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动因及广州对策研究

跨国公司在华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投资已经成为重要趋势。在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热潮中，中国珠三角经济中心一广州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的在数量方面与北京和上海相差较大，而学者对广州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的研究较少。本文将结合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动因和广州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的影响因素，提出广州对策，进而加快广州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步伐，促进广州成为珠三角区域科技中心，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跨国公司R＆D技术溢出VS我国技术吸收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R＆D在华投资日益增多，代表着中国吸引外资已从单纯吸引资金逐步转移到引进先进技术上来。基于对跨国公司R＆D技术溢出在华的总体情况和积极影响的分析，揭示出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制约因素和我国技术吸收过程的障碍，对提高我国技术吸收能力有较大的启发。     

我国隐性资本流入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在资本账户尚未开放的情形下,贸易伪报、FDI等构成国际金融资本流入中国的重要渠道。隐性资本的持续大规模流入,对我国央行宏观调控及经济正常发展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因此,理解隐性资本流入的决定因素具有现实意义。实证结果表明,宏观经济基本变量等内部因素是吸引隐性资本流入的主要"拉动"力,而日美经济增长速度则是"推动"隐性资本流入的重要变量。为此,我国应从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强化经济增长质量,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提升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同时逐步有序开放资本账户,降低隐性资本流动规模。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汇率波动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特点,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及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对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进行经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人民币升值预期是吸引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中国的重要因素,人民币升值将会抑制FDI 的流入,但不会使我国的FDI 明显下降,国内利率也与FDI 呈负相关关系.本文认为,人民币名义汇率的适度升值和长期稳定性有利于外资的合理流入,但目前阶段应加强资本监管,预防经济风险.     

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动因及广州对策研究

跨国公司在华R&D(researchanddevelopment)投资已经成为重要趋势。在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热潮中,中国珠三角经济中心—广州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的在数量方面与北京和上海相差较大,而学者对广州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的研究较少。本文将结合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动因和广州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的影响因素,提出广州对策,进而加快广州吸引跨国公司R&D投资步伐,促进广州成为珠三角区域科技中心,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动因国内外一些学者对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动因进行了大量研究。通过对学者研究的分析,作者认为跨国…     

跨国公司在华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资探析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而设立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中心成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新热点之一.文章对跨国公司在华设立R&D中心的动因、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利大于弊,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对待.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进入模式的经济效应分析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模式是多样化的,就创设角度而言,主要有新设和兼并两种,本文从宏观层面的就业水平、出口能力、市场结构和资本形成等四个方面来探讨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     

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从本质上来讲是在要素流动的作用下逐步形成的。发达国家资产存量丰富,资本价格较低,因而成为资本流出国家,同时,它们通过以资本要素流动为本质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客观上造成了产业转移的结果。新兴经济体资产存量匮乏,资本价格较高,因而成为资本流入国家,同时,它们通过参与全球产业转移迅速积累起大量贸易顺差,随后出于保值目的购买发达国家金融资产从而支撑了后者长期的巨额贸易逆差。因此可以说,要素流动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微观成因。本文将构建一个基于资本要素流动的全球经济失衡理论模型,用以说明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的背后形成机制及失衡存在的必然性。其次利用实际数据分区域验证要素流动与全球经济失衡之间的相关性。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新动向与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对策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主要动向 (一)从新建项目到跨国并购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有关并购法律的完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国际通行的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因为与新建企业相比，通过对东道国现有企业的并购进入市场，具有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市场、实现资源共享和规模经济、降低经营成本、抵御风险、获取市场权利等多方面的优势。     

跨国公司在华战略演变及理论解释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跨国公司为适应新形势,对其在华投资战略迅速做了调整。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跨国公司在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形势,其次深入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战略演变的内容和特点,最后运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其新战略作了详细解释,期望能够把握战略演变的契机,为中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FDI流入结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随着FDI流入我国规模的扩大,引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FDI流入已从高速成长期进入成熟期,因此,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的影响也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将FDI流入我国的类型划分为贸易型与非贸易型,从投资商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微观视角,建立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不同类型的FDI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进一步地,利用2006-2011年的月度数据对理论模型的观点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FDI与服务业FDI均与人民币汇率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短期还表现为一定的负相关性。两行业FDI流入成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     

Promoting exports: the role of inward FDI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1970s, exports and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 China have risen dramatically under the open-door policy. The critical role of FDI in China's exports may be indicated by the fact that exports by foreign affiliates in China in 1998 were US$81 billion, comprising 44% of China's total exports in that year. While there is considerable evidence on the FDI export linkage in China, systematically empirical analyses have been limited.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ssue using panel data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the period of 1986–1997. The findings support the widely held belief that increased levels of FDI positively affect provincial manufacturing export performance.     

开放三十年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结构演变及动因分析

开放30年来,外商直接投资(FDI)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对外逐步开放的特点、跨国公司在华战略布局以及我国各地区对外资吸引力的差异等因素,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区位呈现不平衡和动态发展的特点。本文通过对FDI在华投资30年的回顾,总结FDI进入中国不同区域三个阶段的特点、在华投资区域产业分布的特点以及不同来源地FDI区域分布的特点,指出中国政府的政策性因素、跨国公司的战略性因素和地方发展的禀赋性因素是造成FDI在华投资区位结构变动的主要原因。     

关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已经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大量文献讨论了投资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协整检验及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于中日双边贸易所产生的效应.结果表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日进、出口均表现为一种显著的协整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具有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与中国对日本进口仅有单向的因果关系.     

中国工业行业外商投资结构的环境效应分析——基于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我国35个工业行业2001～2007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工业行业FDI以及不同污染程度和不同要素密集度的行业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总体工业行业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进一步进行行业结构分组后发现,轻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FDI对环境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重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FDI对环境的影响并不显著;技术密集型行业的FDI对我国环境则产生了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的FDI对环境影响并不显著。文章最后分析了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地方政府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一个三方博弈的解释

随着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关FDI规模是否适度的问题就值得关注。本文利用缺口理论,通过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外商直接投资者三方的博弈分析,探讨了FDI规模问题,以此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利用FDI规模增长的内在机制,并得出FDI规模问题实质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结论。相应地,解决FDI规模问题就需要中央政府清理整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策不一致的招商优惠政策。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主要投向第二、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实际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制造业，第三产业实际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房地产业、批发零售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与中国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回归分析表明外国直接投资有利于中国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利于第一产业的发展。针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目标，本文提出中国吸引外资的建议。     

香港FDI进入中国大陆的决定因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进入中国大陆的FDI主要来自日本、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入中国大陆的香港FDI主要有港商投资、在港中资机构投资和“假外资”投资等三种类型。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是香港FDI进入的优先区域,并向内地呈梯度分布。我们以1980—2008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研究了香港FDI进入中国大陆的决定因素。本文结论显...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农产品加工业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了近年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农产品加工业国内投资和就业没有明显的挤出效应,技术转移的效果显著;但较大的技术差距不利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获取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外溢效应。     

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影响的具体机制进行了阐述,然后在赵奇伟等(2007)所构建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经验分析。采用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现有外资规模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滞后,是造成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的原因之一。文章最后针对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以获取正向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