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测量了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水平,分析了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分为非劳动收入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和兼业型;务工主导型农地转出户的人均纯收入和生计资本水平最高,其次是兼业型,最后是非劳动收入主导型;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农地转出户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高的农地转出户倾向于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新农保与新农合参与率高的农地转出户倾向于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     

耕地细碎化对农户家庭兼业化的影响及机制

研究目的：探讨耕地细碎化对农户家庭兼业化的影响及机制,为推动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和保障农民收入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9—2020年的12期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森林模型筛选变量,实证检验了耕地细碎化对农户家庭兼业化程度的影响及机制。研究结果：（1）耕地细碎化显著促进了农户家庭兼业化。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耕地细碎化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成本、降低种植业收入影响农户家庭兼业化程度。（3）异质性分析发现,耕地细碎化对农户家庭兼业化的促进作用在二兼农户、“离农”氛围浓郁以及位于丘陵山区的村庄中更为突出。研究结论：应从推动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促进种植业生产节本增效以及因地制宜保障农户差异化生计需求等方面破解耕地细碎零散、农户分化延缓的问题,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快速城镇化地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 ——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研究目的:针对快速城镇化地区农户生计分化现象,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对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改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与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参考。研究方法:运用价值形态测度方法核算各生计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以两水平方差成分模型确定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因素。研究结果:(1)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存在差异性,大小顺序依次为专业农业型、传统农业型、农业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劳动集约度与资本集约度排序与之基本一致;(2)同一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存在相似性,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总变异中有24.32%是由农户生计策略类型不同而引起的,水平一中农业收入比重、农业补贴、耕地面积、地块平均离家距离、农户离集镇距离与水平二中是否兼业等是影响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显著因素;(3)模型拟合效果评价表明该方法具有可行性。研究结论:耕地利用集约度不仅与农户自身禀赋有关,而且受生计类型影响,政府相关部门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引导农户对这两方面进行调整或完善。     

农户生计资本和区域异质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对其生计水平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生计资本和区域特征下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分析框架,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143个农户家庭数据,扩大研究对象范围,估算出我国农户生计资本储量;细化五大生计资本指标,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从生计资本和区域异质性两个维度考察其对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进行扩展研究,丰富了研究视角。结果表明:(1)我国农户生计资本指标值为2.169,储量较低,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指标值分别为0.474、0.434、0.256、0.325和0.680,各项生计资本分布不均衡,存在较大差异。(2)从生计资本角度来看,家庭劳动能力、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人情往来支出与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土地拥有情况、农副产品收入水平、土地资产水平和农用机械价值与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3)从区域特征角度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比东北部地区更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的生计策略;相较于平原地区,丘陵地区会显著降低农户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可能;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越会增加农户选择农兼型生计策略的可能。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要加大农户教育培训、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条件、继续引导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等差异化政策启示。     

农地转出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生计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地流转作为土地改革中的关键环节,对农户生计策略有重要影响。文章构建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湖北省8个县(区)503份调研样本为数据源,在测算农户生计资本的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农地转出、农户生计资本与农户生计策略之间的影响机理与效应,为完善农地流转政策、提高农户生计水平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存在空间异质,地形平坦区生计资本高,农地转出会降低自然资本,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2)农地转出后农户生计资本改变,进而对生计策略转变产生显著影响,生计资本在农地转出对生计策略影响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农地转出对农户兼业型生计策略有正向显著影响,在平原区与山区影响系数分别为0.901、0.788;农地转出对农户非农型生计策略有正向显著影响,在平原区与山区影响系数分别为0.767、0.861。(3)江汉平原地区农户粮食补贴、社会保障水平高,耕种条件好,在传统观念影响下,农户更倾向于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鄂西生态圈地区农户受到教育、地形等因素限制,更倾向于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文章研究认为,应通过完善农地流转市场、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进而实现可持续生计。     

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农户生计分化机制研究——基于不同地形分区的对比分析

[目的]以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长武县为例,从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两方面揭示各地形区农户生计分化状态,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影响因素,探究研究区农户生计分化机制。[方法]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各地形区农户生计资本现状,并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识别农户生计分化的影响因素。[结果]（1）随着产业与种植结构的变化,务工主导型、苹果种植型以及兼业综合型生计策略逐步从传统农业型生计策略中分离出来,生计非粮化与非农化趋势明显;（2）地形区间农户生计资本差异显著,整体呈现塬区>梁区>沟区,兼业综合型>务工主导型>苹果种植型>传统农业型的特征;（3）受地形条件影响,不同分区间相同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相同因子对同一生计策略的影响程度与方向亦存在差异。[结论]研究区内农户生计分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产业结构调整与气候变化等外部扰动是农户生计分化的前提与基础,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分化的内在属性与驱动因素,地形条件决定生计资本因子影响的方向成为研究区农户生计分化的关键因素。     

不同后顾生计来源农户的耕地生产投资行为研究--重庆市白林村471户农户调查实证

研究目的：剖析不同后顾生计来源农户在耕地租赁、生产资料、生产技术、生产劳动力4方面的投资行为及投资方向。研究方法：农户参与式评估,农户模型,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1）非农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因耕地转包、转赠、撂荒等原因,基本不参与或由其他类型农户代为参与耕地生产投资;（2）农户耕地生产投资行为在耕地租赁、生产资料、生产技术和生产劳动力4方面均表现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农业多样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兼业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其中以生产技术投资差异最为明显;（3）农业规模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的耕地投资行为中以水浇地为主要投资方向,农业多样化经营和兼业化经营后顾生计来源型农户则更倾向于对水田进行投资。研究结论：研究为引导农户耕地流转、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耕地产业化水平的提高。     

农地确权对农户兼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农地流转的中介视角

农地确权政策和农地流转对农户兼业有其内在影响机制,本文探究农户兼业化程度的提升路径,为克服中国农业规模发展局限性、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提高农民收入提供政策依据。从经济学理论出发构建单期影响农户兼业的最优化数理模型,借助华中三省897个农户微观数据,运用IV-Probit模型、PSM模型探究农地确权对农户兼业选择及兼业化程度的影响,检验农地流转在农地确权对兼业化程度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机制,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明晰的农地产权使农户更有可能选择兼业,同时显著提升农户兼业化程度;农地流转具有明显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11.67%,且主要来源于农地转出;农地确权对小规模农户、农地细碎化程度高及农资投入低等农户的兼业化程度提升效果更明显,且进一步发现在兼业类型上农户可能选择务工而非自种或自营;在兼业地区上农户可能选择本县外的区域。因此,要切实做到“确权到户、确权到位、精准确权”,通过结合农地流转更好发挥确权对农户兼业的提升效果,以早日实现乡村振兴。     

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识别与评估

[目的]尽管2020年后我国已经全面脱贫,但脱贫农户仍然面临自然、市场、政策等多重生计风险冲击,非常容易再次掉入贫困陷阱。识别与评估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为政府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巩固脱贫成果提供实证依据,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768户脱贫农户调查问卷为样本数据,运用ESI为综合评价指数,识别与评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的生计风险。[结果]（1）样本区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户主平均年龄最大、家庭规模最小、劳动力数量最少、受教育程度相对最低;非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家庭规模最大;纯农型脱贫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数量最多,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最高。（2）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的生计风险总值依次是纯农型>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型,呈现出兼业程度越高,生计风险越小的特征;纯农型是所有类型脱贫农户中最脆弱的群体,生计风险和返贫风险都最大。[结论]当地政府一方面应积极帮助脱贫农户增强非农生计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完善农业生产配套设施,营造良好的外部基础设施环境,引导脱贫农户寻求适合自身资源的产业发展方式,提高其兼业水平和兼业质量...     

耕地细碎化背景下农户地块整合分析——以河南省粮食主产县为例

本文选取河南省粮食主产县为研究区域,采用Logit回归模型,利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对耕地细碎化背景下农户地块整合意愿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细碎化的生产经营方式不再适合农户的生产需求,农户地块整合意愿强烈;劳动力数量也对农户地块整合意愿产生负向影响,劳动力数量越少,农户越愿意参与地块整合;耕地产权调整是解决由制度导致的耕地产权细碎化问题的有效途径,推进农地整理需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保护农户权利的前提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生产。     

信息获取媒介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策略的多样化是有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自主创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运用无序多项选择模型探讨了信息获取媒介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进一步为了克服变量间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两个工具变量并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内生性分析。研究表明:(1)相对于务农主导型,传统媒介使用频率与现代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兼农型或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并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相对于兼农型,现代媒介使用频率高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2)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杂志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兼农型与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电视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小;报纸媒介、互联网媒介(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普通话能力及家庭经济水平等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也具有显著影响。(3)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现代媒介使用频率依然促进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     

基于农户视角的耕地重金属污染影响因素研究*——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例

[目的]农户是农业土地利用最主要的决策单元,对耕地重金属累积起主导作用。通过对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典型村落耕地重金属污染的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研究,探讨黄土丘陵沟壑区不同类型农户耕地污染影响差异。[方法]选择性采集58个样品,通过单因子指数及内梅罗综合指数进行耕地重金属污染评价,运用普通克里金插值实现综合污染值空间可视化。采用多层次模型进行耕地重金属污染差异的机理研究。[结果](1)典型村落耕地单因子污染指数的平均值大小顺序为:PbZnAsCrCuNi;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介于1.44～1.99,皆处于轻度污染;自给自足型、兼业型和种植型农户综合污染平均值分别为1.66、1.71和1.73;(2)从空间分异来看,自给自足型农户耕地污染空间分布无规律,兼业型污染高值集中于中部地区,种植型污染从东北向西南递减;(3)多层次模型结果显示,自给自足型耕地重金属污染与农户年龄、劳动力数量和地块距离显著相关;兼业型与种植面积、农业收入及地块所处高程和距道路距离显著相关;种植型与保护意识、劳动力数量和农产品价格显著相关。[结论]基于农户视角探讨耕地重金属污染能对黄土丘陵沟壑区发展绿色农业,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科学依据,是促进区域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并行的有效手段之一。     

耕地细碎化、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以常德市为例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视角，分析耕地细碎化、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方法：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结果：（1）耕地经营规模与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呈倒“U”型关系。（2）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作用方向受耕地经营规模影响，耕地经营规模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当耕地经营面积较小时，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有正向影响；当耕地经营面积较大时，耕地细碎化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有负向影响。与此同时，耕地细碎化会削弱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耕地利用生态效率的正效应。研究结论：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受耕地经营规模和耕地细碎化的共同影响，为了提高耕地利用生态效率，在适度扩大耕地经营规模的同时，要整治耕地实现集中连片，扩大地块规模，降低耕地细碎化。     

“一户一田”耕地细碎化治理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 ——基于陕西省榆阳区农户数据的实证

研究目的：基于陕西榆阳区的农户调研数据，探讨“一户一田”耕地细碎化治理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方法：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结果：（1）“一户一田”耕地细碎化治理通过产权重组和土地整治工程融合实现耕地集中连片和设施完善，进而促进农业新技术的应用、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户生计的专业化分工，从而通过农业节本增效增收和非农就业增收实现农户收入提高；（2）实证发现“一户一田”耕地细碎化治理能够显著使农户的总收入提升2.103万元，其中农业收入提升0.483万元，非农收入提升1.620万元，亩均流转收入提升0.089万元；（3）“一户一田”耕地细碎化治理对收入水平高、劳动力数量多、耕地总面积大、地块数量多的农户收入增长更明显。研究结论：依托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政策实践，统筹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和农田建设工程，协同改造“地”的空间形态，以加快耕地细碎化治理，促进新技术应用及人地关系协调，促进农户增收。     

耕地细碎化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农户兼业的中介效应分析

目的 理清耕地细碎化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提高粮食产量、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陕西省603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DEA）测算了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借助Tobit模型分析了耕地细碎化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并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农户兼业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 （1）调研地区全体农户的平均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值偏低且分化严重;（2）耕地细碎化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影响呈现弱显著的倒U型关系;（3）农户兼业程度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影响的总效应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4）农户兼业在耕地细碎化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结论 （1）多管齐下解决耕地细碎化问题,推行适度规模经营;（2）依托个体农户特征差异,针对性引导农户职业合理分化。     

乡村旅游开发下农户生计适应变化与影响机理研究*——以延安市乡村旅游为例

［目的］以延安市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例,结合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适应性理论,分析农户在乡村旅游扰动下的适应策略与适应模式,定量测度不同适应模式农户的适应结果。厘清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提出促进农户及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方法］通过参与性农户评估法及二元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1）旅游开发造成案例地农户自然资本丧失,失地农户由务农或务工为主的单一适应方式向兼业型与非农型转变,分化为4种不同类型的农户,且各类农户在各描述指标方面差异显著。（2）农户的生计资本衡量3个社区旅游开发后的适应结果,生计资本普遍较低且内部各维度差异明显。对比4类农户适应结果可得：复合生计型>务工主导型>旅游服务型>社会保障型。（3）通过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深入解释当下适应结果对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影响农户选择意愿,其中可借款人数是最关键的影响变量。［结论］农户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生计动态适应的影响机制为旅游开发及基于此补偿制度是农户现在生计适应活动的外部起因,按照适应类型以及收入比重,分化为4种模式农户; 现行生计适应策略使农户适应结果迥异,生计资本的储量和结构差异显著,这种差异是农户未来生计选择的直接动因; 3个社区不同类型的旅游开发模式是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分异的推动力量。     

SLA框架下生计资本影响山区农户分化的机理与实证研究以广西山区农户为例

目的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SLA）框架,对生计资本影响山区农户分化进行深入研究,为职业分化背景下促进农户多渠道创收以及实现山区乡村振兴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运用比较分析法、多值选择模型,以广西山区的540家农户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户职业分化的影响因素。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有助于纯农户与非农农户向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分化;自然资本丰裕更能吸引农户向纯农户或以农为主的兼业分化;增加金融资本有助于兼业农户专注于农业生产,也促使非农经营主体投身于农业经营;物质资本影响农户向纯农户或以非农为主的兼业农户转变;拥有自身务工经历的农民更易于选择以农为主的兼业形态,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因提升其农业生产经营能力从而有助于他们投身于农业生产;生计资本影响农户分化的程度因距离中心市场的远近而存在差异。结论 生计资本影响农户向不同类型的职业进行分化,应从鼓励农户兼业化实现收入多元化以及鼓励乡村精英返乡创业的视角,适应不同类型农户分化需要,为调整农户生计资本,维持生计可持续性提供必要的决策支持和政策保障。     

生计资本、生计指数与农户的生计策略——基于CLDS家户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可持续生计为理论框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专家打分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测算了农户的生计资本综合指数,并以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为标准将农户的生计策略划分为纯粹农业型、外出务工型、农工兼顾型和当地非农型四类,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生计资本组合下的农户生计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生计资本整体偏低,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方面存在明显的内部分化;耕地面积缺乏但人力资本丰富的农户偏向于选择外出务工型生计策略;家庭人力资本不足且耕地严重缺乏的农户偏向于选择当地非农型生计策略;家庭人力资本充足的农户多选择农工兼顾型生计策略。在农户生计资本类型中,人力资本及其配置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自然资本对农户农业生产策略的黏性作用主要体现在耕地面积方面,且其黏性作用正在逐步减弱;物质资本对农户农业生策略产的黏性作用较强,主要通过家庭物质资料和社区公共设施指标发挥作用;虽然农业贷款从政策导向层面扶持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但农户的自发存款多用于非农生产,农业生产的自发投资效应还未形成。     

移民安置区农户土地利用与生计变化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移民易地安置区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多样性及其土地利用变化,为区域土地优化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及数理统计等方法。研究结果:移民政策实施以来,研究区纯农户比例急剧下降,不同类型农户的兼业行为趋势明显,农业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但非农生计方式单一;移民兼业行为和非农生计行为明显,但原驻民的农业生计多样性指数更高;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农户兼业程度越高,耕地面积减少越快,林地扩张程度越高,农用地面积变化越明显等特点;移民政策实施以来,研究区土地利用集约度明显提升,且表现出非农程度越高,耕地利用集约度水平越高的趋势,但因林地大面积扩张导致农用地集约度总体水平较低且呈现下降趋势。研究结论:移民安置区不同类型农户面临的生计压力不同,应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帮助农户发展多样化的非农生计活动,提高农户生计多样化和土地集约化水平。     

耕地规模经营、农户非农兼业和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来自湖南省的抽样调查证据北大核心CSSCI

在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背景下,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规模种植农户非农兼业的行为普遍存在,那么其非农兼业是否降低了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本文基于湖南省7个县市共418户微观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外出兼业对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非农兼业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农户兼业仍然有利于正向提升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而外出农户兼业收入越高,或兼业地区离其农村家庭越近,越有利于提高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分析影响机制时发现,农户选择外出兼业,可通过加入互助合作组织、提升农业机械化程度、流转耕地地块集中化生产和农场化经营来影响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对农户家庭耕地总面积的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农户耕地流转面积应保持在一定面积范围内,否则过犹不及,而家庭最优耕地总面积处于100~200亩之间;此外,年轻农户选择外出兼业,或者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选择外出兼业,其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幅度也越大;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较少时,如果有农户选择外出兼业,将不利于提升家庭农业劳动生产率,但三人及以上则有正向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