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整治项目绩效评价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本文在分析土地整治项目绩效评价内涵及评价内容的基础上,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和多因素分值加和法,构建了江西省土地整治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评价指标体系设定评分标准,更具有操作性。作者以江西省2010和2011年度土地整治示范建设147个子项目绩效评价为例,从项目绩效目标、项目资金情况、项目管理情况、项目产出情况和项目效益情况5个维度进行评价,并另附一票否决项作为附加指标,为土地整治项目绩效评价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以期为完善土地整治项目效益评价体系,提高项目决策和管理工作水平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江西省2010和2011年度土地整治示范建设项目绩效等级良好26个,占18%,其余为合格,无优差等级。     

土地整治项目绩效评价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

在分析土地整治项目绩效评价内涵及评价内容的基础上,利用模糊层次分析方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原理与模型,构建了土地整治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土地整治项目绩效评价技术路线,并进行实证分析。     

土地整治生态效益定量化评价——以山东省章丘市绣惠镇为例

根据土地整治项目区农田生态系统的特点,选择了固碳制氧、净化空气、气候调节、蓄水能力、水土保持、农业观光旅游等6类指标,采用市场评价法、成果参照法、影子工程法、生产成本法等定量化评价章丘市绣惠镇土地整治项目区整治前后的生态效益。结果表明:整治后项目区生态效益比整治前增加了163.53万元,在所选定的6个指标中,除蓄水价值减少外,其余各项生态价值均增加,土地整治工程的实施能够有效增加项目区的生态效益,但也要警惕生态系统的逆向发展。在项目的规划设计、工程建设以及后期管护阶段,要将生态效益理念贯穿始终。     

农地整治对耕地细碎化的治理效果及其原因分析 ——以湖北省江夏、咸安、通山三区（县）为实证

研究目的:探讨农地整治对耕地细碎化的治理效果及其原因。研究方法:综合指数法,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结果:(1)从农地整治项目区总体来看,农地整治后,耕地细碎化程度仅降低了1.79%;(2)实施了土地权属调整的土地平整区的耕地细碎化程度降低了12.20%,高于未实施土地权属调整的土地平整区(3.46%);(3)项目实施管理者对土地平整工程重要性的认知较低,且39.13%的项目实施管理者认为没有必要增加土地平整工程投资标准;(4)分别有24.88%和28.29%的受访农户不愿意进行土地平整和土地权属调整,且农户对土地平整会造成耕地质量下降的担心程度对农户土地平整意愿有显著负影响,农户对土地权属调整会对自己不利的担心程度对农户土地权属调整意愿有显著负影响。研究结论:(1)农地整治项目实施有助于减轻耕地细碎化程度,但效果不明显;(2)在农地整治项目实施过程中,只有土地平整和土地权属调整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理耕地细碎化;(3)农地整治治理耕地细碎化程度效果不明显,是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农地整治如何重塑治理主体?

在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治理格局大背景下,农地整治开启了由管理向治理转型升级的进程,农地整治重塑治理主体的路径和机理值得深入挖掘。遵循"整治—产权—主体"的逻辑理路探究农地整治对治理主体的重塑路径,即土地产权配置决定治理主体结构关系、土地产权流转建构治理主体弹性互动和土地产权重构增进治理主体价值共识。农地整治重塑治理主体的核心机理在于,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三条路径之间联动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共同目标、能力提升和价值共识是其关键影响因素。这揭示了公共利益生产和分配塑造治理主体的根本逻辑。     

基于可转移土地发展权的农村土地整治项目融资机制分析——以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为例

处于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浙江省创造性地设计出类似于美国可转移发展权制度的建设用地复垦指标政策,此项政策使地方政府可通过农村建设用地复垦换取建设用地指标,从而为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提供重要的资金支持。基于对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的实地调查,本文分析了这种创新融资机制生成的内在需求和制度背景、机制运行现状及效果,探讨了这一融资机制的局限性以及项目参与者土地利益关系问题。研究认为,单独依靠可转移建设用地复垦指标不能完全满足农村土地整治项目资金需求;政府主导参与对项目融资成功有正面影响;在建设用地复垦指标转移过程中需给予农民选择权、增加农民市场参与权。     

土地整治项目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与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归纳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实践中的困境,研究土地整治项目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和典型案例,为土地整治提供理论指引和案例参考。研究方法:田野调查、访谈、问卷调查、演绎归纳法。研究结果:(1)土地整治项目实施中存在管理困境和放权忧虑两个困境,是土地整治项目协同治理分析框架的逻辑起点;(2)土地整治项目协同治理分析框架既包括内部的项目管理,也包括外部的项目治理,并且是项目管理与项目治理的内外有机系统;(3)案例研究表明在项目管理与项目治理两者协同作用下,土地整治项目能够有效实施和运作。研究结论:(1)土地整治项目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是对土地整治项目管理中的困境有效回应;(2)理论框架与案例研究表明土地整治项目协同治理能有效提高项目管理效率。     

土地整治项目资金筹集途径探讨——以江西省为例

通过对江西省现有土地整治项目资金筹集途径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土地整治项目现有资金筹集途径存在以下不足：（1）土地整治项目资金筹集途径单一;（2）土地整治项目资金筹集途径仍然依赖中央新增费;（3）复垦投资和其他社会型资金没有形成规模,并缺乏可循的筹资规律;（4）土地整治项目所筹资金较少用于土地复垦。完善土地整治项目资金筹集途径的建议：（1）拓宽筹资途径,改变筹资途径单一的现状;（2）增加地方政府资金投入金额;（3）拓宽社会资金筹集途径,丰富土地整治项目筹资途径;（4）适当增加土地复垦项目。     

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研究

乡镇政府、村委、普通村民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面临决策互动、利益纠纷。根据农村土地 综合整治中政府的作用,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分为政府强制型土地整治、政府主导型土地整治、市场介入 型土地整治三种类型。选取周口平坟、崖口村围垦—土地转让、成都建设用地票交易作为实证材料,运用 乡村治理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用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从根源上看清土地整治的现状。 发现区位在某种程度上能影响土地整治类型。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中的行事与乡村关系有很大的关联,制 度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传统的乡村关系。因为市场介入土地整治在农村变得更有活力。同时进一步 探讨了引起制度创新的原因: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若政府强制交易,交易成本巨大。引入市场后,交易顺畅, 城镇化速度加快。国家政策给予试点的机会是出于对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区域的政策倾斜。     

基于农民视角的湖北省鄂中平原类型区农地整理项目立项决策评价

研究目的:从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的需求出发,对农地整理项目立项决策进行评价。研究方法:基于熵权改进的TOPSIS法。研究结果:(1)当前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有自然灾害、农业基础设施以及耕地资源禀赋,因此从以上三个方面构建了基于农民视角的农地整理项目立项决策评价指标体系,进而考察了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需求的紧迫度;(2)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从农民的角度来看,湖北省农地整治立项优先顺序应为:孝南区肖港项目、随县新街项目、潜江市浩口项目、随县安居项目、孝南区陡岗项目和潜江市熊口项目;(3)基于农民视角的农地整理项目立项决策评价结果反映了目前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需求的实际要求,但与当前政府主导的农地整理项目立项决策评价结果不完全一致。研究结论:农民是农地整理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和最终受益者,从农民的视角对农地整理项目立项决策进行评价,更符合农民的利益需求,因此,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需求的紧迫度越高的项目原则上应予以优先立项。     

农村居民点整理搬迂方案探讨——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农村土地利用不合理现象较为严重,因而对其进行调整势在必行.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搬迁方案进行了探讨,并结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典型的地形地貌单元,分别选取3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基于农村居民点现状和迁村并点的搬迁模式,介绍了针对不同分区设计的大、小两种搬迁方案,并制定了搬迁距离、耕作距离、零星户数等相关搬迁指标,给出了具体的量算过程,最后得出广西农村居民点搬迁面积.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规模与空间格局协同模拟研究 ——以湖北省宜城市为例

研究目的:提出一种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规模与空间格局协同预测模拟模型,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提供更加准确的决策依据。研究方法:首先对社会经济宏观因素影响下的区域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规模进行分析,进而利用土地利用时空建模方法对农村建设用地图斑的整治概率进行预测,实现潜力规模约束下的整治潜力空间格局模拟,并以湖北省宜城市为案例区对模型的性能进行验证。研究结果:(1)宜城市2021—2035年农村建设用地整治的理论和现实潜力规模分别为4912.46 hm²和2201.94 hm²;(2)模型对宜城市农村建设用地图斑的整治潜力格局模拟准确率为81.58%,召回率为0.9879。研究结论:模型实现了对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规模与空间格局的协同预测与模拟,能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专项规划提供更加精细的决策依据。     

河南省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潜力测算及指标分配研究

为了挖掘"十三五"规划期间河南省农村建设用地的整治潜力,有效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形势,减少闲置废弃地、低效用地等的浪费现象,采用人口预测模型、人均用地指标法和多因素综合法等,测算全省124个县(市)的综合整治潜力并提出各县(市)在新一轮整治规划中可整治的指标分配任务。结果表明:现状农村建设用地面积利用粗放,到2020年全省理论整治潜力非常大;全省到2020年农村建设用地综合整治潜力远远高于规划目标整治面积,各县(市)之间的综合潜力差异性也较大。研究提出在"十三五"期间充分发挥农村建设用地的整治潜力,提高整治能力和管理能力,为土地整治潜力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土地整理效益评价研究——以安徽省郎溪县南丰镇土地整理项目区为例

土地整理效益评价是科学评价土地整理效果的依据。运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等差法构建土地整理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以安徽省郎溪县南丰镇土地整理项目区为例,对项目整理前后的各种效益进行评价与分析。结果表明:该项目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均达到"良好"标准,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力乡村空心化治理的作用机制探析：基于乡村功能演化视角

研究目的：从乡村功能演化视角,探索全域整治助力乡村空心化治理机制,以期为空心化治理决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理论解析法、半结构式访谈法。研究结果：（1）乡村功能演化是生产功能主导向多功能协调的转型过程,具有城镇去中心化、空间减量化、数字智慧化、绿色生态化等特征;（2）全域整治具有对象全面、目标多元、手段复合、主体多样、机制灵活等优势,更适合解决日益复杂的空心化问题;（3）全域整治协同利益主体,以多元机制支持项目建设,实现用地结构重构、质量重塑、布局重组,促进产业升级、融合与增值,结合设施完善和生态改善,实现“地—业—钱—人”空心化治理和三生功能提升;（4）实证研究表明,全域整治以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了产业升级与融合,推动了多渠道资金投入和产出,吸引了人口回流,实现了多维空心化治理。研究结论：从乡村功能演化视角明确了全域整治助力乡村空心化治理机制,未来应从理论内涵、治理路径、政策优化等层面深化研究。     

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投资的时空分异及地域分区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土地整治项目投资的演化阶段及空间格局,探寻投资时空分异内在规律和影响因素,并对土地整治项目投资进行地域分区,可以为土地整治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投资方向的引导提供科学决策依据。研究方法:聚类分析法、变异系数法和重心模型法。研究结果: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投资演进总体上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投资县际之间的差距呈逐步缩小趋势但差异仍较为明显;投资空间分布呈现出以江汉平原腹地为中心,向西北方向呈沿汉江流域与丹江口水库的"M"形增长带,向东南方向呈沿长江流域的"C"形增长带的发展格局;投资重心呈现明显的东南方位偏向;以投资规模为主要标准,湖北省可划分为7个投资类型区。研究结论:自然条件、地区功能定位以及国家政策设计是影响土地整治投资的重要因素,未来湖北省土地整治项目投资需做好区域统筹,同时各区域应结合各自整治的重点方向用好土地整治资金,优化土地整治项目投资效益。     

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与整理潜力分析——以辽宁省桓仁县为例

在对桓仁县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区域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采用极值法、层次分析法和成对比较法建立居民点用地潜力评价体系,得出各指标权重,将其与标准化指标的乘积作为综合评分,对该县2000—2008年间的居民点用地情况进行评价,得出各个乡镇居民点用地的理论潜力和现实潜力。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桓仁县的居民点用地理论潜力和实际潜力均较大,其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任务比较艰巨,鉴于此提出了加强该地区居民点用地管理的建议。     

地震重灾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以四川省什邡市为例

汶川地震后,灾区农村居民点受到严重损毁,灾后重建工作刻不容缓,土地整治工作势在必行。以四川省什邡市为例,从整理自然条件、整理迫切程度、整理意愿等3个方面10个指标,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指标体系,利用"结构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综合指数评价法确定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结果表明,整理成熟区分布在洛水镇、师古镇等乡镇,整理总面积为751.10 hm2;较成熟区分布在湔氐镇、马祖镇等乡镇,整理总面积为1 074.22 hm2;欠成熟区分布在冰川镇、蓥华镇等乡镇,整理总面积为665.54 hm2。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可以使整治项目避免错过最佳的整治时期,为灾后重建工作提出指导性的建议,同时也为土地整治规划编制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