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保护补偿的经济学解释

研究目的:分析耕地保护补偿中的价值分配调整,为补偿标准核算和补偿模式设计奠定理论基础。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和模型分析法。研究结果:耕地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建立补偿机制的原因,耕地保护补偿是通过重新调整耕地价值分配、使耕地价值的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其基本思路是"公平优先、效率跟进"。研究结论:根据福利经济学的边际生产率分配论以及外部性内部化的基本原理得到耕地保护补偿的三大基本条件,确定补偿提供者和接受者的依据是外部性的提供或接受情况;耕地保护主体的机会成本损失是补偿额的下限,而耕地为其他社会成员提供的正外部性价值应是补偿额的上限;应根据各地的占地压力实际进行梯度化补偿,对占地压力过大或过小地区进行补偿是不经济或没必要的。     

关于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思考

研究目的:基于对河南省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的思考和研究,期望通过制度创新更好地促进补偿机制发挥作用。研究方法:经验总结法和描述性研究法。研究结果:目前耕地保护补偿工作的重点是建立激励性补偿机制,从目前国家和地方的财力分析,单纯以经济补偿方式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不能成为落实耕地保护的主要措施。研究结论:考虑地区发展定位是促使补偿机制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确定与发展水平适应的补偿标准能够调动保护耕地积极性,拓宽补偿方式来弥补资金和实物补偿成效不足的问题,建议在粮食主产区以国家补偿为主开展试点。     

规划管制背景下差别化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研究:回顾与展望

各类规划管制制度的实施将土地资源分为生态资源优势区和经济发展优势区,造成了管制区域内外耕地保护权责的不对等,加之耕地保护生态补偿具有尺度依赖和空间差异的特征,因此构建差别化的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是提供有效耕地保护激励的关键和难点。本文采用文献归纳法和比较分析法,从规划管制背景下生态补偿机制对耕地保护的激励作用、耕地保护生态补偿的机制以及尺度依赖、空间差异与差别化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本文提出应在考虑尺度依赖和空间差异的基础上对差别化耕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系统研究,为我国新时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下的耕地保护由"被动"变为"主动"提供理论支撑,助力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     

基于熵权法的跨省水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与资金分配 ———以东江流域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与资金分配是建立跨省水生态补偿机制的难点和关键问题,需要结合试点以来的实际保护投入和保护效果,根据补偿性质的不同,分别计算直接成本补偿量和机会损失补偿量,再将直接成本补偿量分配到水源区各区县。建立基于跨省断面水量水质和投入效益的补偿量计算模型与资金分配的熵权模型,以东江流域跨省生态补偿试点为例,计算得到江西省东江源区水生态保护年补偿量31.86亿元,其中直接成本补偿量11.06亿元,并按37.2%、32.2%、30.6%的比例分配给源区寻乌、安远、定南三县。此结果高于《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的协议》的补偿金额,可为我国实施跨省水生态补偿中优化补偿标准和资金使用,实施差别化补偿方式提供支撑。     

基于忠县农户调查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需求分析

研究目的:从意愿角度揭示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需求的影响因素,为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提供建议。研究方法:农户调查法,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法。研究结果:农户经济补偿需求意愿存在较大差异;耕地利用比较效益、家庭人口数、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耕地保护意愿指数、经济补偿期望值、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需求影响显著。研究结论:构建重在保障农户权益的经济补偿机制势在必行,必须从补偿区域、补偿对象、补偿运作、补偿来源等方面创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     

地方政府耕地保护激励契约设计研究

研究目的: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探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耕地保护最优激励契约设计问题,为破解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两难困境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对地方政府的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任务进行了分析,并对激励契约进行了设计。研究结果:现行激励机制存在诸多缺陷,迫切要求改进。多任务激励成本相互独立下地方政府激励是绝对风险规避度、边际激励成本变化率和可观测变量方差的递减函数;多任务激励成本相互替代时,增强耕地保护激励必须弱化经济发展的激励,而完全替代时不同委托任务的边际收益必须相等。研究结论: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要积极推进耕地保护绩效与政绩挂钩制,建立耕地保护动态督查制度,促进政绩考核体系绿色化;完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的关键要素分析——基于粮食主产区农户认知视角

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是新时期我国落实耕地保护的重要举措。基于粮食主产区农户认知视角,结合河南省焦作市459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对实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关键要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农户对耕地保护的认知度较高,但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的认知程度偏低;对建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的愿望较强;其受偿主体为农户,给付主体分别为中央政府、耕地占用者及地方政府;补偿标准为12004.8元/hm2(800.32元/亩);补偿资金应以县为单位,按农户个人账户按年发放;补偿资金的管理主体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监督主体分别为中央、地方政府及村民小组。     

基于“三生”功能的黑土区耕地资源价值影响因素分析 ——以黑龙江省克山县为例

研究目的:分析耕地"三生"功能影响因素与耕地资源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完善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提供科学依据。研究方法:计量经济模型、空间展布模型、小波相干模型。研究结果:(1)研究区的耕地资源价值平均值为146.89元/m~2,其中耕地资源社会价值最高,经济价值次之,生态价值最低。样本区耕地资源价值呈自西北向东南降低的明显空间分异特征。(2)基于耕地"三生"功能要素,影响研究区耕地资源价值的敏感性因子9个,影响强度大小有所不同。其中建设用地比例、病虫害发生面积和障碍层厚度三个敏感因子对耕地资源价值的提升具有反向作用,其他因子具有正向作用。研究结论:耕地的"三生"功能要素对耕地资源价值作用的强度大小和方向不同,耕地资源价值应体现耕地的"三生"功能影响因素。耕地保护补偿方式应从耕地的数量、质量和生态补偿向基于耕地"三生"功能因素的综合补偿方式转变,这也与征地补偿的初衷——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目标相符。     

基于耕地多功能的江苏省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研究

[目的]耕地保护补偿是耕地保护约束性政策的有力补充。文章基于耕地的多功能属性及不同功能在耕地保护中的作用,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域,探讨江苏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方法]该文首先从生产、生态和社会3个层面构建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用熵权法评价得到耕地多功能指数,然后通过当量因子法和替代法计算得到耕地外部性价值,再结合耕地多功能评价和耕地外部性价值,将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指数的比重分别作为权重,对耕地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加权求和,并进一步修正得到江苏各市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结果]以2018年为基期,计算得到基于耕地多功能评价的江苏省平均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为0.859 7万元/(hm²·年),其中补偿标准最高的地区为连云港市,为1.144 6万元/(hm²·年),最低的为无锡市,为0.520 3万元/(hm²·年)。[结论]研究得出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兼顾耕地自身功能和价值,反映了耕地功能与补偿标准之间的联系,今后可从补偿资金供给、资金分配及利益调整机制等方面加以落实。     

耕地保护及其必要性:不同兼业程度农户的认知与意愿——基于珠三角的调查与实证

[目的]探究不同兼业程度的农户对耕地、耕地保护、耕地保护补偿的认知差异,并通过回归方程探究不同兼业程度的农户对实行耕地保护政策必要性认知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激发农户的耕地保护积极性,优化耕地保护政策的实施绩效提供依据。[方法]运用农户调查问卷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以农户认为实行耕地保护政策是否必要为因变量,以反映农户特征、耕作情况、耕地认知情况、耕地保护态度的13个变量为自变量,对农户认为是否有必要实行耕地保护政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农户类型在1%的水平上显著,纯农户认为实行耕地保护政策的必要性低于两类兼业农户;性别因素在5%的水平上显著,女性农户更认为实行耕地保护政策是必要的;家庭农业年收入在1%的显著水平上呈正向影响;耕地质量和耕地保护行为认知程度这两个多分类变量均只有个别哑变量显著。[结论]加大农户层面耕地保护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宣传教育;国家级耕地保护补偿统一化,各省、市可实行差异化的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尽可能满足农户的真实诉求,给农户选择耕地保护方式的自由;鼓励耕地流转和托管,创新和完善相关制度设计。     

省级基本农田数量确定与指标分解方法初探

研究目的:探讨基本农田数量确定和指标分解方法,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供依据。研究方法:因素分析法和半定量分析法。研究结果:综合考虑现状与规划耕地的总量,基本农田的供给条件以及上级下达给本区域的基本农田保护指标确定江西省基本农田数量为2459198.61 hm 2,基本农田保护率为86%;采用因素法,综合考虑各设区市人口、耕地面积、后备资源、粮食总量以及非农占用耕地等因素将江西省基本农田分解下达给各个设区市。研究结论:基于多因素的半定量的基本农田数量分解方案方法综合了客观现实与人为主观判断力,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可以为即将开展的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提供一定依据。     

耕地生产、生态功能视角下巨型城市区耕地补偿分区与补偿金配置研究

研究目的：探讨巨型城市区耕地生产、生态多功能需求下耕地补偿分区及补偿金配置模式。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和模型分析法。研究结果：耕地补偿分区以耕地功能供需关系为直接依据,以区域公平为出发点;食物生产功能应是各级补偿分区的第一准则,生态服务功能应作为该功能需求强烈的巨型城市区的第二准则;复杂的层级式行政管理体制下,粮食安全视角的补偿金配置应以省级补偿关系为起点,兼顾土地利用效率理论及区域主体功能定位,采用自上而下的路径配置到末级实施单元;生态安全视角的耕地补偿面向巨型城市区内部,补偿分区及补偿金测算可直接到末级实施单元,不需要复杂的资金配置体系。研究结论：提出“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二元制的巨型城市区耕地补偿分区模式及补偿金配置模型”,珠三角的案例分析验证了模式及模型的良好可行性。     

基于农户生产决策视角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测算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生产决策理论,剖析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形成机理,并以非粮化经济补偿标准为例进行实证测算,为国家实现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目标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边际分析法,计量模型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研究结果:多宜性耕地用途之间的边际利润差异是诱使耕地非粮化与非农化的经济动因,需要对限制完整耕地使用权所导致的农户利益损失进行合理的经济补偿。研究结论:耕地投入粮食生产的边际利润明显低于其他农地利用方式的利润,为了提高农户耕地保护与粮食生产动力,需要设置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资金,并改革现有粮食直补方式与农地分散经营格局。     

城乡征地增值收益分配：农民的反应与均衡路径

研究目的：探索统筹城乡征地增值收益的可操作性措施,减少城乡利益冲突并增加利益互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比较借鉴法、逻辑分析法。研究结果：通过对浙江省800位农民的调查,表明不同经济水平、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教育背景等各类群体农民对征地增值收益分配有不同的反应和需求,但他们对于失地后生活的担忧以及分享增值的要求则是共同的。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农地转用增值利益分配经验,提出减少城乡冲突、统筹城乡征地增值收益的可操作性途径。研究结论：农民有权参与分配土地转用增值、分享城市化发展成果,分享的比例应在30% — 50%之间。为与现行政策衔接,这30% — 50%的土地转用增值可以通过提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社会保障补偿费、教育培训费等形式让农民分享,并从中划出一部分补贴新政实施前的被征地农民,确保纵向平衡。     

高标准农田建设经验及改进建议——以连云港市赣榆区为例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提升粮食产能、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促进农业现代化与高效化的重要手段。文章通过对连云港市赣榆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状况的调查,总结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主要经验及面临的困境和不足。赣榆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经验包括:创新设计理念、因地制宜选址、科学编制规划、及时上图入库、建设生态良田等。高标准农田建设存在的不足:地块整合不够充分、投资标准不够合理、建设模式趋于固化、土地复合功能不足、规划设计不够系统、建后管护不够到位等。改进建议:(1)优选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加快实现现代化经营;(2)因地制宜进行建设投资,提高项目资金分配合理化水平;(3)建设复合型农田,充分发挥土地生态功能;(4)用户理念与规划设计相结合,显化高标准农田建设效应;(5)强化后期管理维护,保证项目长效运行。     

中国农地征转用的价格增值分析

研究目的:农地征转用过程中的土地价格变化及其对农民利益的影响。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利用1990年以来的国家建设征地数据和农地产值、城市基准地价等数据,测算出1990—2003年间,农民集体在土地征收环节的贡献值约2.5万亿元;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与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相比,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被征地农民的利益损失更为严重。研究结论:现行征地补偿制度对农民利益损害严重,应推进征地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改革。     

农地经营权稳定性对农业生产绩效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

研究目的:揭示农地经营权稳定性对于农业生产绩效的影响机理,为相关部门制定提高农业生产绩效的政策安排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中介效应分析法、归纳总结法。研究结果:农地经营权的时间持续性对农业生产绩效显著正向作用,作用路径主要是农业生产投资、抵押信贷金额和农地转入规模等;农地经营权的权利保障性对农业生产投资影响并不显著,但提高了转入农户的贷款可得性,进而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绩效,同时,也有利于获得规模效应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研究结论: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绩效,必须充分落实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建立农地经营权稳定的长效机制,加强农地经营权权利保障,规范农地流转管理。     

中国东、中、西部之间耕地保护协调——土地效率理论存在的问题

研究目的:分析土地效率理论(以效率分配农地非农化指标理论)存在的问题,研究地区间耕地保护协调的方法。研究方法:文献法,理论分析法及计量经济方法。研究结果:农地非农化指标的分配不应该仅根据效率差异决定,而应综合考虑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1)如果在地区间实行非农化指标转移,补偿机制是否建立依赖于两地区资金对土地边际技术替代率的关系;(2)以用地效率来指导非农化指标分配的思路能够提高两地区总体的产出水平,但两地区之间公平会受到损害;(3)农地非农化指标转移等类似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