正相关;但是,家族所有权在家族成员之间的配置集中度与公司业绩呈U型关系,且单人持股家族企业比多人持股家族企业的业绩更好。最后,本文还检验了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以家族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冲突对家族所有权配置效应的影响,发现传承冲突越高的家族企业业绩越差、家族所有权配置效应被削弱。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家族企业需要在家族整体和家族成员个体层面同时合理配置家族所有权,以避免家族内部冲突对企业的不良影响。     

控制权作用机制下家族企业制度变迁

有关控制权和家族企业的研究已有很多,而控制权机制的量化研究和制度变迁过程中控制权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却不足.从述评控制权引入家族企业的研究的文献出发,分别从控制权内、外部关系进行分析探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获取为实现制度变迁的“潜在利润”.因此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实质也就是家族控制与企业控制博弈、控制权重新优化配置的过程, “现代家族企业”也就成为最佳管理模式.     

供应商-客户关系会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供应商-客户关系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和期限的影响。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规模越小,融资期限越短;当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企业所在地的产品市场发育程度更高时,供应商集中度与商业信用融资规模、融资期限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弱化。本文从新的视角丰富了企业战略与商业信用研究领域的文献,也为我国进行信贷市场及产品市场建设提供了证据支持。     

家族控制机制与企业融资效率关系的实证分析——一项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家族控制是否有利于提高家族企业的融资效率,至今没有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以2009年沪深两市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股权控制和管理权控制两个视角探讨了家族控制机制对家族企业微观融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家族股权控制和家族管理权适当控制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由此表明家族化管理模式在我国目前的市场条件、法律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是有效率的,是一种适应性的制度安排。     

企业家控制权、创业资本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1998—2015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企业家控制权、创业资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家控制权能够促进资本配置效率,验证并拓展了Coase (1937)所强调的企业家控制权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创业资本对企业家控制权-资本配置效率敏感性具有负面影响,验证了Kaplan&Stromberg (2003,2004)所提出的创业资本对企业家控制权的分割作用,为创业资本影响企业价值提供了企业家控制权视角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第三,企业家控制权的增值效应在治理、管理两种控制权上均有体现,但创业资本的分割效应更多地体现为对治理控制权的分割。第四,在将技术效率替换为单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指标后,以及通过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和干预效应模型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原有结论依然成立。第五,企业家控制权的增值效应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更为明显,而创业资本的分割效应则受到多个因素的制约,包括企业家层面的政治背景、公司层面的融资约束和增长机会、中观层面的行业和地区因素。     

资本账户开放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现有关于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宏观层面,且忽略了企业的异质性.文章以企业微观融资机制为切入点,利用2000-2013年63个国家(地区)的11621家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有序逻辑回归方法构建了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的SA指数,进而考察了资本账户开放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一国(地区)的资本账户开放度越高,越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且这种缓解作用主要是通过金融信贷、商业信用和股权融资三种融资渠道实现的.(2)各国(地区)的资本丰裕程度不同,使得资本账户开放对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在不同类型国家(地区)存在明显差异,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缓解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地区)的企业融资约束,而不利于缓解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地区)的企业融资约束.(3)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大企业更容易在资本账户的开放中获得金融信贷、商业信用和股权融资,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大企业中更加明显.以上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有关资本账户开放的经济效益理论,也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地区)是否应加快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提供了一定的经验依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基于三重作用机制和政策协同效应的研究

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机制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实物期权理论、金融摩擦理论以及代理理论来解释。具体表现为，当企业投资不可逆程度越高、所处行业竞争程度越低、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以及内部控制质量越差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市场化水平、发展数字金融以及放松卖空管制均能有效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为提高政策效率，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可以考虑配套上述政策措施。     

美国家族企业控制权初探

控制权是家族公司的两大要件(控制权与家族关系)之一。与非家族公司一样,家族公司控制权的直接的或表象的基础是公司股权。许许多多的家族企业在从创立之日到不断成长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一直都存在着对企业的控制权问题。可以说,一部家族企业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家族对其企业控制权的演变史。     

亲缘关系与家族控制权的配置机制及效率——基于制度环境的解释

基于制度环境视角,文章分析了亲缘关系在家族控制权配置中的作用和功效。研究结果表明:(1)制度环境越不完善,家族业主越倾向于采用基于亲缘关系的控制权配置模式,即将关键岗位控制权配置给有亲缘关系的代理人而非完全掌握在职业经理人手中;(2)相对于完全配置给职业经理人,亲缘关系导向的控制权配置模式更有利于家族企业绩效的提升,尤其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情况下,其提升企业绩效的效果更加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表明,关键岗位的控制权配置不仅要关注亲缘关系的作用和功效,还要关注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     

家族企业收益构成分析

家族拥有企业的控制权使得家族企业的收益函数有着其特定的内涵,分析发现家族企业收益由企业收益和家族收益两部分组成,家族收益是难以度量的非货币形态的收益,包括:为家族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创业者中兴家业、光宗耀祖的成就感、在企业中指挥调拨他人的满足感、附随于企业家头衔上的荣誉感以及一系列有形或无形的社会网络资本等。家族收益依附控制权而存在,是影响家族企业控制权转移的主要原因。     

家族和谐与企业可持续成长——基于家族权力配置的视角

本文以家族企业全部家族成员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基于权力配置的家族和谐指数的测量方法,并实证检验了家族和谐及其与亲缘关系的交互项与企业可持续成长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家族和谐与企业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即过于强调家族权力集中而不顾及家族和谐,或过于强调权力平均分配的形式上的和谐都不利于企业成长,只有那种考虑到家族成员个体差异的相对集权的和谐机制才有利于企业实现价值最大化;(2)家族成员间的亲缘关系影响到和谐机制的设计,核心家庭关系对家族和谐度的功效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相对于远亲家庭成员所控制的家族企业,家族和谐在核心家庭成员所控制的企业中的边际贡献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