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目标农户的识别

易地扶贫搬迁的瞄准精度和识别的有效性对该项活动意义重大。本文基于陕西安康市14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Probit、MLM和PMT模型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目标识别的决定性因素、发生瞄准偏差的原因和提升瞄准效率的方法。结果表明: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均是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目标识别的重要因素;"应搬未搬"农户相较"搬不应搬"农户在家庭资产、信贷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表现出明显劣势;移民搬迁项目保持高遗漏率,非贫困农户渗漏的情况比较严重。政策错误识别的原因在于当前政策实践中的"收入贫困"与移民搬迁瞄准机制存在错位,瞄准对象涵盖了更为多样的贫困类型。代理家计调查法在识别和判断贫困农户方面适应性强,但对于非贫困农户的排除作用非常有限。据此,本文提出了解决贫困人口公平有序"搬得出"的政策建议。     

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分析

通过对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界定,笔者构建了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衡量指标,并在5省10县(市)422户农户生计资本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对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作出评价.结果显示,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不仅在空间格局上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上;影响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是农户家庭可用资金数量、劳动力的就业及教育和职业培训状况.据此,笔者从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开展住房贷款,以及制定职业培训规划、以就业促进人力资本提升两个方面提出了规避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建议.     

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的生计资本有何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

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量化分析农地转出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揭示现有土地流转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资本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但却对其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各项生计资本的变化并非全部源于农地转出这一因素,还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变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农户的物质和金融资本水平就会越高,其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下降得也越明显.农地转出家庭的生计发展在土地流转后尚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以进一步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培育、加强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促进其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探讨——基于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视角

福建省“造福工程”是为实现高山和偏远山区贫困人口移民的一项扶贫策略.本文采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建立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对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搬迁农户在物质资本增加和金融资本的减少上最为明显,搬迁农户家庭平均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家庭成员技能培训过少,生活来源基本依靠农业生产,生计策略单一.政府应在加强农村教育和培训,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等方面为搬迁农户服务.     

古浪县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资本变迁问题研究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群众实施易地扶贫搬迁,2011年武威市为从根本上解决山区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提出"下山入川"生态移民工程。文章立足于武威市生态移民点,通过实地访谈和调查问卷的方法对生态移民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进行调查,得到关于生态移民农户生计资本的一手资料,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对生态移民农户的生计资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对统计结果进行说明,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得出,武威市生态移民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均有所提高,其中物质资本的增长尤为显著。     

后续扶持政策、资源禀赋与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

基于陕西省两地区最新的搬迁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定量评估易地搬迁户生计风险水平,比较不同搬迁异质性因素下农户生计风险水平及其各维度的差异,实证分析后续扶持政策、家庭资源禀赋对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1)易地搬迁农户健康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水平较高,各维度风险水平在搬迁户内部分化明显,且不同搬迁特征下搬迁户的生计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政府的经济补贴对搬迁户生计风险有显著负向作用,但技能培训和产业帮扶仅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信息风险,对其生计风险总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3)家庭资源禀赋中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生计风险。结合研究结论,进一步提出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措施、防范农户生计风险的政策建议。     

典型喀斯特峡谷石漠化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和策略响应

文章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开展喀斯特高原峡谷区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现状调查,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农户生计策略由纯农型向兼农型和农兼型转化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1)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整体上比较稀缺,各类生计资本差异明显,农户的自然资本最为匮乏,生计恢复力较弱。(2)研究区农户主要采用四种生计策略,以非农型为主的生计策略农户的资本指数最高,生计策略也相对最优;兼农型资本指数其次,但风险相对较高;农兼型资本指数低于前二者,脆弱性相对较低;纯农型资本指数最低,生计策略单一,风险最高。(3)人力资本始终是影响研究区农户生计策略转化的关键因素,如家庭整体劳动力、耕地面积、家庭现金收入、农作物产值、家庭畜禽数量对农户由纯农型向兼农型和农兼型的生计策略转化具有促进作用。最后,论文提出了应对喀斯特高原峡谷地区农户生计风险、基于生计策略优化的生态环境修复的政策建议。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分析——以广西金桥村移民安置区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扶贫和可持续生计的重大战略措施。选取广西环江县金桥村典型移民安置区,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生计资本和生计稳定性测算,分析在移民政策下,金桥村移民和原驻民两类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稳定性以及二者耦合协调等级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原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高于移民,具体表现为原驻民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较高,生计与收入多样性、土地利用效率较高,但自然资源依赖度高;移民得益于政府扶贫政策,与原驻民发展差距缩小,但收入依赖性较高。二者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协调度均为中级协调,表现为生计稳定性提升的速度低于生计资本增加的速度。最后,研究提出农户生计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相关建议。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

选取秦岭北麓四个不同旅游发展阶段景区,采用半结构性访谈方法对景区周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设计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农户分类,对乡村旅游影响下六种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家庭特征、生计策略和生计资本进行对比分析。最后提出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包括:1乡村旅游深刻改变了农户传统的生计组合模式,农户生计方式发生变迁和重构,传统单一的生计方式趋于多样化;2在乡村旅游的影响下,当地农业生产功能衰退,大量传统生计农户向新型生计(旅游经营和务工结合)农户转化,形成六种不同理性偏好共存的生计模式;3乡村旅游发展改变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储量和组合形式,改善了农户原有的生计环境。总体而言,当地农户生计资本规模有限,且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差异显著,传统生计型农户生计资本储量和生计活动多样性均明显低于旅游参与型农户。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以陇南山区为例

生计空间作为农户生计实践的重要载体,促进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空间的优化与重构,不仅是实现其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文章从生活、生产、社交、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陇南山区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数据,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改善效果,识别影响生计空间质量的关键障碍因子,揭示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安置初期,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改善效果一般,仅有约35%的农户认为生计空间改善效果较好;(2)从不同维度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对生活空间的改善效果最佳,社交空间次之,对制度空间和生产空间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差;(3)耕作半径扩大、住房面积压缩、社区参与度降低、非农就业不足是制约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4)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具有双刃剑作用,既可促进生计空间向城镇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也可能致使生计空间向无序化、边缘化和原子化方向发展。最后,针对性提出构建可持续生计空间的优化路径与对策。     

生计策略下黄河流域农户生计韧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为例

文章以河南省为例,从缓冲能力、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3个维度建立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4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综合指数法与多元线性回归比较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生计策略条件下农户生计韧性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4—2018年生计策略选择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其中纯农型、务工主导型和工资经营型农户是河南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发展的主要方向。(2)农户生计韧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增长速度慢且增幅小,表现为生计资本越稳定,生计韧性指数越高。随着时间的变化,生计韧性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内部维度层能力失衡。(3)交通便捷程度、政府扶持、邻里关系、家庭劳动力占比、信息获取、户主受教育程度、教育投入等核心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生计策略的选择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优化农户生计方式对生计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效应。     

生态补偿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分析——以福建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农户访谈和问卷调查,以福建省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分析生态补偿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及其相关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补偿后,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显著提高,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数均有不同程度上升,而自然资本指数出现下降;生态补偿前后,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均表现出显著差异,社会资本没有明显差异;生态补偿实施改变了农户各种生计资本之间的相关性。     

陕南扶贫移民搬迁适应期反贫困的生计能力提升机制研究

文章以精准扶贫为政策背景,以生计能力提升机制为主要研究问题,以扶贫移民适应期这一特殊时期为主要关注点。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通过生计资本衡量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统计分析,文章对处于扶贫移民适应期农户的生计能力状况进行了评价,针对其扶贫移民搬迁后生计致贫因素给出了相应的生计能力提升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适应性研究——以张家界4个村为例

以社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及其工具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张家界4个中国传统村落农户适应类型、适应驱动因子和适应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产生旅游专营、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务工主导、工农均衡和务农主导6种生计适应类型,参与旅游农户比例低,务农和务工不同程度地成为了传统村落农户的生计策略之一;(2)影响农户适应效果的主要适应因子有6个,即农户家庭劳动力总量、户主学历、房屋面积、家庭存款、邻里关系和种植面积,均为生计资本指标;(3)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失调、政府政策制度、生计资本是农户适应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分别是农户选择务农、务工和参与旅游生计行为的内在动因,生计策略和传统观念是农户旅游适应结果的决定因素。最后,对传统村落农户在区域发展乡村旅游背景下如何提升适应力提出了对策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户收入结构差异归因及优化路径

文章基于大别山片区湖北省域内38个行政村农户调查数据,从微型角度将所访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家庭收入科学分类。借助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 detector)和Tobit模型(Tobit model),探究搬迁户家庭收入结构转变和收入高低的影响因子,确定影响因子解释力优先序列和显著性,结合分析结果提出适宜建议。结果表明:(1)收入结构单因子解释力有很大差异,且双因子交互作用驱动力均高于单一因子。其中家庭类型和家庭综合受教育程度驱动力最为显著。(2)各影响因子分别作用于家庭工资性、生产经营性、转移性收入的贡献度有所不同,收入提升阶段应重点关注贡献程度较高的影响因子。(3)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巩固提升工作,应因户施策地引导搬迁户选取适宜家庭未来生计生活提升的收入结构优化路径。     

黄土丘陵区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

贫困农户生计问题是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黄土丘陵区生态环境恶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贫困农户的生计问题不仅关系到其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国家实施扶贫政策的效果。文章构建了黄土丘陵区县域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6年完成的甘肃省榆中县2 3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聚类分析法与空间相关性分析法,分析了该县各乡镇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聚集类型与分布特征,进而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了生计资本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榆中县中部川区的各乡镇的总体生计资本状况较好,而北部山区和南部山区各乡镇的农户生计资本总体呈匮乏状况;(2)县域农户生计资本之间存在着一定空间关联性与依赖性,空间差异明显,表现出高高(HH)集聚、低低(LL)集聚两种集聚类型;(3)在7个GWR解释变量中,人口密度与农户生计资本总量之间呈负相关性,蔬菜总产量、路网密度、降水、气温、人均GDP和粮食总产量与生计资本总量之间呈正相关性,蔬菜总产量和路网密度是对农户生计资本影响最大的2个因素。最后,对提升和改善该类型区域贫困农户生计状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乡村旅游业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以山西三个景区为例

从乡村旅游和农户生计的概念出发,以山西的后沟古村、乔家大院、晋祠三个景区为例,详细分析了乡村旅游业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储量和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各大资本之间也不断地相互转化与组合,共同促进农户生计的发展.分析表明,乡村旅游有利于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和提升,但要进一步改善景区农户的生计还需要获得多方面的外部干预.     

农村公共品投资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控制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经营结构和外部环境变量的基础上,基于四川省典型山区随机抽样农户调查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探究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综合效率和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经营结构会显著影响其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对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影响均不显著;村落自筹资金比例对农户农业收入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公共品投资效率对农户农业收入影响显著(投资效率越高,农户农业收入越高),而对农户非农收入影响不显著。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部门在加大贫困地区农村公共品投资规模的同时,要注重农户的实际需求,通过提高农村公共品投资资金的综合效率来带动农户收入的提升。     

甘肃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分析

以典型生态脆弱区石羊河流域为例,开展农户生计风险感知调查与分析,辨识影响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揭示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从整体上来看,受访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水平并不高,生计风险感知能力与水平仍较低;所确定的影响农户风险感知水平的因素来看,受调查户生计资本禀赋、性格特征、代际因素、生计方式等因素,与生计风险感知密切相关;物质资本的提高对于提升农户生计风险感知有着显著的正效应,金融资本的提高对于非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有着显著的负效应。而无论是农户或是非农户,金融资本的提高对于生计风险感知的提高均是显著或是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     

乡村旅游视角下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影响研究——基于重庆乡村旅游地农户调查数据

在重庆12个乡村旅游示范区(县)开展实地调查,考察调查区内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将农户的生计策略分非旅型、兼旅型、旅兼型、专旅型4种,利用二元、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不同资本状况下农户如何选择乡村旅游参与策略。通过整理466份问卷数据,最终得出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分别是促使农户选择非旅型、兼旅型、旅兼型、专旅型生计资本的关键因素等。发展乡村旅游,应合理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促使农户选择乡村旅游生计策略,补贴农户经营乡村旅游启动资源,促进与监管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