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E模型的河南省耕地生态补偿额度研究

[目的]基于生态补偿利益主体的需求和支付意愿,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状态,测算具有弹性的生态补偿标准,确保生态补偿机制顺利运行。[方法]以河南省457份实地调查问卷为基础,采用选择实验法,建立由4个属性水平、7个选择集组成的生态价值属性集,测算受访对象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结果]城乡居民对于耕地资源景观与生态环境关注度最高,其次是耕地质量和耕地面积;农民和市民对于耕地生态价值属性满足的支付意愿存在显著差异性,农民支付意愿为2 060.55元/hm~2,市民支付意愿为3 396.15元/hm~2,两者相差近1 335.60元/hm~2,收入水平、环保意识是影响受访对象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最直接因素,但两者均认为耕地面积不变、耕地质量改善和耕地景观生态环境改善为最优选择。[结论]补偿额度应充分考虑相关利益主体的支付能力和意愿,将农民的支付意愿作为生态补偿下限,市民的支付意愿作为生态补偿上限,可建立具有一定弹性的生态补偿机制。     

玉米秸秆还田的补偿意愿影响因素及补偿标准研究——基于徐水区319位农户的实证分析

[目的]玉米秸秆还田技术是我国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重要技术模式,也是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的重要途径,探究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的采纳意愿并对技术采纳的补偿标准进行精准测度,有助于建立秸秆还田技术持续推广的长效机制,促进农业生产的绿色发展。[方法]文章以河北省徐水区319份农户调查为基础,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定量分析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构建补偿意愿价值评估模拟模型来估算支付意愿价值和秸秆还田外部环境成本。[结果](1)农户对秸秆还田技术的支付意愿较高,有90%的农户表达肯定支付意愿;(2)基于农户支付意愿和秸秆还田的温室气体减排环境效应测度,徐水地区玉米秸秆还田生态补偿标准的上限和下限分别为661.8元/hm²和171.47元/hm²;(3)支付意愿的影响因子按从大到小的强度排序为耕地平整化程度>化肥成本>农户性别>化肥用量认知>家庭农业纯收入>受教育程度>政策认知>社会网络>地力提升认知。[结论](1)细化补贴类型,制定科学补偿标准,建议玉米秸秆还田的补偿标准为...     

经济发达地区耕地非市场价值及居民支付意愿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研究目的：以南京市为例,研究耕地的非市场价值及城乡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条件价值法,计量模型。研究结果：（1）南京市耕地的非市场价值为504087.92万元,单价为20760.59元/hm2;（2）57.76%市民和60.32%的农民家庭愿意为耕地非市场价值付费,支付意愿分别为208.33元/户•a和120.26元/户•a;（3）家庭收支水平、年龄、性别、受教育状况、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等是影响城乡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受家庭支付能力及其在耕地非市场价值方面受到教育的影响,城乡居民对耕地非市场价值的支付意愿并不高。     

秦巴山重庆片区宅基地非市场价值评估

研究目的:评估秦巴山重庆片区宅基地非市场价值,为加大贫困地区宅基地退出补偿力度提供依据,为制定更为合理的宅基地复垦补偿标准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法(double-bound DC CVM)。研究结果:(1)研究区城乡居民对宅基地各类非市场价值认知存在一定差异;生活环境、文化素质、价值观念、经济收入等因素差异影响到城乡居民认知水平。(2)受访者对各类非市场支付意愿支付率也存在较大差异;受访者往往"理性"的将宅基地价值与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更多地表现为理性经济人。(3)T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受访者的宅基地非市场价值的认可程度对其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一些经济社会特征对受访者的支付决策也产生一定影响。(4)评估结果表明:研究区宅基地非市场价值约为679.26×108元。每公顷宅基地非市场价值约为155.94×104元(10.40×104元/亩)。农民家庭年均支付意愿为464.52元,市民家庭年均支付意愿为1188.84元,分别占区域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的1.96%和1.84%。(5)重庆市在该片区实际执行的12×104元/亩的宅基地复垦补偿标准偏低。(6)双边界二分式CVM引导技术在评估宅基地非市场价值中的应用是可行的。研究结论:应通过参考单位面积宅基地非市场价值,提高贫困区宅基地复垦补偿标准,实行区域产异化补偿等措施,保护退地主体权益。     

黄河下游居民生态补偿认知程度及支付意愿分析——基于对山东省的问卷调查

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流域生态保护、协调流域上下游利益、促进全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使用CVM设计调查问卷,利用山东省16个市464份调查问卷数据,分析了黄河下游居民生态补偿的认知程度及支付意愿,并运用Probit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分析了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该区域居民有一定的环境意识和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但大部分居民认为国家应该是补偿主体;受教育程度、工作优越性及收入与其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男性居民较女性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更高。     

华南经济发达地区农户耕地价值认知及保护意愿  ———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耕地保护对于国家与区域土地利用意义重大,农户作为耕地利用与保护的最直接参与者,其对耕 地价值的认知及其保护意愿直接影响当地政府耕地保护政策的落实与实施效果。该研究以广州市近郊番禺 区为例,通过467户农户调研数据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农户耕地价值认知水平及其保护意愿,认为:农户对 耕地价值认知的不完全会影响农户耕地保护的热情及积极性,番禺区农户对耕地保护行为响应较低,仅有 31.26%的农户愿意响应耕地保护支付行为,该部分农户完全接受劳动支付方式,但对货币支付方式却不完 全认同,其中劳动支付均值为2.5天（户·年）,货币支付均值为10.6元/（户·年）。研究利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结果显示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受农户个人家庭特征影响,也 与农户对耕地保护的认知程度相关。     

基于离散选择模型的水质改良非市场价值评估——以滇池为例

非市场价值的评估是水质改良项目经济可行性分析或水生态补偿决策必须考虑的难题之一。该文以滇池为例,通过选择卡和开放式问卷调查获得昆明市居民对滇池水污染的认识及对水质改良的支付意愿,利用离散选择模型估计了滇池水质改良的非市场价值,利用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对居民最大支付意愿的影响主要因素,其中将离散选择模型用于水质改良在国内尚属首次。结果表明,多数居民对水质水污染有较清晰好的认识,居民的支付意愿与家庭收入、目标水质、对项目的了解程度、对湖泊环境影响的认识等成正相关关系;居民户对四类水和三类水水质的支付意愿分别为每月42元/月和91元/月,或504元/年和1092元/年,分别占家庭年平均收入的011%和023%;因此,可以计算算得滇池目前的水质改良到IV类和III类的非市场价值分别是6 91996万元/年和1499 3亿元/年。研究具有以下意义：首先,非市场价值是水质改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评估水质改良项目的经济可行性时应给予考虑;其次,在为水质改良项目进行公共融资时,应考虑到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并让居民更多地了解水质改良对湖泊生态的影响;最后,通过对环境产品或服务的定价,将弥补未定价稀缺性所带来的经济问题。研究结果可为水质改良项目可行性分析和生态补偿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农户对耕地外部效益支付意愿的实证分析

从耕地保护补偿激励外部效益供给的角度,运用意愿调查法探讨了宜昌市农户对耕地外部效益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户对保护当地耕地外部效益的年平均支付意愿为103元,耕地外部效益年经济价值达1876万元;影响农户是否意愿支付的显著因素有耕地保护必要性的认识、教育水平、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等。该研究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外部效益评估技术、推进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等提供参考和启示。     

基于CVM的厦门公共休闲环境非使用价值评估

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通过支付意愿调查,对厦门市公共休闲环境的非使用价值进行评估。评估运用SPSS16.0软件,采用卡方χ2和独立性检验技术对支付意愿及支付意愿值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被调查者的性别职业、文化和职业程度与支付意愿显著相关,而年龄、月收入和是否为厦门市居民等因素与支付意愿相关不显著;职业与支付意愿值显著相关,文化程度、月收入和是否为厦门市居民与支付意愿值极显著相关;2008年,厦门市公共休闲环境的非使用价值为0.65亿元,人均支付意愿中位值为41.5元/a,其中,存在价值为0.17亿元,生态价值为0.26亿元,社会价值为0.22亿元。     

基于CVM调查的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意愿研究

选择条件价值评估法对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进行生态补偿意愿调查,建立二元离散选择模型,以此来分析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情况,得出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影响居民生态补偿的因素,计算生态补偿支付额度,并总结生态补偿的障碍。研究表明:在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居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对生态补偿以及环境重要性的了解程度的变动,都会对居民生态补偿有所影响,而且计算得出居民的生态补偿支付额度偏低,为357.04元/年,对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标准 及其影响因素 ——以农户受偿意愿为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受偿意愿分析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支付卡式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多项Logit模型。研究结果：（1）样本区域农户具有较高的受偿意愿,96.67%的农户愿意接受人为活动限制补偿,75.78%的农户倾向于按受影响程度计算受偿意愿;（2）寻乌县、安远县、郧阳区和房县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标准分别为2 988.02~3 164.53元/（户·年）、2 473.25~2 560.41元/（户·年）、1 884.07~1 917.27元/（户·年）和1 391.41~1 426.34元/（户·年）;（3）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收入较低、家庭支出较低、劳动力数量较少、林地面积较大、政策熟知程度较低、政策作用感知较强、政策支持程度较低、政策公平感知较差以及所在地区为寻乌县和安远县的农户选择按受影响程度计算受偿意愿的概率更大。研究结论：加快建立基于农户参与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制定按受影响程度计算的补偿标准以及充分重视补偿标准的差别化,是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为活动限制政策的重要途径。     

耕地保护政策的社会福利分析:基于选择实验的非市场价值评估

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评估既是福利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又是资源管理政策制定的依据。本文以张掖市甘州区的耕地保护规划为契机,基于选择实验详述了非市场价值评估中指标选取过程和实验设计方法,使用Mixed Logit模型和经验仿真方法分析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者剩余的变动。结果表明,耕地保护政策实施后,甘州区城镇居民的平均补偿剩余为3445.79元/户,农村居民的平均补偿剩余为3263.19元/户,社会福利整体增加5.09亿元;城镇和农村居民组内对价值评估指标的偏好存在显著的随机性,组间对耕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基于CVM不同支付方式的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及其差异性分析

[目的]支付方式的科学设置对CVM在耕地保护外部性评估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CVM不同支付方式视角,以焦作市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为例,剖析不同支付方式的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结果的差异性。[方法]采用支付卡式CVM。[结果](1)"出钱"、"义务劳动"、"出钱和义务劳动"不同支付方式下的年户均耕地保护支付意愿(WTP)差异性是产生单位面积耕地保护外部性差异的根本原因;(2)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文化程度、与耕地的关联程度、耕地生态社会效益认知程度、可支配的闲暇时间、劳动力成本及农产品成本收益等是造成不同支付方式的城镇居民和农户耕地保护WTP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通过与基于单边界二分式的焦作市耕地保护居民WTP测度结果对比表明,在科学设置支付区间和假想市场情景、合理进行假想偏差规避下,基于支付卡式综合计算整理的"出钱和义务劳动"方式的居民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和单位面积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研究最终选取"出钱和义务劳动"方式下的1 624.9元/(hm~2·年)作为焦作市单位面积耕地保护外部性测度结果,该结果可作为现实条件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理论参考依据。     

基于选择实验视角的浑河流域森林生态补偿意愿的实证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成为解决流域内不同地区经济损益变化、协调上下游利益关系失衡的重要经济手段。文章运用选择实验法,构建生态服务功能指标并设置属性水平,实证分析浑河流域下游居民对上游森林生态服务属性的选择偏好;通过421份有效调查问卷,运用Mixed Logit模型,测算其补偿意愿。研究结果表明:(1)74.6%下游居民愿意对其进行补偿,受个体基本特征、外部环境、水资源现状评价与认知等多维度变量综合影响;(2)根据模型估计结果,支付金额与受访者补偿意愿呈负相关,改善城市小气候、调节水量、信息反馈与其呈正相关且有显著影响;(3)下游居民人均补偿意愿为23.77元/年,补偿金额为2783.77万元/年。效用水平差异化的不同组合方案为浑河流域森林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目的]耕地对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农民和地方政府是耕地保护的两个利益主体。为提高耕地保护效果,需要对不同的利益主体分别确立不同的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方法]以西北的甘肃省为例,以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为依据,分别确立农民和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采用当量因子法、替代法、机会成本法等核算出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及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结果] 2015年,甘肃省耕地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之和为117. 36万元/hm~2,结合地方政府支付能力指数、区域社会发展阶段系数,确定甘肃省农民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为12. 82万元/hm~2。测算出甘肃省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机会成本为5. 51万元/hm~2,以此确定甘肃省地方政府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为2. 76万元/hm~2。[结论]耕地具有非常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甘肃省耕地资源生态、社会价值是其GDP的6. 11倍,地方政府应加大耕地保护方面的支出。研究结果为甘肃省政府出台耕地保护相关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西北其他省份提供借鉴。     

感知价值对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意愿的影响——以陕西省为例

研究目的:基于价值感知—参与意愿—参与程度的逻辑,分析感知价值对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意愿的影响,以期为耕地质量保护相关政策完善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利用陕西省637户农户调查数据和双栏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愿意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农户占所有样本的56.4%,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支付意愿水平为1 157.4元/hm~(2 )·a;经济价值感知、生态价值感知和情感价值感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参与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户的一般经济价值感知、一般生态价值感知和特殊情感价值感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参与程度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户对耕地质量保护的特殊社会价值感知能够显著促进其耕地质量保护参与意愿;同时,受访者的年龄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参与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与女性相比男性有较强的耕地质量保护参与意愿,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耕地经营意愿越强的农户,其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概率越大;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地块数量越少的农户,其耕地质量保护参与程度越高。研究结论:农户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积极性应在参与意愿与参与程度两个阶段进行识别,在帮助农户树立耕地感知体系的基础上,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应以提高耕地经济收益水平为前提,加强对农户关于耕地质量保护与生态保护方面的宣传教育,同时对参与耕地质量保护的农户要给予积极的情感反馈。     

居民生态补偿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设计调查问卷,对哈尔滨市居民随机调查,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以此分析影响居民生态补偿意愿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影响居民生态补偿意愿的因素有学历、家庭收入、对生态补偿以及生态重要性的认知程度,而且学历和家庭收入有双向关系,学历对居民的生态补偿及生态重要性的认知程度有正向影响。因此,提出提高人们的文化程度以提升居民的生态补偿意愿;加大生态补偿的宣传力度,从而增强居民的生态补偿意识等建议。     

生态公益林价值补偿意愿调查分析

采用意愿调查及多元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井冈山林区生态公益林价值补偿意愿支付值进行系统分析,并对2001～2010年间区域内居民的意愿支付数量进行动态预测。结果表明:区域内居民享受生态公益林价值的意愿支付费用相差较大,平均意愿支付值约为调查者数量累积百分数的62.27%;意愿支付值的大小受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均收入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主要影响因素为家庭年人均收入。     

耕地外部效益的认知与意愿调查分析

耕地为社会公众提供粮食安全、环境生态等外部效益,兼顾民意的外部效益内部化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的构建紧迫而重要。本文作者运用意愿调查法,实证分析了宜昌市居民对耕地外部效益的认知与支付意愿,指出耕地外部效益问题日益凸显的根源在于城乡收入的差距,提出耕地有效保护应实行增加农业收益与经济激励补偿并举的对策。     

基于三维生态足迹模型辽宁省耕地生态补偿额度估算分析

[目的]基于省域尺度的地理环境、社会发展、经济状况和支付意愿差异,通过分析耕地生态盈余与赤字情况,科学量化耕地生态补偿额度,为耕地资源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提供可行路径。[方法]文章基于碳足迹和产量因子修正的三维生态足迹模型,利用系数修正法测算各市耕地生态补偿额度。[结果](1) 2019年辽宁省锦州市、阜新市和盘锦市3市为耕地生态补偿区,补偿额度为0.53亿元;沈阳市、大连市等其他11市为耕地生态受偿区,受偿额度为16.70亿元。(2) 2019年全省耕地生态服务价值总体是向外输出状态,应得补偿费为16.18亿元;生态消费区与生态服务区不存在“空间异位”现象,生态赤字区主要集中在辽宁西部区域。(3)全省各市化肥施用强度均超过800kg/hm²,导致沈阳市、大连市、阜新市、铁岭市和朝阳市的耕地碳足迹均较高。[结论]耕地生态补偿有助于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建设。研究成果对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具有指导作用,可为区域耕地生态补偿额度测定提供理论和方法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