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地入股企业的产权配置——以农地功能及其价值构成为视角

农地价值包括质量价值、社会保障价值、社会稳定价值、生态价值和发展价值等,入股企业按照支付的价值不同而享有不同的权利,并免除相应的义务。农地入股实质是农地产权的重新配置,是以农地产权中的某种权利或权利束入股,入股企业按照取得的不同权利束来支付入股对价。农地入股流转是经济法权利与经济法义务的流转,是国家为规范农业经济的发展,从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宗旨出发,协调利益相关者对入股农地的利益。农地入股的性质应该是一种受国家监管的经济调制行为。农地入股企业终止时,入股农民可支付相应的成本依法取回农地,使流入企业的农地权利束回归入股农民,农地产权重归完整。     

确权对农地流转的促进作用

当前,我国农地顺畅流转面临着障碍约束,确权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农地产权缺陷,但不能从根本上打破农地流转供需双重不足的局面。因此,确权的政策效果不仅取决于其执行力度,而且取决于农地流转的自由度。从提升流转自由度看,农地股份合作化、流转市场化不失为一种好的过渡期选择。     

我国农地制度系统及其演化研究

我国农地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包括农地制度环境、正式农地制度和非正式农地制度三个子系统。农地制度系统演化的动力来源于:农地制度环境的变化以及正式农地制度与非正式农地制度之间的持续互动。演化动力的特征决定了农地制度系统的演化主要有渐进式、跳跃式和复合式三种形式。推进农地制度系统演化,需要坚持系统论的观点、重视制度环境的作用、保证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适应性。     

台湾农地保护政策简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工业的发展,工、农争地等土地资源利用问题日趋严重。本文就台湾在农用地与非农用地间竞争、转换问题的政策措施做简要介绍。 一、农地管制措施 台湾的农地管制措施有:1949年推行的“三七五减租”、1951年实施的“公地放领”及1952年的“耕者有其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路径探索

农地产权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的基础,当前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存在产权主体虚位、产权权能残缺、集体成员权利不明确、产权可转让性低等问题,应在不改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明确农地产权主体,完善农地产权权能,促进农地产权流动,推动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城市化、农地征用与失地农民利益补偿

政府主导的低成本获取城建用地的城市化,并没有为我国生产出低价位的城市产品。这是由于我国现有的农地征用制度与对失地农民利益补偿机制的缺陷,从而内生出高昂的交易费用,其根源于我国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因此发展我国的农地产权,赋予农民土地发展权,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新世纪的农地利用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政策和农地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有效地提高了土地利用。进入新世纪，面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农地利用将在完善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加强市场调节，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土地流动和集中，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以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论当前农地制度创新

农地制度变革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重要基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我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目前仍然是我国农村最重要的基本制度,但外部环境变化使这一农地制度创新成为可能;农地制度创新的关键是推进农地使用权流转;农地制度创新必须用法律法规引导。     

农地认知、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基于西部6省(市、区)的调研分析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本文构建农地认知对农地流转的分析框架,基于2019年中国西部6省（市、区）1 673户农户家庭调研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农地认知影响农地流转行为的调节效应及其差异化影响,同时采用相关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认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农地流入行为的影响效应大于农地流出。由于各地政策力度和宣传方法不同,风险规避心理使得农户在流出方面存在差异化。研究进一步证实,农地确权分别增强了农地认知对未确权组农地流出行为和确权组农地流入行为的正向影响,即农地确权在农地认知影响农地流转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因此,在继续完善农地确权政策的基础上,需要从加强多主体农地认知的宣传工作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采取相关措施以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     

农地发展权价值的经济学分析

对农地发展权价值的经济学分析结果表明,土地利用中存在的大量外部性,使得在市场失灵时规划干预显得合理和必要;而在规划失灵时农地发展权既能克服行政规划配置手段的刚性又有产权流转的市场配置的灵活性。根据农地发展权的这一特性,我国应调整当前农地保护政策,尝试实施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一是明确全国耕地保护的目标和任务;二是明确各区域在耕地保护中的责任和义务;三是制定全国平均的耕地资源综合权利价值标准;四是确定合理的基于农地发展权的耕地异地代保的范围;五是根据测算出的基于农地发展权的耕地异地代保市场标准确定耕地发展权异地转移的方式、程度和管理。     

工商资本下乡对农地流转及利用的影响

在工商资本进入农村经营农业已渐呈趋势的背景下,农地的流转、利用深受影响.本文基于江苏省南京市、连云港市、扬州市部分农村的实地调研,采用stata检验、描述分析、熵值分析等方法处理分析数据,结合调研实情,对工商资本下乡区域和暂无工商资本下乡区域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二者差异明显,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导致种植作物的不同,工商资本下乡区域多种植经济作物,农地流转规模大,下乡企业发展科技生态农业,注重环境保护,但并无与农民实现农地增值的共享,存在“挂名头”、“非粮化”现象.     

农地入股公司的法律规制

农地入股公司的难点主要在国家政策与现行法律的限制,不能破坏农地由乡或村集体所有与本村村民对土地享有的优先承包权与优先受让权,是设计农地入股制度的政策底线。因此,需要从农地入股的程序、农地股的设计、入股后的风险防范及失地农民保障等方面进行完善。只有坚持国家政策底线,尊重农民入股的权益,建立起完善的农地入股法律制度,才能确保农村土地入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农地发展权的价格涵义与价值分析

农地发展权的产生和创设是土地权利随经济发展动态变化的历史必然趋势,农地发展权的价格涵义和价值分析是农地发展权制度构建的基础和前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农地资源综合权利体系包括:农地使用权、农民生存权、农地发展权、农地粮食安全权和农地生态安全权,农地发展权即是一种通过规划手段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将农地转用的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产权手段。在中国,决定一个有潜力地块农地发展权的市场价值需要做两个评估:通过评估决定这块土地用作改变用途后的建设用地(生地)用途时的市场价值和决定这块土地用于现状农业用途的市场价值(农地征购价格),二者相减之差即为农地发展权价值。建设用地生地价格高出农地征购价格的增值部分即为从农地单纯改变用途转移到建设用地中的农地发展权价值。     

农户分化何以影响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决策?

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户间逐渐发生分化,不同农户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异必然造成其对土地处置行为不同。基于长三角地区微观调查数据,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承包权退出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农户分化并未引起农户土地承包权的退出意愿,反而抑制其土地退出行为,即分化程度越高的农户,越不愿意放弃农地。第二,农户分化通过家庭收入和土地流转两个中介机制作用于农地退出决策。一方面,农户分化会引起家庭收入的变化,家庭收入越高的农户农地退出意愿越低,家庭收入越低的农户更倾向于退出农地以换取经济补偿;另一方面,农户分化会引起土地流转的差异,土地流转程度越高的农户越愿意退出农地,土地流转程度越低的农户越倾向于持有土地。因此,若想优化农村"人地"资源配置,政策制定者应根据异质性农户的需求,为农户有偿退出承包地提供差异化的制度安排。     

浅析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障

农村土地流转是农地制度创新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更加合理地配置有限的农地资源，但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要保障农民的权益不受侵害。本文从土地流转的必然性出发，对当前土地流转过程中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及原因进行分析，并就如何合理规范土地流转，保障农民权益提出建议。     

农地可以随意征用吗？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征用农地的面积越来越大。这不仅引出了城乡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更出了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和农民如何获得合理补偿的问题。 有学者指出,财产权“是其它一切权利的卫土”。剥夺了一个人的财产权就等于剥夺了他的自由,剥夺了他的生存权。     

“淘金谷”之惑

号称万亩林地的原“农地流转第一拍”再度流拍，最高报价仅2000万元，比评估的地面净资产还少7万元。村民们百思不解：农地就那么不值钱？市场的问题到底出在哪？     

农民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

农地对于农民来讲 ,不仅具有生产性功能 ,亦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农地的转居农民 ,随着市场取向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 ,将可能在生存、就业和发展等方面遇到困难。之所以如此 ,主要是因为用来处理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问题的现行制度安排存在明显缺陷。为了弥补这些制度缺陷 ,在重新安排相关制度时 ,应当允许农民从农地非公共目的的转让中取得一定收益 ,并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