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安排、谈判过程与讨价还价

在契约安排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威胁点、风险态度、谈判实力起着重要作用;但契约安排的内容不仅包括讨价还价理论所讨论的作为结果的合作剩余分配,还包括作为过程的权利分配;而且,规则系统中的契约安排应遵循最优完全程度;而最优完全程度和契约调整问题,则要求我们考察契约背后的价值链、业务流程、资产配置和利益分配,并寻求四者与契约安排之间的匹配关系。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与引资政策:一个悖论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收支持续的双顺差呈现出“超前”的国际收支结构特征。按照“两缺口”模型,这种态势说明中国没有引资的必要,但中国目前却成为世界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同时又跻身于资本净输出国行列。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超前”的国际收支结构还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因此我国引资战略应在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形式和政策上作相应调整,以实现国际收支结构的合理转型。     

完全契约与不完全契约—两种分析方法的一个比较

一、简介 一般均衡理论由于(1)没有考虑行为主体之间直接的策略互动,(2)不考虑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是否对称,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3)不考虑组织的内部结构,(4)假定交     

新形势下外资作用和引资策略研究

自我国1978年实施对外开放政策至今已有近40年的历程,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新形势下,有必要对外资的作用以及利用外资的策略进行重新思考。本文回顾了外资作用的实践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新形势下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及政府在引资中的作用,最后对新形势下外资在我国未来发展中的作用及引资的策略进行了再思考。     

外资质量与引资优惠政策分析——基于博弈论的分析框架

从东道国与外商投资者的博弈行为出发,构建了一个用于分析外资优惠政策调整的动态博弈模型,据此模型得到三个命题:东道国引资过程满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条件,优惠政策的边界条件取决于收益系数、成本系数以及最佳外资规模的大小;优惠政策与投资环境具有反向的替代关系,与外资的最佳规模呈正比关系;低质量的投资对环境的敏感系数要小于高质量投资,低质量的投资对优惠政策的敏感系数要大于高质量投资。并用这三个命题对中国外资政策调整的历程做了解释。     

MLP与我国风险投资基金治理结构取向

MLP(MasterLimitedPartnership) ,即业主有限合伙制 ,其作为经济中持续的企业重组和结构创新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介于公司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之间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近年来在欧美各国得到了高度重视和普遍应用。文章指出 ,这种制度不仅具有公司制企业的权益流动性和有限责任的特征 ,而且还具有合伙制企业的规避双重纳税之优势 ,因而在目前国内外公司治理结构的调整浪潮中 ,其运作方式和适用性正在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可谈判条件下技术许可契约问题研究——一个纳什讨价还价模型的应用

目前大部分文献都集中于分析不可谈判条件下的最优技术许可契约设计问题,即通常前提假定许可契约是"要么接受要么走人"的。分析可谈判条件下的技术许可契约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纳什的讨价还价模型,并给出一些初步的分析。     

地区引资的成本一效果分析与投资环境优化

各地优化其投资环境以吸引投资需要成本，引资成本与其所获得的引资效果之间存有一般关系。而这种一般关系曲线在现实中要考虑各地投资环境的先天条件和具体引资操作等因素而对其起点和过程进行修正。对引资所用方式和手段的无差异曲线的分析可为更经济地优化投资环境提供参考。投资环境优化首先需要确定优化目标，它是地区的目标引资项目的公共影响因素和专业影响因素所包含的各方面。投资环境优化措施就针对优化目标来提出，并要综合考虑这些措施所需成本与其所获综合引资效果来实施。     

地区引资的成本-效果分析与投资环境优化

各地优化其投资环境以吸引投资需要成本,引资成本与其所获得的引资效果之间存有一般关系.而这种一般关系曲线在现实中要考虑各地投资环境的先天条件和具体引资操作等因素而对其起点和过程进行修正.对引资所用方式和手段的无差异曲线的分析可为更经济地优化投资环境提供参考.投资环境优化首先需要确定优化目标,它是地区的目标引资项目的公共影响因素和专业影响因素所包含的各方面.投资环境优化措施就针对优化目标来提出,并要综合考虑这些措施所需成本与其所获综合引资效果来实施.     

金融契约的不完全性与企业融资行为:一个案例分析

金融契约是资本供求双方有关资本交易的约定，它是企业融资行为的基础。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金融契约不可能是一个完全契约。在金融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融资行为是融资双方之间的博弈过程；管理者根据投资者的行为来选择努力水平和私人福利，而投资者则根据对管理者行为的预期来决定是否投资。案例分析表明，经济行为的契约化、契约完备程度以及社会履约环境与保障机制，对交易的规模和效率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特征及其空间差异——基于2001-2007年省域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分析

本文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外资工业企业在2001-2007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模型估计及假设检验,并据此对中国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实证测算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样本期间内中国外资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始终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其中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全国及四大经济板块外资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上均呈现出跌宕起伏的波动变化趋势,且各区域间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的＂马太效应＂特征。     

利益相关者间的谈判与企业治理结构

企业的契约性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具有一致性 ,它们都隐含了企业是一种再谈判机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所有权分配进行谈判 ,谈判结果决定出企业的治理结构。在这个过程中 ,各方的谈判破裂结果效用、谈判力和对谈判破裂的担心程度是关键变量。我们使用Nash谈判模型及其推广模型分析了这个过程。我们的结论是 ,企业治理结构是内生的 ,每个企业的治理结构都是特殊的个案 ,一种治理结构并不具有普适性。这个结论具有重要的立法含义。     

电力市场设计:理论与中国的改革

沿用最新的规制经济学和电力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框架 ,本文首先对电力市场设计中的核心基础理论———节点价格体系、双边契约机制和电力市场中的风险规避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结果表明 ,采取节点边际价格体系以及相应的支撑体系 ,即两部清算机制和传输权市场等可以最优化短期经济调度 ,可以保证和促进行业发电、输电的长期投资 ,保证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随后 ,在分析中国电力行业特殊的制度和经济约束条件的基础上 ,给出了中国电力市场机制改革的若干政策建议。     

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公共区位因子及实证分析

企业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海外研发投资,会受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不同区位因子的影响。在简要回顾国内外有关企业海外研发投资区位因子选择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了14个相关指标,然后依据由世界银行提供的有关22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数据,利用SPSS软件的因子分析方法,对可能影响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一些公共区位因子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其结果及给我们的启示进行了阐述。     

产业关联效应对纺织业外资区位选择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纺织业的上下游关联最密切的行业,利用广义矩估计对2001～2009年中国省际纺织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纺织业下游的服装业通过产业支持效应促进了纺织业不同来源地外资的流入;上游的化学纤维制造业对纺织业不同来源地外资的流入影响不稳健;第三产业主要通过产业替代效应限制了港澳台投资的流入,而对其他来源地外资没有影响。     

议价能力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来自中国双收入家庭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纳什议价模型基础上,使用来自中国9个省的双收入家庭的调查数据,检验了议价能力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议价能力提高将减少本人的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务分担比例,并使本人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务分担比例对其他因素的弹性增大。议价能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对男性的效果强于对女性的效果。本文拓展了已有的关于家庭内部时间配置的研究成果,对议价能力的定义和衡量方法做了探讨,并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出议价能力在家务劳动时间配置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基于产业集聚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研究

开篇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性,评述了产业竞争力的钻石模型,在该模型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双层环式模型,最后分别研究了内层环式构成因素和外层环式构成因素,剖析了集聚效应条件下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     

Improving Assessments of Gender Bargaining Power: A Case Study from Bangladesh

Gender bargaining power has entered into mainstream economic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 However, common empirical measures are only loosely related to the theoretical concept, and research has not produced consistent results regarding the causal chains underlying women’s empowerment. This study critically examines accepted measures of bargaining power, arguing that participation in specific household decisions is not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the theoretical concept of bargaining power. The stud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s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household decisions and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thought to contribute to bargaining power. Using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DHS) data on Bangladesh over the period 1999–2011, the study finds that despite the loose relationship of the survey questions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 bargaining power, the decision-making questions provide relatively consistent and theoretically supported measures of this unobservable characteristic. Simple changes in using the measures would contribute to more robust and consistent findings.     

不完全金融市场、海外资产结构与国际贸易

本文在动态不确定性模型分析框架下,分析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对一国居民消费、资产选择和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两国金融市场完全性的差异会导致在金融自由化的经济环境中,金融市场完全性低的国家由于有更多的预防性储蓄而出现贸易盈余,相应金融市场完全性高的国家出现贸易赤字。同时,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也深刻影响两国居民资产组合的选择,促使金融市场完全性高的国家"做多股权,做空债权",金融市场完全性低的国家"做空股权,做多债权",并导致资本从金融市场完全性低的国家主要以购买债券的形式流向金融市场完全性高的国家。     

Foreign Debt,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Volatility

We investigate how foreign deb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ffect the growth and welfare of a stochastically growing small open economy. First, we find that foreign debt influences the growth of domestic wealth by lowering the cost of capital, while FDI affects the country's welfare by providing an additional source of permanent income. Second, a decline in domestic investment may improve domestic welfare as FDI replaces the gap. Even when the welfare deteriorates, its magnitude is mitigated, leaving more room for 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 Third, a fiscal policy aimed to stabilize domestic output fluctuations needs to be conducted not to crowd out the welfare benefit of FDI too much. Fourth, an economy with both types of foreign capital experiences wider welfare swings by external volatility shocks than the one with foreign debt alone, while the welfare effects from domestic volatility shocks are mitigated. The welfare effects of fiscal shocks are much smaller with both types of foreign capital. Lastly, the first-best labor income tax covers the government absorption by the labor's share of total output, and the capital income tax covers the rest. Investment is penalized or subsidized depending on the social marginal cost-gain different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