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会抑制制造业就业吗?——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

制造业人工智能技术替代劳动的同时也提高了产出,劳动需求结构会随之发生变化,因而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作用方向存在不确定性。本文构建两部门任务模型,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的生产率效应和对就业替代效应的影响机制,考察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和产品替代弹性对两种效应的作用方向;利用我国28个省份2003-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产业结构的作用方向及强度,进一步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不同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上,对制造业就业非线性影响。理论模型说明,在多数情况下,人工智能技术会抑制制造业就业,其对制造业就业的替代将促进劳动力向服务业的流动;当人工智能技术存在较大突破导致制造业生产率有巨大提升时,产出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效应会大于技术替代效应,劳动力回流入制造业。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显著降低了制造业的劳动力占比,但其生产率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抑制作用。面板门限回归结果显示,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不足0. 0282时,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提升1%将减少制造业就业占比0. 124%;反之,当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率增长幅度超过门限值时,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提升1%将增加制造业就业占比0. 179%。研究结论的重要启示在于揭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就业的挤出效应会随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而发生反转,促进制造业劳动力回流的机理。     

进口贸易、R&D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的就业变动

本文利用1996～2005年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进口贸易的R&D溢出对中国制造业的就业总量变动的影响及影响的部门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考虑到进口贸易对国内制造业的R&D溢出效应后,中国制造业从发达国家的进口没有通过替代国内生产而减少就业,相反,进口贸易通过R&D溢出增加了整个制造部门的就业。由于技术进步的两面性和各部门要素密集度的不同,进口贸易的R&D溢出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部门差异。由于R&D投资回收期长、国内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较弱,国内R&D投资和进口贸易的R&D溢出对就业总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性。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趋势效应、价格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存在,使就业变动呈现动态调整的特征。     

中国出口增长的就业效应: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具有中国劳动就业结构特征的CGE模型,以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变化和中国实施经济刺激计划为背景,设计不同的情景方案,模拟分析了中国出口变化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出口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实现0.088个百分点的非农就业增长。但出口就业效应相对于不同的产业部门和就业群体而言具有明显的差异,出口下降将导致纺织、制造业等部门就业人数的显著减少,农民工就业压力明显超过城镇就业。因为出口就业效应显著低于投资就业效应,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劳动就业不仅在数量上经历了从大幅减少到显著增长的突变,同时在结构上也出现了从可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的转换。权衡劳动力比较优势利用和产业结构升级,重视就业基数大、出口就业弹性低的服务业部门劳动力吸收能力的提高,实现就业的结构性均衡增长,应成为确保我国未来就业安全的政策方向。     

中国工业品贸易的就业效应——基于32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32个工业行业1998—2003年的面板数据对工业品贸易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对就业有正向拉动作用，出口占国内产值的份额每增加1％，劳动需求增加0．19％。进口对就业的总体影响是不确定的，而对各行业的具体分析表明，多数行业进口替代国内生产从而减少就业的效应是主要的，但进口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不是绝对的，也有一些行业的进口对就业有正面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最后从扩大就业的角度对我国贸易政策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技术投入与制造业本地市场效应

本文以国内增加值出口为视角,利用我国与55个贸易伙伴国17个制造业行业2002—2018年的相关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深入探讨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会因数字技术来源差异、产品特征差异、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差异以及国家收入水平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以及推进制造业服务化促使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     

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带来“去制造业”吗——基于微观数据和投资动机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倾向性匹配方法为2003-2008年1273家进行OFDI的制造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样本数据,采用倍差法实证检验OFDI给母公司带来的规模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出口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在OFDI快速发展时期尚未出现总量"去制造业",总体上表现出通过商贸服务型OFDI加强出口,带动国内生产、投资和就业的主要投资模式。基于投资动机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存在结构性"去制造业",当地生产型OFDI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投向中低收入国家的OFDI对出口、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投向高收入国家的技术研发型OFDI对母公司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制造业数字化投入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分析

制造业数字化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本文基于2009—2018年的数据,利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制造业14个核心行业的数字化投入,测度制造业数字化投入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机制。实证表明,制造业整体数字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有抑制作用,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都有促进作用。最后从夯实制造业数字技术基础,充分发挥技术密集型行业带动作用与技术溢出效应和通过政策引导贸易规则建立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东亚生产网络分工提高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吗

在梳理东亚生产网络分工影响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基础上,基于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东亚生产网络分工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结合影响制造业行业竞争力的国内因素进行考察,东亚生产网络分工对我国制造业整体以及不同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将东亚生产网络分工的作用效应进行分解,发现东亚生产网络分工主要是通过劳动生产率提升效应、技术外溢效应途径提升我国制造业整体的出口竞争力,但理论上所预期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未发生促进作用。东亚生产网络分工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作用途径在制造业不同部门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东亚生产网络分工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效应所驱动,即便是此类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程度很高的制造业行业所获得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却并非由东亚生产网络分工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效应、技术外溢效应所推动。这种分工状况容易导致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锁定效应,压缩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空间。     

制造业出口服务化与国际竞争力——基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

制造业出口服务化是实现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的关键。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1995-2009年40个国家和地区制造业行业的样本,研究了制造业出口服务化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业出口服务化会显著提高制造业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电信化和金融化对制造业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相对较大,而出口零售化和交通运输化的影响则相对较小;在岸服务外包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相对于离岸服务外包的影响更大,国内服务投入会显著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进出口贸易与中国制造业要素重置——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使用2000-2009年企业层面的数据测度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置效应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方法检验了进出口贸易对制造业要素重置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进出口贸易对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置综合效应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分解来看,进出口贸易对退出效应和在位企业要素重置效应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进出口贸易仅对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进入效应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进入效应作用不明显。     

非农就业如何影响农户的森林保险需求?——基于林地确权的调节效应

集体林权主体改革后,森林保险成为提高林业风险抵御能力、应对林业生产风险的重要保障机制。随着林地确权工作的深入推进和非农就业趋势的演化,这两项因素都可能对林业保险的需求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2018年福建、浙江和辽宁三省465个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IV Probit模型和分组回归模型,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森林保险需求的影响及林地确权对其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户森林保险需求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非农就业对农户参加森林保险的影响受到林地确权的调节作用,已确权农户非农就业对农户参加森林保险的负向影响趋势减弱;按照非农就业、林业依赖度和林种结构对农户分层,林地确权对非农就业水平低、林业依赖度高和商品林为主的农户森林保险需求作用显著。林地确权对异质性农户的差异化影响为后续瞄准目标群体完善森林保险政策提供决策支持。     

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改善民生

扩大内需战略已经提出很多年,虽然也取得一定成效．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内需市场可挖掘的空间仍然很大,扩大内需不是通货膨胀式的扩大内需,也不是造成未来产能过剩式的扩大内需,应是实实在在的扩大。即富民下的扩大内需。因此,要立足于改善民生地扩大内需,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有改善了民生,才能真正做到扩大内需。     

后奥运经济下我国贸易结构优化驱动分析

在奥运经济的作用下,功利性的投资、劳动力市场的聚集效应以及非制度因素的改变,会在水平结构和层次结构两方面影响国内居民的需求模式。同时由于经济政策的时滞性以及投资的乘数作用、加速作用,这种影响会对后奥运时期的经济运行有持续性的影响。从需求贸易理论的角度出发可知,奥运经济下投资、就业、非制度因素对需求的影响,是通过需求模式的改变来影响国内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及贸易模式的发展和变化,成为后奥运经济下优化贸易结构的驱动。     

基于误差修正模型（ECM）中国FDI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误差修正模型(ECM),从中国的消费、内资固定资产投资、成本、贸易多元化角度等,分析中国的FDI问题。研究表明,中国的消费对FDI产生需求拉动,内资固定资产投资对FDI具有明显挤出效应,成本增长会抑制国内FDI增长,合理的贸易多元化战略能显著促进FDI增长。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的FDI增长放慢不但是中国的消费增速下降和生产成本上升影响的结果,更是中国内资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张提高了内资企业竞争力产生影响的一个阶段性趋势。     

外商在华零售投资:新趋势及对若干争议的新解

2008年以来,外商在我国零售业的投资在规模和空间布局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动向,引发了业界关于外资迅速扩张是否会造成零售业被外资控制、外资企业是否会抢占内资零售业优势资源等争议性话题,文章分别使用省际面板数据、地区面板数据、业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资扩张对内资零售企业的影响。研究表明,整体而言,外商在我国零售业投资的加速扩张,并没有挤占内资零售企业的优势资源,外资零售企业市场份额的扩大并没有对内资零售企业构成明显的就业挤出效应。内资零售企业在面对外资零售企业迅速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竞争压力时,应着力通过跨地区并购、跨行业并购、自愿连锁、内资并购外资等方式壮大自身规模,实现优势资源的重组,发挥规模效应,同时需要反思内资零售业目前联营模式过多、自营模式过少的弊端,通过提高自采比例、培育自有品牌等方式提升核心竞争力。     

扩大内需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优化:基于“母市场效应”理论的研究

中国过往低价竞争的畸形出口遇到了阻碍,因而应扩大内需,但中国经济的增长还应是内外并举的,内需拉动增长和出口拉动增长并不矛盾,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并未过时,中国的就业等压力也不允许出口大幅被替代,我们要的是在内需的扩大中寻找中国制造业出口的新优势,同时优化出口结构,而不是排挤或替代出口。本文利用"母市场效应"理论,通过对中国制造业各部门对外贸易"母市场效应"存在性的检验,从理论上和实证上证明了扩大内需政策会导致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优化。     

外商直接投资与农业产业安全——基于国内投资与就业挤出效应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种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影响的新思路。一方面,选用1997年至2009年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构造了联立方程模型,分别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了农业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和就业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农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增加1%将导致0.2%的国内投资和0.01%的农业就业被挤出;另一方面,基于国内投资与就业挤出效应视角,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Offshore production and skill upgrading by Japa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We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offshore production by Japanese multinationals on domestic skill intensity. Identifying relationships based on within variation in a panel of 1070 firms, we find that additional foreign affiliate employ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 raises skill intensity.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DI on domestic skill intensity, however, diminishes as investment shifts towards high-income countries. Increases in affiliate employ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 also raise a firm’s reliance on finished goods purchases, suggesting that overseas employment affects domestic skill intensity because imports of final goods from foreign affiliates displace domestic production.     

出口退税与就业增进——基于我国数据的协整研究

在一个出口决策模型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一个出口退税的就业影响模型。并采用我国1985-2009年的数据,研究了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就业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显著促进了国内就业的增长。进一步把出口退税分解为增值税退还与关税退还两部分,研究了不同类别出口退税对国内就业的影响,结果仍然稳定。结果同时表明:国内投资、FDI以及汇率贬值显著促进了国内就业的增长,而技术水平的提升则抑制了国内就业的增长,这一结果说明,我国的技术发展选择的仍然是劳动节约型而非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