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权的适应性逻辑与国际经济制度变革北大核心CSSCISSCI

从2008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过程来看,可以发现美国对同类改革议题的容纳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并直接影响着制度变革的效果。现有的国际制度的内部权力转移、外部竞争压力和国内政治的调节视角,解释了领导国家对制度改革的支持或抵制态度,但缺乏对领导国家应对改革的利益权衡及其策略选择的复杂性分析。作者以国际制度改革对领导权的冲击度、利益兼容度和领导权护持的成本因素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发现,如果竞争者推动的国际制度改革是对领导权冲击度高的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会导致既有领导国家的强烈反制;如果是冲击度低的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既有领导国家会容忍或支持竞争者的改革;如果制度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高,或者程序性变革且利益兼容度低,既有领导国家会依据护持成本选择反制或容忍。1994年至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内的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以及1998年至1999年欧盟倡议金融稳定论坛和日本倡议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等案例所呈现的领导权较量表明,新兴大国在国际制度框架内争取制度性权力,需要增加改革方案的利益兼容度及提高既有领导权的护持成本,以推动所期望的制度变革。     

制度内恶性竞争与春秋时期国际合作规范退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春秋时期国际体系内大国试图继承西周大一统体系的部分合作规范来建立国际制度,但所建立的国际制度出现了公共物品不足、制度维持成本过高、成员生存状态不断恶化、成员间矛盾不断加剧、合作规范退化等现象。这是因为制度内大国为争夺制度领导权而激烈竞争,又由于制度安排、大国间竞争结构、领导权争夺的零和性质等因素的作用,竞争者选择了违背合作规范的恶性竞争方式,并因此导致了合作制度崩溃与规范退化。国际体系也随之从春秋时期相对有秩序、有规范的状态向战国时期霍布斯状态转化。国际制度的建立有时不仅意味着参与各方总体收益的增加,国际制度还承载着其他重要的社会性利益,比如制度内的领导地位等利益,对于这些利益的竞争可能导致制度的瓦解。这是某些新自由制度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建构主义观点所容易忽视的内容。春秋时期国际制度内恶性竞争的现象反映出,在一定条件下,即使大国具有较高身份认同、内化了相同的合作规范、拥有较高的制度内地位,仍然可能为了制度领导权而竞争。     

反思赫德利·布尔的国际制度思想北大核心CSSCISSCI

英格兰学派学者普遍关注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问题,其中尤以赫德利·布尔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然而,在布尔的国际制度思想中,存在着三个隐晦不明的问题:一是五项制度的选择标准问题,二是社会制度的相互关系问题,三是国际制度的层次划分问题。这三个问题在逻辑上相互关联,在范围上依次拓展。从选择标准来看,五项制度并不是简单罗列的,其中隐含着功能性、自发性、社会性、国际性、连续性、有限性的标准。从相互关系来看,国家是五项制度的共同前提,均势是其他制度的运行条件,五项制度之间则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从层次划分来看,以布尔的国际制度思想为基础,可以导向一种关于制度的总体分析框架。其中,国际制度包括本构制度、共处制度、合作制度三个层次,各层次之间是功能递减的关系。放宽制度研究的视野,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和中国外交实践的拓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际体系的变迁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体系总是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之中,大规模战争是推动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从国际力量对比、国际制度以及核武器等多个方面导致国际体系发生了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意义的变迁。这是我们在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产时应该加以关注的重要方面。     

崛起国创建国际制度的策略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会引起崛起国对现存国际制度分配结果的不满。崛起国大体上可以采取两项策略来改革国际制度安排:一是推动现存国际制度内部的改革,二是在外部创建功能重叠的新的国际制度。已有的制度主义研究多认为新建国际制度很难实现,但现实世界中却出现了崛起国成功创建国际制度的不少实例。作者试图探寻在何种条件下,崛起国创建的国际制度更容易获得初始生存。由于新建国际组织天生的脆弱性,崛起国能否建立稳定可见的自我约束机制,塑造"新旧"国际制度的合作预期,是决定国际制度能否创建成功的关键。基于此,作者提出一个制度间合作的分析框架,认为崛起国在议题领域选择和组织间架构两方面的策略选择,会影响制度间合作承诺的可信性,进而影响新创国际制度的初始生存。通过对亚洲开发银行、亚洲货币基金、清迈倡议以及金砖银行创建的比较案例研究,文中提出的假说得到验证。其政策启示在于,崛起国通过选择网络外部性较低的议题领域以及建立合股、授权和战略伙伴等制度化的组织间架构,有利于塑造制度合作的稳定预期,促进国际制度在创设初期的生存。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社会网络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作为一项发展完善的国际制度群落,建立和传播领域内国际规范和行为规则,并为参与成员国提供稳定的信息交流渠道。该机制通过塑造问题领域内的社会交往情境来影响成员国在不扩散方面的行为选择。机制内分化的成员国地位给身处机制中的无核国家带来不同程度的压力,成员国回应制度压力的具体方式受到其在机制内所处社会地位及相应的社会资本禀赋的影响。作者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该机制成员国在参与条约要件和组织实体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结构进行描述,并结合相关案例比较该机制对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成员国行为选择所产生的影响。首先,由参与制度实践构成的成员国社会关系结构并非是均质的。其次,成员国在制度参与网络中的相对位置与其行为选择模式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最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是该机制的关键构成要素,成员国同该机构的互动交往模式直接反映了其参与整体制度实践中的行为选择。制度成员国之间形成的社会性关系结构是制度结构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该结构的实证分析有助于全面理解国家行为选择与国际制度情境之间的密切联系。     

为什么冷战后国际制度的形成不由美国所愿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结束后,国际制度的形成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等全球性国际制度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成功建立起来。对于这一现象,既有研究主要从制度推动者的意愿和能力两个角度进行了解释,但却没有回答"为什么美国不能限制制度推动者的影响"这一问题。作者以国际制度谈判中的领导力为分析视角,讨论了结构性领导力、知识性领导力和社会性领导力在国际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单极结构下美国领导力下降的原因和作用机理。国际体系结构由两极转变为单极导致美国的结构性领导力和社会性领导力下降,进而导致其无法按照自身偏好塑造国际制度规则。这一研究与既有研究的结合,构成了对"冷战后国际制度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仍然成功建立起来"这一经验现象的合理解释。     

论国际制度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权力政治之比较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以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为参考,从国际制度与权力政治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制度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作者认为:国际制度相对于权力政治而言是居于第二位的因素,其作用的发挥受权力政治的制约;国际制度的合法性、互利性和适用性特征使其具有了一定的自我实施能力。国际制度在受制于权力政治的同时也能对权力政治发挥不可忽视的缓解和制约作用。随着国际环境相关因素朝着有利于国际制度增生和发挥作用的方向转变,国际制度的这一作用会日趋凸显。     

权力、合法性、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研究是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作者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借鉴了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操作方法(即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并引入了干涉变量,重点分析了影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3个要素,即权力、合法性以及国内政治。作者认为,权力是一种外生变量,对制度作用的发挥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权力构成了制度运行的结构框架;合法性是一种内生变量,内化于制度的有效性,它是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必要条件;而国内政治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作用的干涉变量。作者试图通过上述3个变量来构建出分析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理论框架。     

制度效果: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北大核心

国际制度理论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重心主要是对国际制度的形成、维持和变迁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但制度建立的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基于此,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的重心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就自然移到了对国际制度效果的研究上。     

国际本位货币的演进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从国际本位货币的供给和世界经济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出发,构建了一个国际本位货币演进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一框架对信用本位逐步取代商品本位的过程进行了分析,对信用本位下不同货币制度的约束机制进行了比较,对信用本位的演进趋势进行了预测。研究表明:信用本位终结商品本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并且这一进程不可逆转;多元竞争的国际本位货币制度为信用本位引入了可计量的双向约束,这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稳定,还兼顾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公平;从长期来看,国际本位货币的多元体系是信用本位的演进趋势。因此,人民币要不失时机主动出击,争取早日成为国际本位货币之一。     

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的内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过程中,制度压力、利益认知和国内结构三个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推动了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的内化。通过对中国国内的认知变化、制度改革、立法支持和政策实践等四个层面的发展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后作者认为,随着中国与国际气候制度的互动不断加深,中国对气候变化治理的认知趋向于积极,并且建立了一系列与国际气候制度相对接的国内机构,发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文件,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规章,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试点工作。上述层面的变化说明,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产生了较高程度的内化,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积极合作者。     

兼容性制度竞争:双层对冲与地区制度的嵌套设计北大核心

地区制度的兴起增加了全球治理机制的复杂性。竞争性多边主义理论强调制度竞争会导致国际机制的碎片化和规则冲突。制度聚合理论则认为制度背景会强化规则的一致性,甚至形成制度服从。这种冲突—聚合的二分法不足以分析地区制度与多边制度之间关系的复杂现实。作者提出一个双层对冲的分析框架,以解释地区制度与核心多边制度间的联系机制;一方面,地区成员要通过建立地区制度寻求外部选项,实现对现有多边制度的制衡。另一方面,地区成员又离不开现有多边制度,需要借用现有的多边制度资源来解决地区制度建设中的机会主义问题。为了实现双层对冲,地区成员国会根据地区制度的系统冲击效应和投资报偿结构,设计不同的制度嵌套。作者比较了金融救助领域的欧洲稳定机制、清迈倡议多边化以及拉美储备基金等地区金融安排,其结果符合预期。双层对冲框架下的兼容性制度竞争有利于推动国际制度的渐进变迁,限制了大国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冲突烈度,为世界政治的和平权力转移提供了可能。     

核扩散与国际安全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兼及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领域中,核扩散是当今世界最为关注的核心安全问题之一。核扩散在冷战结束以后接连发生,根本的内在动因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之间的失衡,根源在于两者之间的利益与合法性可能不尽一致。作者提出了核扩散的利益详谬(paradox),分析了核扩散与国际安全的复杂关系,提出了防扩散合作的必要性与利益排序。当前,核武器继续存在,虽有政治、安全与经济惯性,但随着地区一体化与构建和谐世界的推动,它必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春秋华夏秩序瓦解与国际社会退化机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讨论从西周末年到春秋后期的华夏国际秩序变迁,将其作为国际社会退化的典型案例加以研究。文章首先明确,并非所有的关系变动或规范破坏都意味着国际社会退化,只有基础性制度失效,导致共有利益、价值和规则受损,才会造成国际社会的退化。外在因素与辅助机制通过这一基本机制发挥作用。在"自春秋至于战国"的国际社会退化过程中,西周遗留的以"亲亲一尊尊"为核心的宗法礼序逐渐瓦解,导致共有价值、集体身份与社会纽带趋于消散,对战争等互动行为的协调、约束与构成性影响减弱。这是春秋华夏国际社会退化、走向更为无序的战国时代的关键。宗法封建的瓦解首先缘于两大核心原则"亲亲"与"尊尊"间存在内在紧张,并难以持续运行。其次,宗法体制的僵化特征难以容纳剧烈的环境变迁与权势转移,日渐受到冲击破坏。宗法制度的瓦解最终导致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春秋华夏国际社会的崩溃。这一案例有力地说明了基础性制度在国际社会退化中的关键地位。     

理解中国转型:国家战略目标、制度调整与国际力量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结束以后,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两类发展中国家:一类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其中部分国家已经成为人们所熟悉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一类是冷战结束以后出现的从中央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仅面临着发展问题,而且也面临着转型问题。发展和转型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广泛关注的研究课题。作者以中国转型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为案例,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回答如下3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中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受到什么样的国内约束以及中央政府如何进行制度调整?国际力量如何影响中国国内的制度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框定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次序以及速度,并使得中国在过去20年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顺利地进行转型?     

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选取压力、认知和国际形象三个变量,从历史角度剖析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概述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将 1949 年以来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历程划分为相对孤立、消极参与、部分参与、全面参与四个历史阶段,并具体剖析每一个阶段中国的国际制度参与战略。作者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尽管在融入国际社会还是闭关自守之间几经摇摆,但没有停止深化与国际制度接轨的脚步,中国选择全面、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战略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     

联合国与人权的国际保护北大核心CSSCISSCI

总结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与教训,联合国得以创立并以维护和促进安全、发展和人权为己任。《联合国宪章》规定了促进对人权的尊重的宗旨和原则,《世界人权宣言》首次系统化地规定了人权的国际标准,它们是联合国人权工作的基础和总纲。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到其他各个核心人权条约,《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标准获得了具体化和法律化。同时,联合国建立并不断加强其人权机制。人权主流化是联合国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大趋势。中国是人权理事会的创始理事国,并在2013年再度高票当选理事国。中国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参与不断深入。面对机遇和挑战,联合国和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会员国应该秉承《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根据国际法,建设性地开展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金融危机与国际安全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一时期始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对各国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同时还给国际政治和安全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为了评估这场危机的方方面面,《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于2008年11月10日举办了"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影响及其对策"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专业和领域加以分析和预测。本期刊登的这组笔谈基本反映了会议的讨论情况。编辑部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读者加入到探讨的行列中,深化我们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