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商

近些年来,“儒商”一词频频出现于报刊电视等传媒中,人们常常把那些既有经商之才,又有良好的文化道德素养的商人称为儒商。不少企业家或商人也以儒商自励,立志做现代儒商。可以说,“儒商”已成为当代中国商品经济和商业文化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现实呼唤着理论的解答,什么是儒商?儒商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什么是儒     

当代儒商刍议：兼论儒商的界定

儒商研究应侧重于当代儒商。当代儒商在本质特征上是现代商人、义利并重与文化素养的和谐统一，其构成要素应包括“贾服儒行”的职业观、奋发精进的企业精神，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宏扬传统的企业文化、正宗的企业家与相当的企业规模。另外，传统上将儒商界定为所谓的商人，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其实，儒商是“行商”与“行儒”的有机统一，归极结底它是一种特质的商事活动。     

中国商业伦理传统的创新性学术力作－－戢斗勇《儒商精神》评介

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要"以德治国","以德治商"则是以德治国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德治商",弘扬我国商业伦理传统和道德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我国商业伦理传统源远流长,其主脉是儒商传统.儒商就是有文化、有道德的商人、企业家,而儒商精神就是贯穿在我国商业传统中的一根红线.     

儒商文化与现代和谐社会之建构

从美国学人余英时、杜维明,日本学人涩泽容一等人关于儒商文化的相关论述中,可以探寻并创发出儒商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及相关问题域。作为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商文化精神是本土自发的商业活动之内生、原发的动力,也是现代和谐社会建构中的重要精神资源。传统儒商文化是今天商道重建,新型商业伦理精神、现代和谐诚信式商业伦理生态秩序建构,现代经理人后备队的理想人格型塑的必要思想资源,对当今和谐社会建构的实践意义十分重大。     

儒商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经营的价值及借鉴

儒家思想文化被广泛地运用于商业经营领域,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文化传统。探讨儒商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借鉴价值,可以做到古为今用,进一步提升企业经营理念,保障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大的发展。     

略论中国古代“儒商”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

儒商作为我国传统价值中对商人从经商业绩到品行修养上的至高荣誉，在中国历史上只是一种特殊而偶然现象，产生于春秋晚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经发展而成为正统统治思想之后，由于其无视商业对社会的作用，鄙薄商人。使士商长期对立，因此从秦汉一直到宋元时期，儒商销声匿进。明清时期，随着责本主义萌芽和商业在社会经济中地位的日益重要，士大夫开始改变传统看法，出现了士商合流、弃儒就商的新情况，因而儒商又再度出现，并一直延续至近代。     

论明代中晚期儒商形成的社会背景与儒商精神

明代中晚期人口不断增加,科举制吸纳人才却是有限的,与此同时明代中晚期的商业经济正在获得巨大的发展,从而对文人具有了相当的吸引力,这都成为了儒商合流形成的社会原因.在儒商合流的过程中,既有文人向商人的转交,也有商人学习儒士风范的种种表现,在明代中晚期儒商合流的过程中看到明代儒商精神对当今的启迪：其开拓精神、冒险精神与儒家温文尔雅的风度成为明代儒商精神相反相成的2个方面,传统义利不容的思维误区也过渡到了义利双行的合作思维.     

浅议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儒商精神

金融危机的实质是道德危机,我们应该认真弘扬儒商精神,秉承儒家的德性经济思想,革除痼疾,见利思义,强化经济伦理道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文从传统西方商业思想的道德缺失、儒商和儒商精神内涵三个方面作了阐述,说明了儒商精神对于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积极意义。     

儒家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检验——关于中庸理性与儒商精神的探索性实证研究

儒商,是在实际商业活动中践行儒家价值观的企业家和商人,他们秉承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努力实践着"义"与"利"的均衡。工具理性的泛滥造成西方经济组织和个人对于成本与收益之间过于线性化的要求,而金融风暴无疑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理论假设在现实社会中的悲剧再现。全球经济不能再单独依赖于这种片面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道德的价值观系统,具有东方思想文化底蕴的儒商理念,亟待重视和发扬。文章通过多学科交叉的视角,将"义以生利"作为研究儒商的切入点,尝试用现代计量方法来验证儒商精神(义)与企业绩效(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是否真的能够"经世致用"。     

元代江浙地区的商业繁荣与诗文新变

元代江浙行省商业发达,改变了以往的文学生态：商业与文学结合,商人与文人交往频繁。商人依靠文人提高社会地位,文人依赖商人提高物质生活,扩大自身影响。同时,文人思想情感与文学风尚也发生了变化,商业、商人成为诗文的重要审美对象。部分商人弃儒从商或儒商兼济,丰富了文人创作队伍,其创作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客观的反映了经济基础与文学的互动关系。     

《论语》中的家庭教育思想

《论语》中蕴含了许多传统儒家家庭教育思想,对于现代家庭教育有积极意义。本文认为,《论语》中的家庭教育思想总结起来有四个方面：一、罕言鬼神,以实际生活为教育题材;二、祭如在,注重历史教育;三、君子不器,以追求＂道＂为主要教学内容;四、身正为范,注重典型示范作用。     

略论传统文人艺术视角的挪移及明清士商关系的变化

十四世纪以前,传统文人对商人及其经营活动往往不屑一顾,极少在诗文作品中提及。明中叶以后,空前活跃的商品经济使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士居高住、商列下等的思维定势有所改变,“商”取得高于“农工”而与“士”并列的地位。传统文人开始关注商人集团,诗文作品较多地表现了商业经营活动、商人的才干和价值,以及商人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推动等内容。这一变化生动地反映了明清士商关系由相互对立到渗透、融合的过程,具有深刻的文化认知价值。     

“士魂”与“商才”:儒商文化内涵界定问题辨

要疏解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意义,必须对"儒商"及其品格进行理论辨析。一要从儒学流变角度来分析儒商之可能,做到"儒商"的名至实归、名副其实;二是对"儒商"品格作一内在分梳,疏释"士魂"与"商才"的应该具有的理论内涵,从而纠正有关儒商文化方面的一些习以为常的错误看法。     

《论语》与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

当代大学生中大部分人的人格是健全的,但有一部分大学生的人格存在一些问题。《论语》是中华文化中的璀璨明珠,其致力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为人生境界的实现,也为理想社会的追求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当今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承继与变革: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近代转型的历史考察

近代以来上海社会经济发生急剧变化,原有的社会秩序难以为继,迫使社会群体做出必要的回应,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徽州茶商在上海的活动因徽茶出口而兴,形成了服务出口兼内销的经营特点。容身于急速发展变迁中的上海社会,徽州茶商开始逐渐从传统延续的经营模式向近代经营模式转变,转变的同时传统因素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与近代因素交互为用成就了徽州茶商。上海茶叶市场上颇具规模的徽州茶商的继续发展,印证了这次转变的成效。     

论海外客商对原乡村落传统文化的复兴

从粤闽山区往海外迁移的客家人,坚持传承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因而涌现了一批崇文重教的海外客商,进而对其原乡传统村落文化的复兴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对梅州市大埔县蓝氏、丰顺县张氏和兴宁市刘氏宗祠的田野调研,借助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发现海外客商在原乡村落宗族文化复兴的导向上,大抵遵循从经济回馈过渡到文化反哺的模式.海外客商与原乡宗亲的互动,主观上促成了华人华侨与原乡更为密切的情感交往,客观上恢复了原乡客家村落的宗族文化和儒家礼制.海外客商在原乡寻找祖荫所唤醒的集体记忆,不仅推动客家村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且促成儒家文明在海内外更为广泛的传播.     

曲阜文化旅游及孔子文化的推广研究

在国内外文化旅游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曲阜市文化旅游的发展和孔子文化的推广进行了分析,并对曲阜市文化旅游的发展提出建议。认为曲阜市要充分挖掘祭孔活动、孔子学院和修学旅游的文化内涵来推广其世界性的孔子文化。     

汾酒商人转型研究

通过对汾酒商人的历史进行研究,探讨了汾酒商人在近代中国商人资本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影响后,如何由商人资本成功地实现了向现代工业资本的转变。汾阳商人由于多经商于天津与俄罗斯等地,受国外资本主义影响较深,因而能够大胆地引进西方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家族企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当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企业的决策者要抓住机遇,果断抉择。特别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小的家族企业必须审时度势,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改变自己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落后的企业制度和管理办法,与时俱进。     

粤商与儒商

粤商与儒商属交叉而非包含关系。并非所有的粤商都具有儒商的道德属性,但历代粤商中都有儒商的代表人物。为了提高新粤商的素质,应当引导现代新型儒商的价值取向,造就新型儒商式的新粤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