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下农户整治意愿影响因素比较研究

研究目的：比较在宅基地置换和村庄归并两类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下农户整治意愿影响因素的异同,为制定差别化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政策提供支持。研究方法：比较分析法,农户调查法,Logistic回归分析法。研究结果：宅基地置换模式下,年龄、人口数、房屋建筑年代、喜好房屋类型、政策认知状况以及对生活成本的接受程度是显著影响农户整治意愿的因素;村庄归并模式下,农业收入占比、宅基地面积、生态环境满意度、补偿方式和对生活成本的接受程度是显著影响农户整治意愿的因素;两类模式下,除对生活成本的接受程度是共同显著影响因素外,其他影响因素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研究结论：不同区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不同农户的居民点整治意愿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新时期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政策应着眼于各区域的客观实际,分区、分类推进,体现出差别化。     

农村居民点综合破碎度评价及影响因素探测*——以山东日照市为例

[目的]尝试借鉴景观格局的研究思路,对农村居民点破碎化程度进行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合理进行土地整治提供辅助依据。[方法]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形状和分布特征,构建了乡镇尺度上的农村居民点综合破碎度评价模型,并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居民点整理模式的针对性建议。[结果]以沿海平原地区——山东日照为例的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破碎度综合指数(FCI)能够较好地反映沿海平原地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异特征;沿海地区FCI大于内陆地区,形成了"阶梯状"的空间分布格局。(2)多元回归模型可以较为准确地探测出破碎度影响因素;研究区FCI的显著影响因素包括距海岸线的距离、距县城的距离、坡度、道路密度等。[结论]通过分析不同等级破碎度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可以为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开展土地整治、城乡协调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土地利用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家庭生命周期是研究农户行为的重要理论视角。文章借鉴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内涵,利用扬州市邗江区289户微观样本,剖析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 统计分析法和有序Logit模型。结果 （1）家庭生命周期特征变量对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有显著影响,其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初始家庭＞成熟的核心家庭＞成长中的核心家庭＞扩大家庭＞萎缩家庭;（2）政策了解程度、家庭年收入、承包地面积、农民收益增加、子女就学条件改善和居住环境改善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的关键因素。但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的关键因素存在异质性;（3）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中,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农户意愿既有共同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性影响因素。结论 应重视农户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特征和演变规律,并将其作为制定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的重要依据;针对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中农户意愿的共同因素,采取普适性措施;对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中农户意愿的差异性因素进行识别,“对症下药”。     

农村居民点集中与农地流转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目的：以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典型地区的农户作为案例,分析农村居民点用地集中与农地流转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为推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Logistic模型。研究结果：（1）农村居民点集中意愿由低到高顺序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2）农村居民点集中意愿受农地规模经营显著影响,而自种+转包/租赁方式影响都不显著;（3）年龄、家庭收入、补偿方案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集中影响显著,而承包地经营方式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三个典型地区的农村居民点集中与农地流转中的规模经营具有显著相关性,且受到年龄、家庭收入、补偿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SEM的陇南市农村居民点整治中农户心理契约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目的:对农村居民点整治中的农户心理契约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为农村居民点整治如何充分体现农民意愿提供决策依据。研究方法:结构方程模型(SEM),信效度分析。研究结果:(1)农户现居住条件满足度与农户搬迁条件心理期望呈正相关关系;(2)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治问题较多受到关系型心理契约影响;(3)在各个影响因素中,农民较为重视基础设施、医疗服务、初级教育等因素,而忽略娱乐文化、商业服务等因素。研究结论:在农村居民点整治中,应关注影响农户行为的心理契约因素,引导农户从关注人际交往模式的关系型心理契约向更加关注长远利益、建立互助友爱协作模式的发展型心理契约发展,应逐步加强娱乐文化、商业服务等高层次服务设施建设。     

基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法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评价研究——以安徽省六安市为例

本文以六安市为例,以2014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标准法,测算安徽省六安市各县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并从自然适宜、生态安全、社会经济可行以及潜力可拓展等4个方面,建立相应限制条件下的指标体系,依据"木桶效应"和"最小因子限制律"理论,对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进行逐级修正的测算,以期更加科学地指导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工作。     

河南省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通过对粮食主产区的农户进行调查,探讨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促进土地流转的顺利运行,同时为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村土地改革提供政策建议。[方法]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以河南省粮食主产区为调查区域,通过问卷调查及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年龄、农户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量、家庭人均年收入、非农收入的来源、流转政策、流转方式、是否有土地流转市场及农业合作社对土地流转意愿正面影响,而与城镇的距离对土地流转意愿负面影响,其中农户文化程度、非农收入来源、农业合作社以及土地流转市场这4个自变量是河南省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意愿主要影响因素,且达到显著影响。[结论]河南省粮食主产区土地流转意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土地流转快速发展及多元化形成的背景下,文章研究结果对于河南省土地流转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基于Voronoi图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及整治潜力研究——以威宁县为例

研究借助Arc GIS空间分析技术和Voronoi图Cv值法对贵州省威宁县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威宁县农村居民点Voronoi图Cv值为105.49%,空间分布类型属于集群型。以乡镇尺度看,草海镇等7个乡镇空间分布类型属于随机型,其余28个乡镇为集群型。在此基础上采用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测算威宁县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值,结合各乡镇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类型和整理潜力,将全县35个乡镇划分为集群型优势区、随机型优势区、集群型劣势区、随机型劣势区四个不同等级的整治潜力区划,其中整治潜力集群型优势区主要分布在云贵乡、雪山镇等11个乡镇,随机型优势区主要分布在草海镇、麻乍乡等5个乡镇,集群型劣势区主要分布在黑土河乡、中水镇等17个乡镇,随机型劣势区分布在兔街乡、黑石镇,并据此分析和探索各区划内农村居民点整治的方案策略。     

林农参与林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为例

以河北省林农参与林业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作为出发点,通过实践调研的方式获取林农参与林业保险意愿相关影响因素的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了各因素对林农参与林业保险意愿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显示:林业经营是否受灾、林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林农对林业保险的了解程度、林地经营类型、林业灾害损失占家庭收入的比例5个因素显著影响林农参与林业保险的意愿;林农的学历、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年收入、收入主要来源和林地面积6个因素对林农参与林业保险意愿影响不显著。     

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的效应、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南省长沙市为例

研究农民集中居住意愿及影响因素可为地方政府科学地制定农民集中居住政策提供参考。城市边缘区作为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地,研究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长沙市为例,从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两个方面,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城市边缘区农民集中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居住房屋修建年份、家庭人口数量、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家庭宅基地面积和承包地面积、家庭居住房屋类型等,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完善农民集中居住区公共服务,加大农民就业服务力度,有针对性地引导农民集中居住。     

基于GIS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及整治规划方案探讨——以辽宁省沈阳市祝家街道为例

为大力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统筹安排、科学指导土地整治活动,在东陵区土地整治规划基础研究中,针对祝家街道农村居民点分布现状,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通过对研究区主干道路辐射面积、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范围、最佳耕作半径及地形坡度等因素进行空间分析,定量分析这4个因素对居民点布局的影响.结合基本农田和河流水面要素的叠加分析,将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分为整体拆迁区、保留发展区和优先发展区,并指明了17个行政村的整治规划方向.     

农村居民点多维要素共生特征与整治策略 ——以贵州省江口县鱼粮溪村为例

研究目的：探究农村居民点多维要素共生机理与特征并提出整治策略,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参考。研究方法：质性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村域尺度农村居民点由“人”“地”“业”“房”要素构成,4维要素间彼此联系、相互响应,并按一定共生规律组合与作用而形成具有共生结构和共生功能特征的农村居民点共生系统;（2）村域经济社会环境与多要素变化共同推动鱼粮溪村居民点共生模式由“寄生→偏利共生→互惠共生”有序演进,不同模式下“人”“地”“业”“房”关键要素的发展程度与相互作用机制不尽相同;（3）基于农村居民点多要素共生机理,可凝练出协调多维共生单元、完善村域共生环境及加快共生模式转型3种整治策略。研究结论：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点整治应充分考虑其共生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激活乡村人口、土地、产业与住宅等关键要素活力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     

基于村庄类型差异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研究 ——以聊城市为例

研究目的：梳理村庄类型与农村居民点整治间的逻辑关系,探究基于村庄类型差异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并提出因类施策的整治方案。研究方法：空间叠加分析法、等级组合法、综合指数法。研究结果：（1）基于城镇辐射影响、规模集聚程度、生态胁迫度的村庄类型识别,结合特色资源、区位条件和“三区三线”管控要求的村庄类型筛选,将聊城市5 782个村庄划分为4个一级类和8个二级类,为分析不同类型村庄在发展特征、整治潜力和需求等方面的差异提供有效支撑;（2）聊城市农村居民点现实整治潜力为15 155 hm2,占比16.7%;各村庄类型的“数量—格局—质量”整治潜力特征差异明显,存续提升型是数量最多且潜力最高的重点整治类型,可整治面积占45.7%;（3）根据各个类型村庄的潜力特征及其影响机制提出整治对策和实施项目。研究结论：考虑村庄类型的差异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点整治潜力测算的合理性,研究成果可为实现多元化的整治目标、优化村庄功能布局、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路径。     

农村居民点整治中的土地发展权运作体系*——以宁波市余姚最良村村庄整治项目为例

［目的］利用土地发展权理论分析农村居民点整治中城镇建设需求、耕地资源保护、区域均衡发展三大核心要素的运作机制,分析并优化农村居民点整治中的土地发展权运作体系。［方法］文章以土地发展权作为基础,通过对农村居民点整治中实现的要素均衡进行分析,从配置与转移两大角度建立了农村居民点整治中土地发展权理论框架,并以宁波市余姚最良村村庄整治项目为例分析了其中的发展权运作体系。［结果］土地发展权理论的引入能使耕地保护、城镇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3个要素有效融合; 土地发展权的配置遵循先量化、总量再分配的过程,配置完成的发展权可通过转移的方式实现更高程度的利用; 发展权的理念已经在农村居民点整治中有所体现,实践中土地发展权的配置对象为土地指标和经济收益,并可在拆旧区、还建区和建新区内实现转移。［结论］未来农村居民点整治中应逐步融入土地发展权理念,通过赋予其法律地位,将其纳入规划体系,制定配套规则准则,引入市场机制等举措,完善土地发展权配置和转移体系。     

基于生态约束的山区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研究*——以河北省涞源县为例

［目的］当前的村庄整治实际工作中,特别对于山区生态较脆弱的区域,在进行农村居民点整治前需考虑区域生态条件,统筹好村庄整治工作和生态之间的关系,促进农村居民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使村庄向着生态友好型发展。［方法］文章选择太行山区的河北省涞源县为研究区域,首先以生态服务性和生态脆弱性为出发点,综合评价县域生态重要性,以此评价结果作为基础来约束未来农村居民点整治的生态安全性,然后以改善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和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为原则,对285个行政村的整治潜能进行评价,最后将整治潜能评价结果落在生态重要性分区图上,运用互斥矩阵模型,将农村居民点合并为重点发展区、积极发展区、转型发展区、限制发展区4种整治区域,并针对不同整治类型区提出不同的整治模式及发展方向。［结果］涞源县农村居民点分布在重点发展区的面积为1 56552hm2,积极发展区面积为1 64892hm2,转型发展区面积为61932hm2,限制发展区面积为55084hm2。［结论］这不仅有利于山区农村居民点的资源优化整合,同时在居民点整治活动时空安排及区域生态保护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衡水市农户土地资源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与行政干预

[目的]通过了解河北省衡水市农户土地转出的意愿状况,分析影响农户土地资源转出意愿的关键因素,并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为构建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奠定理论基础,促进衡水市农民的现代化发展。[方法]文章结合调研情况,对样本区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行为进行了统计描述和分析研究,并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土地使用权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找到了影响衡水市土地流转的关键性因素。[结果]研究表明,户主年龄、从事职业和文化程度、农户家庭非农收入以及农户家庭兼业人数等与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数值分别为0. 018、0. 000、0. 010、0. 000、0. 028,而农户家庭农用机械数量则与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数值为0. 033。此外农户社会保障程度和农户对政府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了解程度等因素也影响着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结论]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显著性因素包括家庭非农收入、户主年龄和职业;另外,户主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非农收入、家庭兼业人数和农用机械数量均是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重要内容。     

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面积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孝感市杨店镇为例

研究目的:确定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面积存在盖异的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方差分析法,多元线性回归法、主成分分析法.研究结果:通过分析认为扬店镇现状人均居民点用地差异主要由耕地资源禀赋、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生活水平等因素引起.研究结论:促进扬店镇农村居民点集约节约利用的有效途径为改善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完善农地流转制度和进行中心村建设.     

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意愿及影响因素,提出应从加强政策引导,推动政策实施;搭建年轻人回乡发展平台;加大对农民和村干部的培训力度;提高农民收益;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等政策建议,提高农户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参与度。     

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与整理潜力分析——以辽宁省桓仁县为例

在对桓仁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区域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采用极值法、层次分析法和成对比较法建立居民点用地潜力评价体系,得出各指标权重,将其与标准化指标的乘积作为综合评分,对该县2000—2008年间的居民点用地情况进行评价,得出各个乡镇居民点用地的理论潜力和现实潜力。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桓仁县的居民点用地理论潜力和实际潜力均较大,其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任务比较艰巨,鉴于此提出了加强该地区居民点用地管理的建议。     

影响山西省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因素分析

研究目的:通过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影响因素分析,探索山西省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可行性。研究方法: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研究结果:(1)从房屋的结构和利用来看,山西省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潜力为6.2%—8.0%;(2)从当前农村人口迁移的角度看,农村居民点整理的潜力很大,全省总体水平应该在20%以上;(3)从农村人口迁移前后农村居民点条件差异的角度,土地整理后增加耕地、建设用地数量要打折扣;(4)整村搬迁和拆旧平空是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两种方式,适合不同情况;(5)农村居民点整理需要政府在资金方面给予大力支持;(6)向小项目倾斜、向基层倾斜是分散、小型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管理模式。研究结论:山西省农村居民点整理有巨大潜力,应该优先从耕地整理潜力大的几个盆地开展,优先实施拆旧平空的旧村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