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市场效应及其对中国省间生产和贸易的影响

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经济规模是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的驱动力,这种力量被克鲁格曼称为“本土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本文直接从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2000)一文中推导出经验检验模型,并把该模型与Davis and Weinstein(1996,1999)中的经验检验模型联系起来。使用这两个模型和中国1997年31个省(市、区)19个产业的生产、需求和资源禀赋资料,本文检验了中国各省生产和贸易类型到底是由比较优势决定还是由本土市场效应决定的问题。我们发现本土市场效应在决定中国地区间生产和贸易的类型上起着显著的作用。分产业的分析发现19个产业中至少有7个存在显著的本土市场效应。     

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

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产业升级效应具体包括学习效应和结构变动效应两个方面。本文首先利用出口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及其扩展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学习效应,除一般贸易方式部门具有绝对技术效率优势外,其余结构性部门和整个出口部门均属于低绝对技术效率生产部门,但高技术产品出口部门及其不同贸易方式的出口部门在推动三次产业发展中具有显著的学习效应。其次利用分解技术和VAR模型研究了结构变动效应,发现在长期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贸易方式结构变动有更显著的反应,且二者呈正相关关系。最后从制度建设、贸易方式、商品结构、贸易主体和产业集聚五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贸易开放、多渠道FDI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及VAR脉冲分析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聚焦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2006—2018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分解出纯技术效应部分和规模效应部分。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主要由纯技术效应贡献；FDI资金和物力流入均通过提升规模效应促进本地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而在邻地则通过提升纯技术效应实现这一过程；FDI技术流入主要通过提高纯技术效应推动绿色技术进步；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严格的环境规制均在本地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在邻地则无此效应。贸易开放本身能够显著促进本地高技术绿色技术进步，但与FDI资金和物力流入交互影响均抑制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而与FDI技术流入交互作用在本地和邻地均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全球化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制造业的转移和重组

本文的目的是：（1）讨论当存在产业内贸易时，三个通常用来衡量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指标之间的关系；（2）检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几个经济体中制造业活动的转移和重组。结果显示，制造业活动已经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转移到了中国。对于低技术劳动密集的产业（例如，SITC82，83，84和85），这种转移是基于比较优势，而产生了产业间贸易。然而，对于更复杂的技术密集产品（例如：SITC72和SITC87），生产过程已被分成很多模块，并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生产。这种制造方式的重组是基于规模经济效应，而产生了产业内贸易。     

本土技术转移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并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本土技术转移对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土技术转移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国外技术引进对创新效率具有抑制作用,FDI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外溢效应;本土技术转移与国外技术引进存在互补效应,促进本土技术转移将有助于增强国外技术溢出效应。本土技术转移与FDI存在替代效应,对创新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效应

基于中国本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出口引致进口"的特征事实,本文将企业的中间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纳入到统一的计量框架内,依靠所构建的符合中国企业进出口行为特征的多重工具变量体系,实证检验中间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重要发现包括:从进口角度看,进口促进了一般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但抑制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在区分不同所有制的情形下,进口对从事一般贸易的民营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更强的促进效应,而对从事加工贸易的民营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抑制效应。从出口角度看,出口未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活动产生显著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与发达国家开展的进出口贸易均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活动造成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进出口行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上述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中国本土企业所遭受的全球价值链俘获效应假说,为在持续推进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有效实施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依据。     

贸易开放、多渠道FDI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及VAR脉冲分析

在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聚焦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基于2006—2018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分解出纯技术效应部分和规模效应部分。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主要由纯技术效应贡献;FDI资金和物力流入均通过提升规模效应促进本地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而在邻地则通过提升纯技术效应实现这一过程;FDI技术流入主要通过提高纯技术效应推动绿色技术进步;高质量人力资本和严格的环境规制均在本地显著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进步,在邻地则无此效应。贸易开放本身能够显著促进本地高技术绿色技术进步,但与FDI资金和物力流入交互影响均抑制本地绿色技术进步,而与FDI技术流入交互作用在本地和邻地均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概率*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深入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有效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其影响机制是通过学习效应实现的。本文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生产率的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更换贸易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FTAs对成员国贸易流量和贸易模式的影响——基于机电产品行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细分到HS-6位数产品层面的CEPII数据库中机电产品的贸易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中国与19个国家FTA的建立对双边贸易流量和贸易模式的影响。为了使计量结果更精确及更好地衡量全球生产网络,本文对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了拓展,并采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消除个体层面的异质性偏差。实证研究发现,FTAs的建立不仅能促进双边机电产品贸易流量的增长,而且对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中国应继续实施自贸区战略并逐步扩大区域经济合作范围,在全球化生产中重新定位发展自身比较优势,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合作所带来的福利效应。     

中国对外贸易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假设前提的验证

利用计量模型对中国与32个伙伴国或地区对外贸易中的本地市场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所有商品和细分类别商品的双边贸易中并不存在统一的本地市场效应模式;一些重要贸易伙伴国与中国双边贸易中的本地市场效应现象并不突出。通过对贸易成本、规模经济程度和产品差异化程度对本地市场效应影响进行验证,验证结果表明：三者对总体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没有显著影响;贸易成本和产品差异化程度分别对2类和7类商品对外贸易中的本地市场效应有显著影响。     

中国制造业贸易模式变迁的工资差距效应

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不变系数的静态面板模型,考察了我国制造业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的变迁对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在制造业贸易模式的变迁中,出口扩大了行业间工资差距,而进口缩小了行业间工资差距。（2）制造业贸易模式变迁主要通过价格机制扩大了行业间的工资差距,而技术机制和个体机制的影响则不显著。     

贸易增长、劳动力市场刚性与产业间劳动力转移——基于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存在是决定国际贸易能否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现有的实证研究却忽视了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决定性作用。本文基于国外文献的度量方法构建劳动力市场刚性和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并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当劳动力市场刚性存在差异时贸易增长对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低于门槛值时,贸易增长能加速产业间劳动力转移;而当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高于门槛值时,贸易增长则会阻碍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由此得出结论,欲使中国的贸易增长起到促进产业间劳动力转移的效果,必须先在劳动力市场领域进行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刚性。     

消费升级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理论逻辑与中国经验

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逐步由外需转向以内需为主的背景下,本文考察需求侧本土市场消费升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对促进实现国内国外双循环、抢占科技领域高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合利用2000—2016年中国各省域经济发展数据、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和中国专利数据,分别从产业和企业层面系统考察了本土市场消费升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内在机制和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总体上,本土市场消费升级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主要通过市场规模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实现;在考虑内生性和住房消费挤出效应等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本土市场消费升级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呈现出明显的行业、区域和所有制类型异质性;国内和国外市场消费升级均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市场基础,但国内市场消费升级已然成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更为重要的驱动力。本文研究表明,进一步提升内需的消费质量,对于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金砖四国”基础设施投资出口效应的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从理论上分析了基础设施投资对出口规模和出口复杂度影响的微观机制。基于理论假设，笔者使用1995—2013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变系数模型检验并比较研究了“金砖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和技术复杂度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砖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和出口复杂度效应均显著为正，前者由大到小的国家依次为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后者由大到小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巴西、中国和印度；不同类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出口规模效应和出口复杂度效应差异较大。     

高技术产业创新、贸易开放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选取2010—2020年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高技术产业创新、贸易开放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贸易开放度在高技术产业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进出口开放度存在显著负向部分中介效应,引进外资开放度存在显著正向部分中介效应;贸易开放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当高技术产业创新水平较高时,进出口开放度和引进外资开放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将达到最佳状态。据此,文章提出加强高技术产业创新顶层发展规划设计、制定国际贸易竞争力提升长效引导机制、逐步放开进出口与外资引进限制的政策建议,以期加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贸易开放、产业地理与绿色发展*——集聚与产业异质性视角

基于C-D函数和CES生产函数，本文模拟了产业地理的演变逻辑，构建了一个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模型，阐释了贸易开放、产业地理与绿色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贸易开放对产业地理的形成具有异质性作用，二者的交互效应对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影响。依据《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本文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借助2004—2015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贸易开放的效用是进口和出口之间作用力相互抵消或彼此增强的结果，二者对不同产业集聚的影响效力表现出线性、U型和倒U型特征，异质性体现明显，且存有“渗透边界”，对一些产业区位的影响在现阶段不显著；第二，与贸易开放对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相比，贸易开放与产业地理的交互作用随所处产业地理情境的不同会导致直接效应被增强或弱化。     

中国企业贸易网络中的创新同群效应研究

当前中国企业创新活动的持续性面临内外部环境变化的重大挑战，且现代经济的生产和分工越来越趋于网络化，利用企业贸易网络破解企业创新困境成为新发展阶段中国创新增长的重要战略支撑。首先构建一个企业贸易网络与同伴创新博弈模型，然后基于2009—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供应商-客户贸易网络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企业与上下游伙伴形成的企业贸易网络中的创新同群效应。研究发现，企业贸易网络中同伴企业的技术改进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即企业贸易网络中存在创新同群效应，且垂直同伴的主要作用渠道是知识溢出，而水平同伴的主要作用渠道是竞争压力。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贸易网络中的创新同群效应具有高阶性质，且在供应商垂直同伴样本和共享客户水平同伴样本中更显著，并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强。因此，要合理布局企业贸易网络，确立竞争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关注政策的网络溢出效应，以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成功转型。     

外资进入、国内市场导向与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基于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

东道国国内市场优势是影响外资创新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国内市场导向视角,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行业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创新,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对该促进效应存在强烈的正向调节作用,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外资国内市场导向通过生产本地化效应和市场结构效应强化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3)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本土企业,外资进入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大;对于不同要素密集度的本土企业,外资国内市场导向均能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但与外资技术差距较小的本土企业,外资国内市场导向的调节效应更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本文对充分发挥强大国内市场优势高水平引进外资、吸聚全球资源要素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R&D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四位数制造产业数据对R&D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估计两种不同的生产函数模型,本文发现R&D对生产率有显著正影响。在控制了市场因素和产权因素的影响后,R&D与生产率之间仍旧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还发现,R&D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也依赖于产业技术机会,高科技产业的R&D产出弹性显著大于非高科技产业的R&D产出弹性。     

贸易开放对我国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的实证检验——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1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省际以及三大经济圈内贸易对工业废水、工业SO₂、工业烟（粉）尘等三类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并检验了现阶段中国是否存在库兹涅茨假说、污染避风港效应及要素禀赋效应等。结果显示:中国省际及三大经济圈内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中国环境质量的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各省通过经济合作的加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各自污染物排放量。通过引入交叉项进一步发现贸易对环境分别存在负收入效应及正结构效应。同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污染避风港效应与要素禀赋效应则随污染物指标选取、分析区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