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失衡对民间投资的制约效应研究

民间投资平稳增长对中国意义重大,但近年来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利用2003-2021年全国各省市数据分析金融资源区域配置特征,结果发现：各地金融资源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但与融资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即资金更多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并不一定流向最有需要的地区。在此基础上,通过测度各地区获得的超额金融资源衡量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失衡程度,并研究其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发现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失衡对民间投资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会导致民间投资效率损失——有些地区获得了超额金融资源,却未能有效提升民间投资增速;而另一些民间投资活跃的地区却因为金融资源缺口,发展受到了制约。同时,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金融资源的区域配置失衡对民间投资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制约作用从大到小分别是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和信贷融资。此外,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和中央财政支持能够显著缓解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失衡对民间投资的制约作用。     

经济增长、金融资源分布与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分析

Kuznets提出了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假说,对改革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发现,由于经济中显著的二元经济结构,我国金融资源的分布也存在非均衡性：经济发达区域占有较多的金融资源,而经济落后区域的金融资源则相对较少。对数据的分析显示,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与金融资源分布结构密切相关,占有金融资源较多的发达经济区域,衡量其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较低,金融发展对其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的影响力较弱．而金融资源分布较少的经济欠发达区域基尼系数较高,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力反而较大。缩小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需要从调节金融资源分布和二元经济结构等方面入手。     

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结构的均衡性研究——基于我国东西部地区相对资源承载力的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的空间分布结构是极不平衡的。东部12个沿海省、市、区以占全国13．52％的国土面积，承载着全国41．38％的人口；而西部10个省、区以占全国56．76％的国土面积，仅承载着全国22．39％的人口。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达到413人／平方公里，而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只有53人／平方公里。如果仅从我国东西部地区人口分布状况的这一表象判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是东密西疏，人口空间流动的方向应是自东往西。     

财政分权、投资失衡与工业资本深化——基于中国区域特征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1985—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与中国东高西低的经济梯度相反,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反而具有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中更高的工业资本深化程度,基于这一反常现象,我们对中国工业资本深化发生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式分权体制所引致的财政压力与竞争激励下,地方政府对本地工业化进程的积极干预导致了区域投资结构的失衡,这种失衡表现为金融信贷的扩张以及针对国有工业部门的投资倾斜,两者的共同作用显著推动了中国区域层面的资本深化过程;西部地区相对最高工业资本深化程度也与其金融信贷的高度扩张以及国有工业部门资本的超量积累存在很大关联。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工业的资本深化更多地是一种体制现象,相关对策也应更多地从体制层面着手。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基于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的实证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随着近年来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和各国开放程度的增加,国际间金融发展和交流更加频繁,金融市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于是,有学者断言二者之间的正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其直接依据是,经济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拥有发达和完备的金融市场,而且经济越发达,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也越高.本文将按照东部、西部以及中部的区域划分方式进行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首先,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负向的关系,即当期金融发展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效应.但是金融发展的滞后一期则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即上期的金融发展状况对当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其次,金融发展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对各区域都是不同的,其正负向作用抵消后,总体效果是不一致的: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整体上还是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则是抑制的效果.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对我国区域金融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改进建议和改革创新.     

高铁开通、金融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基于PSM-DID模型的估计

本文以我国268个地级市为样本,通过PSM-DID模型考察高铁开通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并对高铁开通带来的金融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高铁开通促进了所在城市金融资源的更快增长并形成集聚效应。分地区来看,高铁开通对中部城市金融资源配置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东部次之,而对西部整体没有呈现显著的正向效应。与此同时,高铁开通对于金融资源占比较小的城市的资源集聚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另外,高铁开通有利于缩小省内和地区内城市间的发展差距,但反而扩大了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发展差距。     

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广东出口贸易升级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广东省2003—2018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金融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基于VAR模型,对广东的金融发展、金融结构对出口贸易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首先,协整检验表明广东出口贸易升级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与金融发展是同向变动关系、与金融结构是负向变动关系.其次,广东金融发展、金融结...     

金融素养、金融普惠性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2019年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金融普惠性为切入点,检验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升金融素养水平和金融普惠性可以显著优化家庭低、高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金融普惠性在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起到中介效应作用,其中金融普惠性在金融素养对高风险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中具有遮掩效应;此外,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效果在城镇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因此,应全面推动金融知识普及,提升国民金融素养水平,同时深化金融普惠性供给侧改革,加大落后地区金融基建力度,发挥金融普惠性的重要作用。     

广东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基于与江苏和浙江的比较分析

正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也是国内经济最发达、最具市场活力和投资吸引力的地区之一,但近年来省内金融发展深度和存贷比开始下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被发展水平相近的浙江和江苏超越。本文重点研究广东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将其与发展水平相近的江苏和浙江进行比较分析。一、广东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与江苏和浙江的比较为了探讨广东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重     

我国金融结构与二元经济关系分析——基于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研究

本文构建了我国金融结构与二元经济的协整方程,并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动态变化特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结构与二元经济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金融结构是二元经济的收入和消费因子的Granger原因;二元经济的收入和消费因子对金融结构的脉冲响应是正向响应,而产出因子是负向响应;金融结构受自身影响最大,二元经济在滞后3期受金融结构的影响比较显著.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促进金融结构完善和二元经济转换的建议.     

金融集聚、区域特征与因素影响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31个省份平衡面板数据,利用Moran指数分析金融集聚的省域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双固定空间杜宾模型对金融集聚影响因素效应进行空间计量和效应分解。研究表明,金融集聚呈现出显著空间正相关与异质性双重特征。经济基础具有显著负向间接效应但直接效应不显著,对外开放具有正向间接和负向直接效应,区域创新具有正向直接效应但间接效应不显著,政府行为和人力资本在直接和间接效应方面均不显著,规模经济具有正向直接和负向间接效应。据此,有必要通过强化经济支撑、提升政务水平、改善金融生态、扩大对外开放以及改革人才机制等策略来提升金融集聚能力。     

金融发展、信贷供给与企业投资——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模型的分析

文章基于2008-2017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系统GMM和门槛模型对不同金融发展进程下中国信贷供给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信贷供给整体上对企业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不同终极控制人下其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果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其次,金融发展的存在弱化了央行信贷供给对企业投资的带动效应,且该弱化作用在非政府企业中最强、地方政府企业次之、中央政府企业最弱.在进一步研究中,金融发展在信贷供给对企业研发投资和金融投资也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央行应不断创新、完善和丰富贷款调控工具,在保持信贷合理增长的同时,配合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合理引导和加强信贷资金增量在各部门间的分配和流动,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融资成本、金融可得性与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基于中关村与湖南省实践分析

探索金融支持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有效途径,使资金链与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发展要求相适应,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军民科技协同创新面临融资成本高、金融可得性低的双重约束,中关村、湖南两地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成功实践表明,破除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融资约束的关键在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具体而言,在科技创新活跃和金融服务相对完善地区,应搭建金融中介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各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科技创新潜力大但金融服务相对薄弱地区,应加强“银-政”合作,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服务机构及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     

市场分割与资源错配*——基于生产率分布视角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资源错配已成为新常态下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现有文献主要从要素市场扭曲视角分析了资源错配问题,而对市场分割与资源错配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试图从这方面进行探讨。理论部分将市场分割引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入企业利润函数,分别讨论企业在省内和省外市场的生产行为和定价策略,通过垄断竞争局部均衡模型分析市场分割对资源错配的影响机制。实证部分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大样本微观数据对上述机制进行计量检验,以各省市之间的运输成本作为市场分割的工具变量避免估计结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研究发现,国内市场分割指数减少一个百分点可以使资源错配程度降低394%。因此,减少市场分割所引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欠发达地区的分析

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估计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考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技术进步影响,并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区域金融发展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检验。研究发现,1990年以来中国西北各省区的经济金融化程度均得到提高,但是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弱,全要素生产率对金融规模的响应程度和显著性不高,西北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金融发展、FDI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绩效——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新近发展的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将中国80余万条制造业出口数据归类到我国国民经济分类制造业,分别使用Probit模型和Heckman选择模型检验了金融发展和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的重要因素,而金融发展有助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使其能够在最优状态下生产,不仅有利其进入出口市场,还扩大了其出口份额,从而对贸易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都有积极的影响。此外,FDI缓解了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促进融资依赖性行业出口的二元边际,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与金融发展同样的作用,进一步的估计表明,FDI是通过替代银行信贷而发挥作用的。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优化效应分析——基于技术获取型与资源获取型的对比分析

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不断在扩大。然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跨国企业之间的差距,既不是生产成本的差距,也不是市场占有率不足,而是我国企业整体技术水准低,缺乏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要成长为具备真正竞争实力的跨国公司,关键就是要与国外领先产业领域内的先进技术要素接轨。对中国企业而言,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企业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成长为全球先进跨国公司的有效且快速的途径。     

财政资源、投资与东北经济增长——基于2001～2016年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2014年以来的东北经济下滑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基于2001～ 2016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回归分析方法,对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财政资源和投资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近年来东北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的扩张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投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递减趋势,财政转移表现出一定的短期效应.由此可判断,东北经济缺乏内生动力,存在较大的脆弱性.因此,要促进东北地区经济稳步增长,应大力加强培育形成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和智能制造业,并以此为契机推进城镇化进程,扩大对外开放,培育多元投资主体,推进市场化进程,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从而形成地区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