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差异性与协同性研究

文章基于HP滤波等多种周期项分解方法,对1960～2016年中国和美国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持续性等进行比较,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交叉相关系数检验研究中美两国经济的协同关系。研究表明,中国人均GDP波动幅度超过美国,持续性(时间序列相关)短于美国;中国经济收缩深度和扩张深度超过美国;中国分类经济指标的波动性从大到小排序为进口贸易、出口贸易、企业投资、政府支出、居民消费,居民消费平滑度低于美国。中美两国经济的协同关系有不断加强态势,居民消费是中美两国协同程度最高的分类经济指标。美国经济波动是中国经济波动的格兰杰原因。基于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过程显示,双边贸易是美国经济波动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渠道; 1单位美国人均GDP正向波动在当期会对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产生1. 0041单位的正向冲击,对中国人均GDP造成0. 3635单位的正向冲击。在中国省区和美国州区,高收入地区的经济波动(波动持续时间和波动深度)低于低收入地区,收入水平与经济周期波动呈负相关关系;中国省区之间的经济协同高于美国州区;中国省际经济与美国国家层面经济之间总体上呈负相关关系,美国州际经济与中国国家层面经济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中美两国高收入地区经济的外部相关性比较低,经济独立性高于中低收入地区。     

基于边境贸易对中俄两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思考

中俄边境贸易在中俄双边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利用2000-2008年的数据,对中俄边境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俄边境贸易对两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此外,中俄边境贸易对中方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大于对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对此,文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提出了为促进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外汇风险溢酬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随机贴现因子的研究框架

本文利用随机贴现因子框架探讨了外汇风险溢酬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本文的理论推导证明,外汇风险溢酬取决于两国的经济波动与两国经济波动的相关程度。本文的经验研究表明:当两国经济平稳,且两国经济波动相关性很高时,外汇的风险溢酬将近似于零均值白噪声;而当经济危机爆发时,外汇风险溢酬将表现出巨大的波动。     

贸易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

由于贸易开放而带来的外部风险给经济造成的波动以及由于市场结构的不断完善和多样化对经济波动的缓冲是当前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考察是哪些因素对减缓经济波动产生了积极作用,本文选用了1995—2016年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数据,分析了几个主要的进出口贸易波动因素对经济总体波动的影响。通过严格筛选,细化出几个重要的因素——政府支出增速、外资利用率、及货币供应率,假定他们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积极的,最后通过建立ARMA模型证实了政府支出和外资利用率对经济的正向作用。     

康德拉捷夫模型分析

本文通过对康德拉捷夫模型的数学分析讨论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并从模型的实验分析来论证社会经济系统所以产生长周期波动的两个重要因素。可以肯定,社会经济系统中“偶然的突发事件”对经济的长周期波动是必定有影响的。文中还论证了社会经济的长周期波动是社会的实际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并分析了ICT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新型中俄石油贸易合作机制探析

中俄两国经济发展与国际能源,特别是与石油价格的关系盘根错节。目前两国石油贸易领域的合作局限于“贷款换石油”,而石油贸易价格则仍然深受国际市场油价波动的影响。据此,该文在分析油价波动对两国国内经济影响的基础上,尝试论证以“单独议价”和“投资换石油”为核心的新型中俄石油贸易合作机制的优越性。     

农业大省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关系的研究——以湖南为例

根据经济波动有关理论,通过对湖南农业经济波动与国民经济波动的实证分析．发现农业大省农业经济波动的特征与国民经济波动的特征具有显著的相似性;进一步分析显示．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间的同步相关系数很高;农业经济波动引致或助推国民经济波动规律成为农业大省的重要特性。因此,农业大省应当实施由农业大省转变为经济强省的积极战略。     

试析中国经济波动的几个动力

一、经济波动的概况自新中国成立到1988年,如果把以社会总产值相邻两年增长或下滑超过7％称为经济波动.则我国经济波动发生了8次,由于第8次仍未完成,故平均近5年发生一次。如以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计算,古典波动(经济活动水平的绝对上升和下降)发生了两次,第一次发生在1958～1967年,第二次发生在1965～1968年,其余的波动均属于增长波动,亦既经济在增长过程中发生波动。     

贵州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成因及对策

本文依据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理论,运用"阶梯周期法"、"离差分析法",并结合三次产业波动,投资、消费等因素对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运行的整体特征和成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波动强度降低,正逐渐从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但与全国相比,经济扩张能力和抗衰退能力相对较弱;三次产业中,第一、二产业对经济波动影响较大,相比全国,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较低;在投资、消费两因素中,投资增长的波动决定着贵州经济的波动。本文还对以上研究结论给出了解释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假设与实证

本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加总时序和地区、工业行业分解面板数据,在考虑到处于不同波动状态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对长期增长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的假设下,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波动门槛效应,总体上,在低波动时期,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减损效应,在高波动时期,波动对增长的影响正向不显著,但分不同工业行业性质下,竞争性行业在低波动期波动对增长有负影响,垄断性行业则有正影响。     

“金砖四国”经济周期互动与中国核心地位——基于SVAR的实证分析

"金砖四国"作为抗衡世界经济旧秩序的新生力量被寄予厚望,而四国之间政治经济的差异性使人们对其合作前景产生疑问。本文研究发现,差异性并没有阻碍它们成为紧密互动的群体,在中国核心的影响下四国经济周期形成高度的协同性和互动性。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显示,中国经济冲击效应对其他三国都有明显影响,并且冲击效应在4个国家中最强;方差分解显示,中国经济冲击分别可以解释巴西、印度、俄罗斯经济波动的60%、46%、27%。     

试论政府在经济转型和改革过程中的作用——中、俄、印三国之比较分析

经济改革和转型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是学界和决策层多年来一直特别关注的问题。与改革或转型的策略及路径相联系,有关政府职能的讨论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类观点:亲善市场论、国家推动发展论和市场增进论。中国、俄罗斯和印度三个国家在改革的初始条件、改革方式及改革进程上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完全不同的地方,但这三国都经历了并且仍在继续着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而且三国的经济改革和转型到目前为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三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也为世界所看好。本文对亲善市场论、国家推动发展论和市场增进论进行了分析比较,考察了中国、俄罗斯及印度改革过程中政府作用的得失,论证了政府在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具有异乎寻常的关键性作用,它是改革和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决定了改革和发展能否顺利地、“帕累托改进式”地向前进行。     

Russia’s place at global intellectual (intangible) services markets in the context of transition to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In elaboration of the first paper, the goal of promoting intellectual (intangible) services during Russia’s transition to an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path is discussed. Three concepts (of three economic schools) of Russia’s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which can be implemented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are looked at. Institutional measures and economic mechanisms aimed 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s science and education complex are enumerated and described at length. The intellectual (intangible) services regulation and stimulation system used in Russia is evaluated.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A China-Russia comparis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natur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 with a comparison to those in Russia. It shows that over the observation period between 1995 and 2008, the Chinese economy was concentrated relatively more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relatively less in the service sector than the Russian economy. In addi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higher economic growth rate in real GDP and aggregate labour productivity growth between 1996 and 2008 in China than in Russia was broadly based, with most industries contributing to China's better performance. Furthermore, it reveals that the acceleration i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n 2003–2008 over 1996–2002 was mainly traced to an increased contribution from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to a lesser degree the service sector, while in Russia, it was the service sector, followed by the primary sector driven by the mining and oil and gas extraction industry.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hinese and Russian economies complement each other, which bodes well for furthe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mport substitution as a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asons for the slowdown in Russia’s economic growth in 2012–2014 are considered. Different forms of modern import-substitution practices are analyzed.     

危机后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思考——关于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

本文分别使用世界各国的截面数据和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经济自由度指数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劳动力人口、资本存量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后,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正向(因果)关系。我们的工作不仅为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提供了新证据,而且证明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得益于经济自由度的提高,中国并不是自由经济理论的一个例外。     

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加入WTO前后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1995～2010年的季度数据对我国加入WTO前后出口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协整检验显示,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制成品出口与经济增长间均为正向相关;加入WTO之后,初级产品出口与经济增长为负相关,工业制成品出口与经济增长则为正相关。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显示,在加入WTO前后,初级产品出口、工业制成品出口与经济增长都互为因果。实证分析结果说明,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的外贸环境日益改善,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出口总量的提高以及出口商品结构的进一步优化。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民族资本与FDI谁更有效

尽管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随着进入规模的扩大和领域的放宽,它所带来的问题也日渐突出,面对开放近30年的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发生显著变化的今天,如何看待FDI对转型期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民族资本还是FDI?本文基于非参数方法双产出模型,在对转型期中国民族资本与FDI企业生产效率测度的基础上,具体研究其生产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民族资本的效率优于FDI,可见,民族资本是推动转型期中国未来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就意味着,中国今后应进一步加大力度培育民族资本,使民族资本更好地发挥促进转型期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作用;同时,对外引资政策应着重FDI的质量与效率而非数量。     

中印城乡不平等比较:经济学分析视角

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印两国农村内部不平等程度基本上差不多,但是两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历史变化和趋势不一样;中国城乡之间无论是收入差距,还是消费差距所反映的不平等程度都明显高于印度的不平等;中国是农村不平等大于城市不平等程度,而印度则是城市不平等大于农村不平等。导致这些结构性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印度的经济增长包括技术变化、对外开放、人力资本等因素对于城乡内部以及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等收入不平等变化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更大;而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等因素虽然对于收入不平等也有一定影响,但是政府的政策导向和理念(先富后富政策理念与城市和沿海偏向政策)则对于城乡内部以及同一地区内城乡之间的不平等的影响更大一些。     

近期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及应对策略分析

通常情况下，通货通胀由经济过热引起，治理措施重点放在紧缩信贷、减缓经济增速方面。而我国货币发行量已经有所节制，经济增长幅度也在缩小，通胀却在攀升，2008年5月12日，国家统计局发表4月GPI指数上涨8．5％，比3月的83％，环比增长0．1％。此次我国发生的CPI指数上升与以往通胀不同，显然我们还有疏漏。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一是涨价中有合理因素，如农产品涨价；二是进口型通胀；三是与世界经济接轨导致原来的价格体系转化，新的与世界密切联系的价格体系正在形成之中产生的价格波动、拉升，连带滋生出泡沫。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给出一些应对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