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对FDI流动影响的文献综述

FDI的规模、区位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人力资本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人力资本是技术外溢的重要渠道,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吸收和适应FDI技术外溢的必要条件。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力资本水平,东道国获得技术外溢效应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东道国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     

对上海外资研发机构技术外溢的实证研究

加强内外联动是东道国从外资研发机构获得技术外溢的关键环节,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上海外资研发机构的发展特点、技术外溢面临的问题,并对进一步增强外资研发机构技术外溢提出了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研发投入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本文依据1985～2008年我国对1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测算了通过OFDI渠道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存量,并对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从吸收能力的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促进程度受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吸收能力因素的制约,其中研发投入的不足造成的技术吸收的阻碍更大。     

新发展格局下东道国市场需求、经济复杂性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以内循环为主，构建范围更大、层次更高、结构多元的高质量外循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新发展格局中，东道国市场需求不仅是外循环伸展的基础动力，同时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OFDI）地理分布的关键因素。文章主要探究新发展格局下东道国及其周边国家市场需求与中国OFDI的经济联系，瞄准以下三方面：第一，分析东道国市场需求对中国OFDI的定量影响；第二，引入“第三国”效应，实证东道国周边国家市场需求对中国在东道国OFDI的空间经济影响；第三，引入经济复杂性变量，剖析其在东道国市场需求与中国OFDI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首先，我国OFDI整体上呈现趋近东道国市场需求的特性，东道国经济复杂性强化该特性。其次，引入“第三国”效应后，东道国周边国家市场需求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东道国周边国家旺盛的市场需求会刺激中国对东道国投入更多OFDI；最后，引入经济复杂性的空间溢出效应被促进，说明加工体系越完善、技术水平越高的东道国不仅依据自身特性吸引中国OFDI，而且辐射其经济影响，帮助周边其他东道国获得中国投资者青睐。文章研究不仅丰富了新兴国家OFDI投资动机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探讨，而且为新形势...     

东道国疫情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在剖析东道国疫情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跨国疫情链接数据集实证检验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疫情暴发显著阻碍了中国OFDI的流入，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及考虑内生性的条件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疫情主要通过抬高交易成本、增大投资风险及阻滞东道国出口三重机制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亦证实由疫情引发的OFDI阻碍效应在与疫情自身特质、投资特征及东道国时空分异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广泛异质性。     

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外溢效应——基于分位数回归法

基于分位数回归法。本文考察了外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的改善有利于FDI的技术外溢,而市场竞争、技术差距和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则不利于FDI的技术外溢：人力资本和投资环境的正向影响分别在内资工业产出条件分布的高端和低端最为显著：经济开放度和技术差距的负向影响分别在条件分布的低端和高端时最为显著;而市场竞争对外溢的负向影响则在条件分布的中间位置时最显著。     

研发投入门槛、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光伏企业创新能力

文章利用7家典型上市光伏公司的数据,采用非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研发资金投入与研发劳动投入为门槛变量,研究OFDI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我国光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有较明显的研发投入单一门槛效应,在低研发资金和劳动投入的企业,OFDI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当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劳动投入越过这一门槛值后,OFDI对光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能显著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所有制改革与OFDI:中国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提供了制度保证,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中国OFDI扩张的一种机制。文章采用2003~2014年187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的跨国数据,实证研究了所有制改革及其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了市场寻求、资源寻求与技术寻求动机以及东道国市场风险和人民币汇率等影响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制改革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方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合作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主体占比的增加对OFDI的影响效应不显著或具有负向影响;进一步考虑东道国异质性的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前所有制改革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之间是有差异的,而金融危机后对中国OFDI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效率寻求视角下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利用2003-2011年中国对东盟7个低劳动力成本国家OFDI的数据,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了中国的OFDI是否存在效率寻求。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具备明显的效率寻求的特征,东道国低劳动力工资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吸引力。中国的OFDI技术输出型动机明显。东道国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也对中国的OFDI产生显著作用。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素质对中国的OFDI影响不显著,中国的OFDI仍处于效率寻求的初始阶段。     

东道国腐败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平稳增长,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方向,沿线国家腐败治理对于吸引中国OFDI和东道国基础设施均有重要影响。本文拓展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影响机制,分析了东道国腐败治理、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影响,利用2008-2017年6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OLS回归和2SLS回归,实证检验了东道国腐败治理程度对其基础设施吸引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存在正向效应,该效应对以人均实际GDP表示的经济发展状况更敏感;东道国腐败治理越好,对其基础设施有正向促进效应,该效应对以GDP增长率表示的经济发展速度更敏感;东道国腐败治理越差,将会降低中国OFDI对其基础设施的正向促进效应。研究结论对发挥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积极影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异质性与中国企业OFDI自我选择效应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SSCI

自新—新贸易理论提出后,生产率被认为是决定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最为重要的因素。本文运用2012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探究中国企业OFDI是否存在自我选择效应,然后根据中国国情,对HMY模型进行扩展,分析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行为的其他异质性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整体OFDI自我选择效应不显著,存在生产率悖论,企业规模对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企业性质与其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企业利润并不是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的主要驱动力。     

东道国对外资并购的规制研究

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以外资并购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竞争与反竞争影响、以及资源转移中的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博弈作为理论分析的主要内容，认为东道国和跨国公司在选择外资进入东道国的两种方式（新建进入和并购进入）时存在不一致的经济利益，在技术等重要资源转让成本不同的条件下，作为东道国应制定相应不同的引资政策以使利益最大化。本文评价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并购规制政策的变化，提出外资并购规制的政策取向和战略规划，以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     

自主创新背景下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以我国长三角地区为例

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2000年-2007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对外资引进现状的考察，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研究FDI技术外溢效应。实证分析表明，FDI在长三角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长三角地区开放的市场环境和自主创新能力对FDI的技术外溢产生了正面影响。此外，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人力资本的作用较小且不显著。     

我国FDI技术溢出与人力资本互动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行业样本为实证分析对象,通过构建FDI技术外溢模型,研究FDI和人力资本内在关联关系的存在性及行业差异性。实证结果表明,我国FDI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互动机制,且两者之间的互动机制在我国不同行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两者间的互动机制在农业表现为反向关联,在工业和服务业为正向关联,并且工业的互动效果强于服务业。     

中国FDI技术外溢的人力资本流动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下文简称为FDI）流入我国,到2002年,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东道国。不同于最初强调的FDI的资本效应,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开始集中于探讨被传统的双缺口模型所忽视的FDI技术外溢效应（Technology Spillovers of FDI）。Nadiri（1991）、Globerman（1994）等人研究发现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对东道国企业存在着复杂的技术外溢效应。本文在回顾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中国特殊国情下人力资本流动所产生的FDI技术外溢效应,并就人力资本的不合理流动带来技术外溢阻碍这一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OFDI的研发自选择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将内生增长函数引入Helpman的跨国公司异1质性模型,发现我国企业OFDI存在研发自选择效应。实证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相对本土企业具有更高研发投入,OFDI强度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内生性研究表明,高研发投入企业倾向于自选择从事OFDI,但是OFDI并不能显著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异质性研究表明,OFDI的研发自选择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所有权异质性,地区层面上,东部地区自选择效应最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高;行业层面上,非高技术行业企业研发自选择效应更高;所有权层面上,国有企业研发自选择效应高于非国有企业。     

市场是否可以换来技术进步？——来自广东省工业部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考虑FDI的中间产品质量提高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然后运用Panel Data计量方法对广东1997～2002年39个工业行业的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FDI对广东省内资工业部门有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但效应有限；而负向的竞争效应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却大大超过了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另外对不同所有制结构的企业研究还表明，改制后的国有企业是外资外溢效应的最大受益者。最后是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际投资集聚背景下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研究——以对美国OFDI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正茁壮成长,并且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实力。这些企业走出去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好地获取技术外溢效应,通过技术获取型导向的OFDI,使得国内的企业可以直接接触到国际前沿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本文正是利用1992~2012年我国对美国的投资数据来分析我国在这一投资过程中获得直接和间接逆向技术外溢效应,并比较分析在增加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因素前后,两种效应的不同之处,从而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OFDI能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吗？——基于前后向关联视角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深刻影响着中国与东道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关联关系。文章基于增加值的双边贸易流分解数据，构建了投资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指数，全面考察了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特征和中国OFDI对东道国与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东道国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具有非均衡特征；（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且相对于东道国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中国OFDI更能提升东道国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该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3）分国家和区域来看，相对于高收入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OFDI更能提升中低收入国家和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价值链关联；分行业来看，中国OFDI对东道国制造业同中国双边价值链关联的正向促进效应高于服务业，且更能促进东道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中国的前向价值链关联，以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同中国的后向价值链关联；（4）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价值链生产分工效率来提升东道国与中国的前后向价值链关联。研究对中国深入推进“双循环”发展战略，打造以中国为主要参与主体的国际价值链体系具有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