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循环经济建设中的三方责任主体及其作用分析

文章指出了我国循环经济模式构建过程中,宏观、中观、微观层面上三个主要的责任主体:政府、企业和公众,并着重从政府政策法规、企业责任、公众参与三个角度依次分析了三方责任主体在我国循环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及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生成机制及治理研究——资源基础与背景依赖的视角

国内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很多,但对与之相对立的概念"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研究却很少,且所有研究只关注个体、组织或环境等单一层面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影响。文章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以道德决策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背景依赖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际,从个人、组织、制度环境三个层面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生成机制。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不等同于公司经理的道德缺失,而主要根源于组织层面的因素如资源能力的制约、组织文化的障碍、以利润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制度层面的因素如不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社会控制的失败、政府监管的缺位等。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煤炭企业践行社会责任问题研究

煤炭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是响应国家政策,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也是企业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煤炭企业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着诸如履行社会责任缺乏持久动力,没有完整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煤炭企业较重的负担限制了其承担社会责任以及煤炭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为了让煤炭企业更好地践行社会责任,必须从企业和政府两方面进行努力。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的食品安全问题研究

本文从社会责任的视角分析了我国食品企业自身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局限性,并进一步构建混合策略博弈模型研究了食品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政府监管的完善程度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动因,其中处罚力度和正向激励对食品企业的行为选择影响较大,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本与政府处罚的差距小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累积效应收益时,企业才期望实现社会责任。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改善食品企业实现社会责任的建议。     

浅议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

本文试图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和基础理论的阐述,探讨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现实依据和存在问题及产生原因,研究社会、政府和企业三个层面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的途径.     

强化地方政府监管行为 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监管不力,监督滞后,无法适应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文章从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如何强化自己的监管行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浅谈企业社会责任之企业慈善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企业社会责任”gI起了政界、学术界、工商界乃至社会大众的关注。企业慈善行为是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形式。在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慈善”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空前关注。目前,我国企业的慈善意识不足,缺乏相关的法律制度、监管机制和激励措施。急需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共同推进来改善这一局面。     

从食品行业浅谈企业的社会责任——基于动态博弈模型

在食品行业中,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缺失和政府部门监管不力,往往酿成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是市场经济多方行为主体博弈的结果。围绕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和政府监管的关系,笔者建立动态博弈模型来分析政府在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中的监管作用,并探讨有效提高食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概率的途径。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煤炭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煤炭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切实履行其社会责任已成当务之急。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严重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展开博弈分析,从政府、企业、社会的视角为煤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对策。     

浅谈企业社会责任之企业慈善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引起了政界、学术界、工商界乃至社会大众的关注.企业慈善行为是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形式.在2008年汶川5.12大地震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慈善”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空前关注.目前,我国企业的慈善意识不足,缺乏相关的法律制度、监管机制和激励措施.急需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共同推进来改善这一局面.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现状及对策的经济学分析

首先分析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披露的现状,然后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现状形成的原因,并据此从加强政府的监管、强化协会自律管理、强化企业内部治理、强化外部审计监督四方面提出了具体确保企业有效履行和披露社会责任的对策建议。     

构建食品安全监管的第三种力量

动态社会契约论证了第三种力量参与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理论基础,通过第三种力量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化参与机制、组织化供给机制和社会化监督约束机制的分析,发现第三种力量具有影响食品安全公共政策的制定、参与食品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培育公民、企业和社会的食品安全公共意识等功能,并提出相应的构建第三种力量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管的路径选择。     

我国养老服务综合监管优化路径

政府在养老服务市场化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我国目前的养老服务监管面临政府缺位、服务队伍建设滞后、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综合监管是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抓手。鉴于此,在梳理我国养老服务监管实践困境的基础上,探讨完善我国养老服务综合监管的路径,即宏观层面构建国家主导、地方领责和行业遵行的多支柱监管体系;放管方面筑牢事中和事后的长效监管机制;服务优化方面创新“互联网+监管”模式,鼓励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监督。     

食品安全治理中的相关者责任: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维度的分析

在食品安全治理进程中,政府监管固然重要,但是,企业的自律以及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正确认知也不可或缺,因此,构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相关者责任体系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途径。该体系中,政府的责任主要是通过建立规制、提供信息为相关者提供对食品安全的信任,企业的责任主要是建立有助于实现自律并提高社会信任度的保障体系,消费者的责任主要是正确认知并理性表达对安全食品的需求意愿。     

国际化经营中企业环境责任的发展

随着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国际社会要求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承担环境责任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在国家层面,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对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环境责任要求较高.在国际组织层面,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对企业跨国经营提出了环境责任要求.总体来看,国际化经营中企业环境责任的发展呈现责任地域扩大、法定责任增加、责任标准加严、倡导性责任增多、责任报告流行、责任风险加大、责任不平等、政府的环境监管不断加强等八大趋势.在传统观念看来,企业的惟一责任是创造利润,除了必须遵守的那些强制性的法律法规以外,企业不应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能源的消耗承担其他特别的社会责任,保护环境和资源等是政府的责任,企业创造利润和承担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矛盾冲突的.     

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监管进化博弈模型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地球生态、社会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人为本越来越成为人类共识,不论企业还是社会都面临可持续发展问题,全球都在倡导低碳经济,倡导企业社会责任。近年以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层出不穷,从几年前的三鹿奶粉事件,到最近大范围的空气污染,反应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和政府监督的不力,因此有必要尝试一种新的方法,即进化博弈论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和政府监管,构建企业与政府监管部门的进化博弈模型,通过对企业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复制动态方程及其进化稳定策略的分析,求出复制动态方程及进化稳定策略,并进行了稳定性分析,提出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议。     

基于食品安全的政府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耦合的关系

文章分析了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针对食品安全问题研究了政府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耦合理论基础,给出了政府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耦合效应的模式,形成政府支持、鼓励、并与企业共同参与,实现政府与企业良性互动,逐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对改善国民营养和健康水平,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中国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

煤炭企业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自然资源的消耗者,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引发了许多环境、社会问题。对煤炭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信息披露可以帮助公众了解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针对中国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现状,分析了煤炭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并指出了国内煤炭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的相关建议。     

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及其变迁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由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及其财政活动、财政利益相关者及其财政问责构成,是对地方政府财政责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过程的概括。经济、政治和行政制度决定着财政责任机制及其变迁,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政治弱化+中央政府集权"的制度组合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政治弱化+中央政府放权"的制度组合下,我国的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都不够完善,可行对策是从政治、行政和财政三个层面上推行分权改革并提供配套措施。     

基于演化博弈的环境治理主体行为分析

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由于未能准确把握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的作用机理及其对政府监管效果的具体影响,致使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及监管的相关政策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在构建多元主体参与背景下政府与企业之间演化博弈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模型求解和数值模拟,探究了多元主体参与对环境治理系统稳定演化结果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参与对政府监管效果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社会组织对环境治理系统达到最优情形具有更大贡献;公众参与过多可能会造成政府“懒政”现象的出现。研究结果有利于明晰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作用机理及其对政府监管效果的具体影响,为实现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监管模式创新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