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联动——乡村治理从疏离走向融合的路径选择

在"政权悬浮"的传统乡村社会逐渐消亡的情况下,新的"制度嵌入"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固现代化社会资本,导致乡村治理受到掣肘——乡村治理的主体与场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等的疏离化。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及政治现代化的诉求,以新型乡贤精英、乡规民约和乡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力量在乡村治理中重获发展空间,此时要整合村民自治制度、法治规范及基层自治组织等外生性力量,融入到现代乡村内生性力量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打破"制度嵌入"对内生性力量形成的障碍,形成"内外联动",引导乡村内生性与外生性力量真正融合,提高乡村治理效果。     

对苏商农村社区领袖的观察与研究

苏南农村社区领袖是伴随乡村企业发展而新生的民间力量。他们级别低，权利大，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是制度变迁的推动者。他们的出现反映出近代中国乡绅自治传统的回归。在城市化导致精英外迁、农村衰落的背景下，更需要农村社区领袖发挥影响力。     

后公社时期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

围绕后公社时期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学界在乡村精英研究、农村基层组织研究、国家与农村社会研究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要改变目前的研究现状，可能的进路应是进行整合性、多学科和互动关系的研究。唯有吸取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关系发展的经验，才能建构一种良性、协调的互动关系。     

传统乡村演剧的生成机制与新政权应对(1946—1953)——以浙东地区为中心

传统乡村演剧之所以绵延不绝,具有持久的韧性,主要是因为它在乡村社会拥有稳固的生成机制。虽然演剧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被需要和需要关系,是这种生成机制的一个重要层面,但其更值得注意的一个层面却是,围绕乡村演剧形成的关联网以及乡村"精英"在这一网络中的权力竞逐。某种程度上,正是乡村"精英"在演剧"文化网络"中的权力竞逐推动了传统乡村演剧的持续生成。传统乡村演剧给新旧政权都带来了挑战。国民党旧政权在应对这一挑战方面总体是失败的,因为传统乡村演剧得以生成的机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触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通过发展农村剧团并在其形成的关联网中不断添加规范和政治元素,更新了乡村演剧的生成机制,从而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使乡村演剧与新社会相适应的目的。     

参与式扶贫治理中的精英俘获困境及对策研究

参与式治理是扶贫开发的重要理念。本文考察了参与式扶贫治理中的精英俘获现象,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在内的乡村精英对于扶贫项目开发都有较大的干预优势和作用空间。从村庄内的权力结构制约、治理环境复杂性、扶贫制度的固有缺陷、项目信息传递的差序格局、参与式理念的水土不服以及扶贫内卷化趋势等方面对精英俘获进行了成因分析。提出激发乡村精英能动性、发挥村民主体作用、规范扶贫项目过程以及确立精准有效的瞄准机制等对策,以便克服参与式扶贫治理中的精英俘获困境,推动农村扶贫工作的开展。     

把市场化改革落到实处

现在有一个不好的新趋势,就是在一 些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上,有重新加强政府行政干预的趋势。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趋势?这就要分析当前社会影响政府决策、制约各项改革措施执行力度的各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靠权力发财的群体,包括腐败分子和某些接近权力的企业主;第二种力量希望保     

论村民自治与社区管理

本文在对我国村民自治历程回顾的基础上,认为推进乡林民主政治的真正难题在于政府权力过大,农村社区党组织的权力生成机制以及精英阶层对农村社会稳定的担忧。而乡村公共管理问题的根源在于大量乡村公共部门为收费而存在,没有为农民提供所需的公共品服务。文章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公共品供需平衡的乡村治理结构,并提出应将村民自治制度函步推进到乡镇一级,推动乡村民间组织发展等建设。     

国家、基层精英、农民互动视角下的日本近世农村社会治理

在日本近世的农村社会治理中,幕藩国家凭借强大的武力完成了对村落的型塑,并通过完备的制度体系和在地权力、文书传达实现了对农民的制度约束和对农村社会的权力渗透。以"村役人"和"大庄屋"等为代表的"身份的中间层",全面执掌农村基层事务,解决了兵农分离所带来的治理困境,将幕藩权力相对化,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在地权力。农民面对幕藩国家权力和村役人、大庄屋的在地权力,其对基层事务的主体性并没有被彻底压制,而是广泛参与基层事务,并对幕藩国家的掠夺展开了持久抗争,对在地权力和幕藩国家权力形成了反向制约。由此,日本近世的农村社会治理既不是村落单方面的"自治",也不是幕藩国家单方面的"他律",而是形成了幕藩国家、在地权力、农民三者并立的"抗衡共生型三元主体治理",显示了日本近世农村社会的特性。     

水稻种植与乡村造景——以人民公社时期浙江省海宁县联民村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生产受到政权管理模式的重大影响。据人民公社时期联民村水稻种植的考察,国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规划和安排。水稻种植各个环节以农民自身行动呈现,却也无不体现了国家和集体组织的力量。在生产技术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对产量的高度需求造就了密集劳动的场景。国家技术和权力推进能力的有限性、农民和乡村文化对于国家权力调适的有限性以及土地承载的有限性,既塑造了人民公社的成就,也衍生了许多不良后果,形成了特殊的乡村景观。     

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及对策——基于HJ村土地流转的观察

农地流转是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但同时也对农村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方面的影响。本文以HJ村为例,在阐述农地流转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包括提升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多元化经营模式等,并解析农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形成土地精英集团、扩大农户收入差距以及村集体"寻租"等,最后提出具体的对策。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激励农户合作供给小型水利设施的政策建议

以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为研究对象,分析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中现存的精英农户难以形成、异质性农户需求难以协商、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从社会资本角度阐释了小型水利设施合作建设过程中合作发起和组织运行农户行为响应机理,提出加强社会资本建设和培育、培育和发展农村精英农户队伍、构建合理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强化社区环境建设等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社会网络的农村中介组织发展研究——以浙江省临海市为例

当前,发展农村中介组织已成为促进农业现代化、国际化,促进农业增收、农产品良性循环与发展的重要一环。本文通过对临海市农村中介组织的三个样本的社会网络剖析,探寻农村中介组织内社会网络结构的特征和一般规律,分析与总结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中介组织在创建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理清影响农村中介组织发展的相关社会关系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从中表明农村中介组织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乡村精英及围绕其所衍生的社会关系网络。     

乡村政治精英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家庭收入分配方式也发生着明显变化,居民的投资与理财需求日益多元化.乡村政治精英是新形势下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或"能人"带动效应.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数据研究了以村干部为代表的乡村政治精英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其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农村内部劳动力商品化与社区社会资本变迁

本文试图通过农村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来考察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变迁。在传统农村社会,互助换工不仅降低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同时还对社区认同、互惠规范以及社区参与等社区社会资本的要素进行着生产和再生产,从而促进了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村庄内部劳动力商品化改变了村民之间的合作方式,直接导致社区社会资本各要素的流失,出现集体行动困境,农村社会内部也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发展。     

面向农村中小企业信贷的金融风险防控策略探析

农村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重要补充力量,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当前制约农村中小企业的主要障碍是农村金融抑制所导致的融资困境.本文阐述导致农村中小企业陷入融资困境的根源,从信用风险、担保风险、操作风险等角度剖析面向农村中小企业信贷的金融风险诸要素,探讨面向农村中小企业信贷的金融风险防控策略.     

农村精英对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作用探析——以河北省元氏县为例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农村精英作为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坚力量和“带头人”,必须高度重视其作用.本文具体分析了元氏县农村精英对本县农业发展方式的影响,并从硬件设施、软件服务、平台搭建方面提出了更好发挥农村精英作用的对策建议.     

锲入、限度和走向:乡村治理结构中的基督教组织——基于苏北S村的个案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复兴于农村的基督教组织不但以信仰形态嵌入农民的意识形态,而且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力量显现在乡村内部权力格局之中。本文从乡村治理的视角,以经验研究为基础,考察了农村基督教组织在村庄权力结构中的位置、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以及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及其限度。本文认为,农村基督教组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实行选择性的介入,在政治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文化生活的构建、新风尚和村庄秩序的生成以及价值的生产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功能,但也存在消极的影响,其今后的发展趋势取决于基督教组织力量的发展以及在互动中不断建构的与正式权威的关系。     

乡村精英流失背景下农村致富带头人的选育研究

乡村精英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断到城镇就业、创业和居住,导致从乡村不断流失。这直接导致农村人口素质下降、人力资源不足,难以找到合适的致富带头人,严重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尽快遏制乡村精英流失的态势,吸引乡村精英回流,并完善现有的致富带头人选育制度,以其带动乡村居民共同致富增强,为乡村带来希望,增强凝聚力、向心力,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进农村的发展和繁荣。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以“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为例

本文通过考察当前的"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现象,发现合作社被包装成为下乡资本的牟利工具、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包和乡村精英投机资本包装的载体,呈现出乡土实践与制度文本背离的异化状态。合作社制度的运营需要与乡土社会政治生态相适应。当前乡村的社会结构分化、基层治理方式之变以及乡村经济发展动力之变,使下乡资本与权力形成了不同的结合形态,即下乡资本和部门权力的结合、下乡资本与暴力权威的结盟以及与少数乡村精英的合谋。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这些结合的权力主体策略化运作,这构成了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     

农村基层组织主导的混合型制度变迁模式——南岭村制度变迁案例研究

本文提出了不同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制度变迁方式 ,即基层组织主导的混合型制度变迁模式。文章通过对南岭村两次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 ,具体分析了南岭村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以及基层组织、权力中心和村民三方之间的博弈过程 ,并且说明了权力中心对基层组织自发的制度变迁进行事后追认的理由 ,最后论述了地方精英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本文的启示是 :政府应该根据市场经济原则 ,更多地尊重农民自己的选择 ,发挥地方精英的作用 ,进一步搞好农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