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健康防贫”降低返贫风险路径研究——以辽宁省农村为例

2020年底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全国范围内的“绝对贫困”问题,但是很多地区贫困脆弱性依然存在。目前,辽宁省农村居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因健康状况变化致贫、返贫的风险,有关部门应从强化健康意识和风险意识、建立“健康防贫”识别机制、提高“健康防贫”精度等方面,提高农村居民抵御健康风险冲击的能力,从而为辽宁乡村振兴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变迁及取向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农村贫困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当前农村挟贫面临的难度与问题依然很大。针对存在的问题,农村扶贫政策调整和完善的思路应是：扶贫对象由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移,由注重解决生存贫困向注重解决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转移,坚持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坚持增加扶贫资金与提高扶贫资金效果相结合,坚持就地扶贫与并地移民扶贫相结合,坚持救济性扶贫、开发性扶贫和知识性扶贫相结合。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贫困治理的优化与升级——基于嵌入式农村扶贫实践经验及嵌入行为治理的思考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国的农村贫困治理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脱贫攻坚阶段的嵌入式农村扶贫具有系统化的优势和精准性的特征：多元主体的全要素嵌入、多种渠道的全领域嵌入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绝对贫困人口进行的精准扶贫确保了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但也存在“嵌入裂缝”降低了扶贫效率和绩效等问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随着农村贫困治理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应在延续系统化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嵌入行为治理弥合“嵌入裂缝”,并从精准扶贫向精准防贫升级,从精准脱贫向整体致富升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制度及关系嵌入弥合“嵌入裂缝”,提升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强化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构建和完善系统化、整体致富与精准防（扶）贫并重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云南深度贫困片区扶贫攻坚面临的困难与对策实证研究

以发展地方经济来解决贫困问题的常规扶贫方式往往在深度贫困片区不管用。深度贫困片区多不适合人类较大规模聚居生存发展,劳动力转移及与其伴生的人口迁移是该类地区扶贫的主要路径,应该创新扶贫思路,搞"外向型扶贫发展模式"。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反贫困理念的重构

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贫困及反贫困问题的研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本文提出,当今的“贫困”已逐渐从衣不裹体、食不果腹的绝对贫困进一步发展到基本解决温饱的相对贫困;从缺乏必要的物质财富的狭义贫困发展到就业、健康、教育、社会参与等基本权利丧失的广义贫困。反贫困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必须从被动的“救济”,转向注重提高人的可行能力,坚持以人为本、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并举的理念。     

创新扶贫开发的模式

消灭贫困,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云南省江城县随着共和国的步伐走过了5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3544平方公里的边疆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规模的扶贫攻坚使大部分人已基本解决了温饱并逐步向小康迈进。然而由于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特困地区的特困民族仍处于贫困状态。我觉得,我们应与时俱进,不断用新的思维采取特殊办法和特殊优惠政策切实解决贫困问题。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贫困现状及政策思路

一直以来,鄱阳湖地区是江西省农村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之一.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不断深入,研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农村贫困问题显得日益重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贫困人口存在先降后升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生态破坏、资金匮缺、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等因素导致了贫困.应从改善反贫环境、加大扶贫资金力度、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等方面优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扶贫工作的政策.     

广西石漠化地区贫困现状及扶贫模式研究综述

石漠化地区历来是广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区域,也是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广西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多年来,广西不断加大石漠化地区扶贫开发力度,创新扶贫工作方式取得了显著成绩。文章总结归纳近些年学术界对广西石漠化地区贫困现状、贫困致因研究,以及扶贫模式存在的问题研究等,提出五种扶贫模式及其他扶贫模式结合对石漠化地区治理和扶贫工作的借鉴意义。     

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基于准实验的政策评估

在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和自然资源匮乏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使搬迁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对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云南省怒江州贫困农户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数据,采用DID模型对绝对贫困户和相对贫困户在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前后的生计资本变动状况进行政策评估,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总体上有利于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其中,依托企业带动安置模式(模式一)和山上搬山下安置模式(模式三)对提高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降低农户易地扶贫搬迁交易成本,并实现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的;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模式二)对纯农型农户生计资本变动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有利于提升农兼型和兼农型农户的生计资本;依托退耕还林逐步安置模式(模式四)对易地扶贫搬迁绝对贫困户生计资本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却有利于提升农兼型为主的相对贫困户的生计资本,造成“搬富不搬穷”的现象.此外,人力资本提升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作用最为显著,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次之.     

我区扶贫攻坚浅议

<正> 一九九六年为国际消除贫困年及世界粮食年。为此,李鹏总理在国际上承诺,我国在2000年实现“基本消除贫困现象”,在即解决我国农村现有的70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其中包括广西要解决温饱的600万人口,这标志着我国我区的扶贫工作已进入了攻坚阶段。为实现2000年消除贫困现象的目标,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金融缓贫路径及差异分析

探索金融缓贫路径、明确金融缓贫路径差异对总结扶贫经验、提高金融扶贫效率、推动金融扶贫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陕西省各县为样本,采取多维指标测度金融发展及贫困,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金融发展与县域减贫的关系,同时研究了贫困县与非贫困县金融缓贫路径机制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县域金融发展不仅可以直接缓解贫困,还可以通过推动经济发展、调节收入分配间接缓解贫困;县域金融发展的贫困缓解效应在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存在差异,其直接缓贫效应在非贫困县作用更强,在贫困县金融缓贫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贡献基本相当。     

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机制研究

最低生活保障与扶贫开发是新时期我国农村两项重要的社会救助政策,如何实现贫困对象的动态管理是目前制约两项制度顺利实施的一大难题。对重庆市贫困地区的调研表明,农村贫困对象识别存在偏差,贫困对象分类不够明确,扶持措施缺乏针对性;“福利依赖”和“贫困陷阱”现象突出,受助人口退出难;部门之间缺乏协作与联动,扶贫资源供给分散。应基于贫困对象识别机制、贫困对象分类救助机制、贫困对象自身“造血”机制、动态考核与退出机制和部门联动与资源整合机制构建科学高效的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动态管理系统,对贫困对象进行科学、规范管理,实现“应保尽保、应扶尽扶、应退尽退”的目标,提高两项制度的运行效率,维护制度的公平性。     

“发展中贫困”困局的成因与破解对策——来自新阶段重庆扶贫开发的调查与分析

2011年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由“解决温饱”进入“发展致富”新阶段。市场失灵导致贫困地区要素集聚能力弱、投资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导致扶贫移民数量大、增收难度大,城乡二元制度导致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大、农村要素资本化程度低,贫困人群知识技能缺乏导致其人力资本存量低,以及财政扶贫资金总量不足、配置效率低,使贫困地区普遍面临“在贫困中发展、在发展中贫困”的困局;加上贫困标准的提高,新阶段扶贫开发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应加大投入力度,增强贫困地区发展能力;完善政策配套,提升易地搬迁扶贫效率;提升贫困人口人力资本,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加快制度创新,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加快立法研究,为扶贫开发提供法制保障。     

抉择公平:贫困标准与政府的扶贫投入

中国的贫困标准与政府的扶贫投入关系到抉择公平.确立客观的贫困标准,是抉择公平的前提;有效的扶贫投入是抉择公平的基础;而抉择公平的实现,则有赖于贫困标准与扶贫投入的和谐.在现有贫困标准下,政府的扶贫投入应首先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其次应解决贫困人口受教育、培训等根本性脱贫问题,最后再解决贫困人口普遍福利的问题,从而实现抉择公平.     

“贫”与“富”的辩证思考

贫困与富裕是一对古老的矛盾，贫困与富裕的矛盾处理得好，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处理得不好，危机四伏，民怨四起。我国目前的区域贫困和部分贫困，已构成了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瓶颈，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充分认识“贫”与“富”的辩证关系，全方位建立由“贫”到“富”的长效机制。     

导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解决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和谐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之上,实现公平正义的分配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反贫困统筹模式研究》对中国目前剩余城乡贫困问题的现状特征及“双轨制”模式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提出实施“预防性扶贫＋救济性扶贫＋开发性扶贫”三位一体式反贫困创新模式。《“公平分配”的理念纷争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从公平的内涵分析入手,继之对公平分配理论进行梳理和评述,在此基础上指出当前中国分配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致力于机会均等、权利保障和保护弱势群体三个方面。     

一部探讨县域经济发展问题的上乘佳作——评《老山边贫区县域经济发展探索》

向宋文同志撰写的专著《老山边贫区县域经济发展探索》已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一个老山边贫县为研究对象就一个县的县城经济发展进行探讨,这在湖南乃至全国都届开拓性研究工作。老山边贫县在我国数量多、地域广、经济薄弱、发展难度大,但发展潜力也大。发展老山边贫县域经济是解决这些地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键。《老山边贫区县域经济发展探索》紧扣党中央关于在本世纪末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和关于打好扶贫攻坚战的扶贫决策,紧跟省委省政府关于抓好县域经济发展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的空间特征——基于3D框架对武陵山片区的个案分析

扶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脱贫致富是中国新一轮减贫的重点,片区扶贫是把片区作为主战场,以片区的形式组织扶贫开发。选取武陵山片区有代表性的41个县为样本,采用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的相关数据,基于密度、距离和整合的3D框架分析县域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经济中心距离越远、基于面积的经济密度越高、扶贫资金越多的县,贫困发生率越高,反映出经济发展与扶贫工作不同步、偏远地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及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扶贫精准度有待提高等问题。因此,应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县域经济密度和减贫绩效“双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偏远地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距离;建立和完善精准扶贫、协作扶贫机制,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     

“第一书记”驻村的贫困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基于华东某扶贫重点市的实证检验

帮扶单位派驻“第一书记”驻村是我国开展农村扶贫工作的有效方式之一。基于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子系统中2016年和2017年华东某扶贫重点市建档立卡贫困农户的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评估“第一书记”驻村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派驻“第一书记”确实能有效提高贫困农户收入,市派“第一书记”对贫困农户增收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省派和县区派“第一书记”,帮扶主体的层级越高对贫困农户的帮扶越有效的结论不具有普遍性。应推广和完善派驻“第一书记”制度,激励“第一书记”进一步发挥作用,更好地引导、帮助贫困农户脱贫致富,并积极培育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21世纪西部农村扶贫开发的现实选择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问题的形成具有深刻而复杂的历史、自然、经济、社会、制度等相互交织的诸多原因,农村扶贫开发与反贫困必然构成21世纪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与难点问题.如何有效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非政府机构的扶贫资源,形成以政府扶贫为主导的反贫机制,消除脱贫农民返贫现象和制止扶贫资金漏出问题,需要开辟多种投资渠道,从加大农村投入、改革农村教育体制、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基层政府改革和实施不同形式的移民等途径加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