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产品持股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兼论《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影响

基于金融机构通过金融产品增持上市银行股份现象日益普遍的背景,本文运用2011-2019年上市银行数据,采用系统GMM和合成控制法(SCM),分析金融产品持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探讨《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股权办法》)限制金融产品超比例持有上市银行股份规定的效果。结果表明:(1)当单家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均低于5%时,其会利用专业优势更好地监督银行行为,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有助于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2)当第一大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5%时,其会利用话语权为自身牟利,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加,削弱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降低作用。(3)由于保险产品持股在金融产品总持股中占主导地位,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与金融产品持股的作用一致;保险产品以外的其他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4)《股权办法》的实施有助于约束持股比例超过5%的机构投资者的冒险行为,进而降低相应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金融产品持股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兼论《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影响

基于金融机构通过金融产品增持上市银行股份现象日益普遍的背景,本文运用2011-2019年上市银行数据,采用系统GMM和合成控制法(SCM),分析金融产品持股¹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探讨《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股权办法》)限制金融产品超比例持有上市银行股份规定的效果。结果表明:(1)当单家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均低于5%²时,其会利用专业优势更好地监督银行行为,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有助于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2)当第一大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5%时,其会利用话语权为自身牟利,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加,削弱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降低作用。(3)由于保险产品持股在金融产品总持股中占主导地位,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与金融产品持股的作用一致;保险产品以外的其他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4)《股权办法》的实施有助于约束持股比例超过5%的机构投资者的冒险行为,进而降低相应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利率市场化、股权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股权结构会改变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而利率市场化则会影响二者关联的强度。本文基于2006—2015年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运用GMM估计方法,从股权集中度、股权属性、股权制衡度三个维度考察了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正向关系。股权集中度越高,其承担的风险越高;股权制衡度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中小股东对大股东的制衡能够削弱银行风险承担;国家控股和具有政府背景的银行与其他银行相比,风险承担意愿更强;利率市场化有助于弱化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正向作用,同时强化了股权制衡能力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负向作用。基于此,本文建议不断优化银行股权结构、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以更合理地管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大股东持股、并购商誉与股价涨跌风险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大股东持股的视角,以2007年至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大股东持股对并购商誉与股价下跌风险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司的并购商誉规模越大,未来的股价下跌风险越大;(2)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降低了并购商誉对股价下跌风险的正向影响;(3)大股东持股对并购商誉与股价下跌风险关系的影响在代理冲突严重、外部审计质量较低、公司成长性较高和企业业绩下滑时更加显著。     

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59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分析

文章基于2014—2021年中国59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为境外法人能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当第一大股东为境外法人时,股权集中度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效果会下降。异质性分析表明,股权集中度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与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正“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与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的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更高,第一大股东为境外法人的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更低。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应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实施差异化监管,商业银行须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合理把握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外资持股比例,有效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外资持股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302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外资持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持股能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较低以及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银行，外资持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降低效应更为明显，且外资持股的风险承担降低效应主要源于银行类外资股东。对作用渠道的分析表明，外资持股主要通过降低银行盈利波动和提升银行资本充足率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政府外部治理与银行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09年至2020年我国36家上市银行的季度数据，研究了政府外部治理效应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监管能够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主要来源于银行权益资本比率提升；政府持股一般会提升银行风险承担，主要来源于银行业绩波动性上升，但如果政府为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则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政府公共治理改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政府对银行绝对控股可能会削弱监管和公共治理改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主要由于银行权益资本比率变化。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发挥政府外部治理效能促进银行风险管控的政策建议。     

商业银行透明度与风险承担——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运用中国19家上市银行2001-2017年的数据,研究商业银行透明度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高管特质。研究表明,较高程度的不透明度会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损害银行的稳定性,不透明度对银行风险的影响随着"董监高"持股比例及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大而减弱,随着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大先减弱后增强。     

机构持股、独立董事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在对主动和被动风险承担进行区分的基础上,探讨机构持股、独立董事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并以2013～2020年37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机构持股数量增加会提高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水平和被动风险承担水平;独立董事数量增加会提高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水平,降低银行被动风险承担水平。因此,银行应重视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数量,将风险偏好纳入独立董事的选择标准,不断优化整体风险管理水平。     

机构投资者持股、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质量

内部控制是企业有效防御和应对各种风险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文选取了2012—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上升能够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但前提是机构投资者已具有一定的持股比例;(2)在企业处于非绝对控股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对内部控制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在企业处于绝对控股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会受到抑制。     

我国中小银行股权结构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基于95家城商行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以2011-2019年间95家城商行为研究对象,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小银行股权结构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并探究银行对外开放程度与区域经营环境对其股权结构与风险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中小银行股权集中度同银行风险呈显著正相关,但股权制衡度与银行风险呈显著负相关;中小银行对外开放削弱了股权集中度对其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中小银行优越的区域经营环境对股权集中度与风险承担关系、股权制衡度与风险承担关系均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本文提出中小银行应规范股东行为,优化股权结构,提升治理水平;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同时注意中小银行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开所带来的风险;谨防经济发达地区中小银行大股东“道德风险”、加大经济非发达地区中小银行优质战略投资者引入。     

货币政策、信贷渠道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本文基于2004-2013年16家上市银行的样本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分离银行信贷渠道检验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影响不一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或货币供应量增加会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与银行风险无显著相关性。(2)证券活动越多、存款负债比率越高的银行,其风险承担行为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敏感性越强;资本水平越高、规模越大的银行,其风险承担行为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敏感性越弱,但对货币供应量的敏感性则相反。银行信贷渠道代理变量影响到了银行风险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     

股权集中度、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基于我国上市银行的实证检验

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的代理变量,利用我国上市银行2008~201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股权集中度、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程度越高;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会显著地提升当期及滞后一期的企业价值;同时,相比于当期社会责任,前一期社会责任对提高当期企业价值的贡献更大。研究结论对商业银行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价值观以及保持适度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具有启示意义。     

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关系的实证研究

商业银行良好的公司治理对于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本文选取2010-2012年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数据对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与内部控制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内部控制绩效与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数量和第二到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间呈负相关,并且都是显著的。而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外部监事比例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并没有对银行内部控制产生显著影响。此外,大股东的国有性质有利于银行的风险控制。     

城商行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上市城市商业银行数据的实证分析

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选取A股上市的三家城商行数据,就其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负相关,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正相关;城市商业银行的控制层级对银行绩效有正向影响,资产负债率对银行绩效有负向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的身份和城商行规模与其绩效并无显著关系。     

利率期限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以中国2008—2020年银行—企业匹配数据为研究样本,使用银行信贷对企业信用评级的敏感性定义银行风险承担,实证考察短期利率下行和长期利率下行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短期利率下行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长期利率下行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经济显著性而言,长期利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大于短期利率。第二,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获得收益机制是长期利率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主导机制,而追逐收益机制和风险转移机制的影响不显著。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久期缺口越大、权益比率越低的银行,长期利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越大。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金融监管,推动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应基于收益率曲线全面认识利率变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同时注重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加强对商业银行久期缺口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实证研究

尽管相关实践调研表明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有助于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但理论上尚未进行验证。本文选取已建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27家样本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企业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水平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环境因素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存在显著影响,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相对更强,企业年龄有利于增强风险承担能力;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GDP增长率会降低风险承担能力;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水平对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有一定影响,中心建设水平越高,其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越显著。     

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基于上市银行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对中国商业银行股权结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14家上市商业银行2007～2009年的面板数据，以衡量股权结构集中度和股东性质的多项指标为解释变量，对上市银行股权结构与综合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综合绩效呈倒U型的二次曲线关系，国有股比例与综合绩效负相关...     

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结构冲击的视角

经济新常态下,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推进和风险的持续暴露是我国银行业所处环境的两大显著特征。本文采用中国16家上市银行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一季度的面板数据,应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从宏观的经济结构、中观的社会融资结构和微观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三个层面,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推进,其负向冲击会逐渐减小;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政策的协调作用缓解了利率市场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负向冲击。从影响机制来看,利率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和社会融资结构表外化的冲击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而利率市场化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的冲击会减少银行的风险承担。三种结构冲击效应的叠加,显著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承担。     

外资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外资股东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本文从外资股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双向影响机制出发,研究外资股东基本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旨在探索如何引导外资股东对我国上市公司发挥积极作用.本文研究发现:(1)外资持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说明较高的持股比例是外资股东对企业社会责任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条件;(2)持股时长对持股比例较低的外资股东有正向的社会责任调节作用,说明持股时长能够缓解外资低持股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3)发放现金股利或引入国有性质股东能够增加外资持股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说明股利补偿与股权制衡是外资持股企业提升社会责任表现的有效手段.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还发现,外资的入股方式、投资动机与股东类型对外资持股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也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政府逐步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外资股东"多投长投"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还有助于上市公司合理制定相应政策,以便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外商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