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政策的相互作用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在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本文验证了经济开放、非国有化、财政改革等经济政策及其相互作用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发现:(1)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外资的利用)是中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因素,但这一现象在西部并没有表现。(2)财政改革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政府从经济活动中的退出显著地提高了经济增长率。压缩预算外支出的比重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这一特点在西部较为显著。(3)经济开放、非国有化和财政改革等经济政策在影响经济增长时是相互作用的。非国有化政策并不独立地影响增长,而是通过影响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对增长的作用而影响增长的,而这个情况主要在东部有所表现。(4)在控制了经济政策及其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后,区域经济存在着“条件收敛”的趋势。(5)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东部取得了更快的增长绩效,而中部和西部的增长绩效并没有显著的差异。(6)西部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东部、中部有显著的差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在西部显著地低于东部和中部。本文的政策含义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国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现实路径。     

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于解决地方政府财政缺口,实现全国各地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宏观调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财政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是否有促进作用却没有一致性的结论。文章利用1997~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财政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财政转移支付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     

所有制结构变迁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所有制结构变迁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一定时期地区经济增长与公有制比重并不一定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公有制经济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寻求合理的所有制结构,为地区经济增长找到最优路径。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

本文将物质资本区分为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保留劳动力变量,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并考虑产出随时间的变化,建立了一个内生增长的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扩展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并推导出测量经济增长率的计量模型,在考虑财政分权通过影响人力资本与公共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构建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联立方程模型。本文利用1995-2007年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指出了本文研究结果的现实政策含义。     

知识动态溢出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采用中国1999--2003年间30个省市（不包括西藏）及25个产业的面板数据,对各省区经济结构与产业发展关系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考察期中无论从全国还是分东、中、西部三个经济带,产业发展均不存在MAR溢出效应及Jacobs溢出效应,但在全国及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Porter溢出效应。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外生技术溢出对区域产业发展起正向作用,地理因素在产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角色。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

在考察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污染排放影响的经验文献中,已有研究往往基于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污染的单方程估计结果,而忽略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双向反馈机制。针对这一研究缺陷,本文基于1996～2000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6类环境指标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包括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在内的联立方程组综合考察:1．中国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 2．污染控制变量(环境政策、贸易开放、技术进步等)的作用;3．外生变量对均衡产出、均衡排污量的影响。经验结果支持了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双向作用,并提出了同时提高治污能力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组合。     

国家高新区人才资本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国家高新区人才资本与其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选用了典型国家高新区2000-2013年期间的面板数据,对纳入人才资本要素的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与检验,回归结果表明人才资本在国家高新区的经济增长中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算了各高新区的人才贡献率,得出结论：人才贡献率的大小不仅取决于高新区的人才资本存量,与该高新区的人才资本增长率也有一定的关系。     

环渤海经济圈三省两市产业生态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环渤海经济圈三省两市为研究对象,借助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引入产业生态化水平体系指标和控制变量,通过平稳性检验得出各变量均存在一阶单整,通过协整检验得出产业生态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在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与产业生态化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产业生态化水平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产业生态化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经济增长与产业生态化水平呈正相关,并以此结果得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市场潜能、人口密度与非农劳动生产率——来自中国地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样本期为1999—2004年的地级面板数据并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对中国地级区域市场潜能、人口密度等经济地理因素与其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级区域的市场潜能、人口密度等经济地理因素对其非农劳动生产率都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而且，无论是从绝对弹性还是标准化弹性来看，地级区域市场潜能对其非农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都更大。     

企业家职能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了吗——来自中国1993-2008省级面板数据的新证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企业家职能视角分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模型,分析发现企业家职能有促进技术进步的功能,企业家职能强度越大越能促进新增资本和新增劳动力向研发部门转移,并通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与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我们利用1993-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验证了企业家职能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进一步分为东中西部的实证结果还表明,西部地区企业家职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效果最明显,而以1999年为断点的分时期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家职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在1999年以后大幅上升。     

财政收支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金融危机爆发前近十三年的中国财政收支季度数据,系统地分析了财政收支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利用Panel数据分析方法处理了经济数据的季度效应问题。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固定效应建模表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季节效应;财政收支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相对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更大;财政收支分项建模表明财政收支分项对经济发展有负效应。通过对经济高速增长的10余年财政收支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制定更详尽、准确的财政政策提供了量化依据。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空间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收敛性问题。首先介绍了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的设定和经济意义，并概要说明了面板数据模型的空间相关性检验、模型选择和估计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使用空间固定效应模型对1985-2004年中国省级区域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条件收敛是非常可靠的经验结论，同时验证了增长过程中区域外溢显著存在。最后概括了主要研究结论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含义。     

市场结构如何影响R＆D投入？——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熊彼特假说与新古典学派在“垄断（竞争）程度影响创新”的研究领域形成经典争论，对此进行的大量研究仍没有形成统一结论。本文在对已有实证研究的评述基础上。重新探讨了实证方法论，并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以勒纳指数表示的行业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之间确呈倒U型关系，而行业中的外资比重比国有比重更能反映创新投入的差异，文章认为这能从中国的制度变迁中找到解释。对于“技术机会”的衡量，本文设计的固定资产项并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相反，行业个体效应更能与其进行对应。     

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财政支出结构对生产要素效率影响的经济计量模型,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了经验研究。得出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不同类型的公共支出项目,对经济总体规模、资本要素产出和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的影响分别不同。因此在现阶段有必要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优化,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潜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增长。     

资产财富和居民消费——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随着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提出,如何提升我国居民消费成为研究热点。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首先从省际视角研究了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证实了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分别对消费产生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且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住房资产的抑制作用。其次,文章探讨了两种资产对不同种类消费品的影响,金融资产增加主要促进教育娱乐医疗等改善性消费,住房资产增加则主要抑制基本品消费。最后,文章对不同省份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资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随收入、资产增加先上升后下降,而住房资产对消费的抑制作用随收入、资产增加先上升后下降,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在东部地区影响小于西部地区,且受区域教育、人口和收入结构影响。综上来看,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改善居民收入结构,控制房价过度上涨,改善资本市场在资产分配中的作用,加大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能够有效改善家庭资产结构,提升居民消费水平。     

二元经济条件下的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

产值与就业结构的调整究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还是原因?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农业技术进步、劳动转移、资本积累在二元经济增长中的相互关系.对该模型的分析表明,虽然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只有总量的高增长率才能导致经济结构的高变换率,因此结构变化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因.推动经济增长乃至于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而人力资本则是影响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提高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是实现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1984-2003年间我国合同利用外资额和三次产业工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三次产业工业增加值的提高都具有正效应.再通过Cllow突变检验,发现1992年前后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三产业工业增加值提高的影响显著不同,对第二产业工业增加值提高的影响则相同.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又发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严重偏斜加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偏斜.因此,我们提出我国应该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加大外商投资的领域,加快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来自各国的证据

本文对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与各国经济增长水平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劳动力人口、资本存量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后,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从而为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经济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利用工具变量法,证明了经济自由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为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希望通过上述工作能够更好地理解制度因素(特别是自由经济制度)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导致各国之间经济差距的根源.     

信贷市场不完美，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

本文提出一个信贷市场不完美情况下产业升级的宏观经济模型,其中信用受限的经济主体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产业进行投资,产业类型的异质性体现在投资项目的生产效率、投资规模和信用担保程度。经济主体储蓄量的变化会改变信贷在不同生产效率的产业类型之间的分配,而资本在不同产业类型的组合效应造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包括从事低效产业的落后经济、从事高效产业的先进经济、从事多种产业的混合经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