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判断

2005年11月1日，我国开始了1％人口抽样调查。对此，有关学者和官员又充满了期待，希望能从中得到有关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准确信息。因为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的问题一直在困扰学术界和有关政府官员。生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人口规模大小，是决定人口再生产过程和人口发展趋势的最主要的人口学因素。对于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判断离不开对当前生育水平的正确估计。     

进一步认识人口红利问题：背景

在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感兴趣的话题中，“人口红利”是其中之一。我国快速的人口转变不仅带来了低出生、低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人口学后果，而且也产生了人口红利、人口负债、人口安全、人口风险等经济社会后果。人口问题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人口问题的演进也会影响到一国或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以改革促发展：我国人口计生综合改革经验谈——综合改革视野下的宣传教育工作新思维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30多年来，我国人口计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有力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全面发展。宣传教育作为人口计生工作“三为主”方针的首位工程，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也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和成功做法。     

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改革与发展研究——以辽宁省辽阳市为例

人口转变是影响人口发展的重要路径，人口转变实现之后人口计生工作战略的转轨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辽宁省辽阳市的人口转变领先于全省和全国，从2000年以来其总和生育率一直处在超低水平。根据实地调查，当地的生育观念的确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出现了意愿性的超低生育率。与此同时，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开始显现。作为人口转变率先实现地区，辽阳需要关注育龄妇女生育机会战略机遇的抢救问题。结合辽阳的实际提出了人口转变领先地区应该打造“服务型计生”品牌的主张和新优质服务的概念框架，“健康权保护”是核心概念，对于提升人口计生工作水平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适度人口的三维动态建构

对适度人口作了全方位的阐明，分别包括三级内容（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三个方向（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生态和人口与社会）和三个阶段（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人口），确定适度人口的方法，应是动态、优化和和逆向的综合过程。     

房地产企业往后土地红利时代的管理建议

近几年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中国即将进入后“人口红利”期的文章，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的热议。“人口红利”也叫人口窗口，是人口经济学中的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青年人口在某一时间达到顶峰，随后生育率的下降使这些人需要供养的子女和老人相对较少，对儿童与老年人抚养、赡养负担均相对较轻，于是劳动力的扩张提供了一个把钱花到其他方面的机会窗口。     

主持人评论

2000年我国63％的总人口、66％的老年人口、70％的少儿人口、67％的学龄人口、60％的劳动年龄人口、59％的育龄妇女、84％的青年文盲人口都在农村，这就决定了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在农村。当我们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后，人口健康成为最大的、亟待解决的人口不安全问题。农村人口的健康问题是人口健康安全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八位专家从不同的视角探讨农村人口健康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     

人口陷阱与经济发展

人口压力给经济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扩大，尽管政府采取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中国人口规模的继续膨胀仍是不争事实。伴随人口总量增长而来的必然是人口的生存消费需求压力的增大，马尔萨斯提出了解脱“人口陷阱”所必须的制度条件，并把有效抑制人口增长的杜会途径归纳为：一种充满就业机会、多样性选择的杜会条件，将会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个人努力，激励人们遵从一种更加理性的生活方式。本文借用西方人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关系问题。     

重评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应该从辩证的角度评价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一方面，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立足于特定的历史环境，符合其自身阶级利益；马尔萨斯对人的各种非理性的需求进行研究，是一种突破传统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创新研究视角；马尔萨斯开创了对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马尔萨斯用静止、片面的眼光看待人口与资源的辨证关系，完全忽视了人口的社会性，这无疑是不科学的。     

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对策与思考——以深圳市为例

随着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很多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都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如何调控城市人口规模，成为了政府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在走访调研深圳市主要城区的基础上，总结了深圳市在人口规模调控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希望能够为那些依靠制造业发展起来的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控以启示。     

加强计划生育服务设施建设 增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人口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我国人口的巨大压力，经过全党、全国人民长期艰苦努力，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终于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时期。但是，人口多、耕地少、     

论人口因素对教育规划的影响

当前，国际教育规划思路有了新的发展趋势．分权或集权这两种教育规划模式逐渐走向融合。在人口因素影响下，我国教育规划的思路应当是坚持地方政府在教育规划中主体地位。在具体的教育规划中，要根据不同地区人口因素的各种实际特点，妥善处理人口转变模式、适龄人口变化和人口流动对教育规划带来的影响。     

浅谈人口计生档案信息化管理

人口计生档案是根据人口及计划生育相关工作结合起来形成的一种具有保存和查询能利用到的各类图表、文字、音像等不同方式的真实历史记载，是制定人口和计划生育措施的参考依据之一。人民生活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人口计生档案管理。随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向制度、规模、法制等方面发展，对人口计生档案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下面就本人对人口计生档案信息化管理谈几点看法。     

山东省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首先分析了山东省的人口结构现状，阐述了近几年人口各种比例的变化情况，然后详细阐述了山东省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人口结构变迁、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红利等几个方面分别讲述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接着预测了山东省未来人口结构的走向，最后对于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提出了几项比较重要的对策。     

非洲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经济重回快道的优劣分析与政策驱动

尼日利亚是非洲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不仅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而且也有着发展农业、林业的优良自然条件，更重要的是，尼日利亚人口增长迅猛，人口出生率远超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人口结构的年轻化特征异常显著，强大的人口红利造就了尼日利亚的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金融、通信与互联网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然而，由于过分依赖石油出口，尼日利亚的制造业等内生性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不强，同时过快增长的人口也给本来十分短缺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产品带来了巨大压力，而更重要的是，尼日利亚境内恐怖活动、军事冲突以及宗教矛盾等多重不安全因素交织，经济扩张所需要的商业环境变得较为恶劣。为此，尼日利亚需要在立足人口红利优势的基础上，重点补齐发展短板，培植多元化经济驱动，同时强化新的增长极点。     

为何需要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特点之一，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在不同时期的人口基本国策。由于我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人口转变，花了50--60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传统型的“二高一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胡鞍钢：应对老龄化的三个要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政策的目标是防止人口增长过快。如果将中国与印度，或者其他同家相比较，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早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逆转，现在，我们甚至出现了少子化和老龄化。     

人口与经济发展：一场永恒的博弈

人口，一方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即生产力中的劳动者，一方面又是物质资料的消费者，这两种属性都与经济密切相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作为生产力的人口，然而人口的数量、密度、与人口的迁移又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与影响，所以，长久以来，无论社会如何发展与变革，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博弈始终存在。     

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与生育政策有关吗？/生育政策、男孩偏好与女孩生存：公共政策的取向与选择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异常偏高问题就引起了国内外人口学家的关注和讨论，特别是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发表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异常升高更是成为国内外人口学家聚焦的热点问题之一，我国各级政府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治理也予以了高度的关切。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范围（正常范围为103～107）。根据我国历次人口普查和1‰、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论人口红利及中国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人口在当今发展中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区域的发展中，人口被定义为一个新的独立发展分支受到考量和分析。事实上，人们在普遍关注人口红利阶段时期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时，更应从人力资源构成，社会整体建设等发面看待人口红利期的发展问题，从而更好的完成其对区域发展的贡献。本文详细分析了人口红利内涵和外延，论述了人口红利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