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出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为了维护农民工的工伤保险权益，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出《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内容如下：     

常州农民工的新愿望

《新华日报》报道：江苏省常州市政府办公室和总工会联合调研组日前发布了农民工调查报告。调查组深入73家企业、农民工集聚区,对近万人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最想参加医疗保险出于对“因病返贫、因残返贫”担忧的,占到88％以上。不少农民工表示,宁可收入少点也要参加医疗保险。其次是工伤保险,占85％,而养老保障排第三位,占82％。     

试论我国工伤赔偿法律制度之完善——以建筑行业农民工为考察对象

建筑行业的高风险性与低工伤参保率形成了鲜明对比。造成建筑行业农民工工伤保险率低的主要原因有劳动关系不规范、企业违法成本低、尚未形成有效的惩罚机制,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低、法律意识和权利观念淡漠等。现行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如劳动关系举证困难、工伤索赔程序复杂、成本高、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制度不合理等,使得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后往往会遭遇维权困境。因此,应当在法律上针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做出特别规定,实行劳动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为未参加工伤保险工伤职工简化索赔程序,实行工伤保险基金预支付制度,完善一至四级农民工工伤保险待遇一次性支付制度。     

煤矿企业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研究

针对煤炭农民工对参加社会保险的看法,分析目前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特点,针对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一些因素及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见解和看法。     

黑龙江大庆：出台农民工享受“双保险”政策

从黑龙江省大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了解到,大庆市日前出台农民工参加医疗保硷稚工伤保险的”双保险“政策，在大庆打工的农民工无论是否有本地户口部将逐步享受到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待遇，政策规定，到2008年底，大庆市所有农民工都将能享受到“双保险”政策。     

我国建筑行业农民工工伤保险初探

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工伤保险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建立适合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是保护农民工健康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分析建筑行业农民工工伤保险制度的现状以及问题,探讨了如何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建筑行业农民工自身特点的工伤保险制度.     

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年内出台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近透露，包括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的农民工养老保险相关政策法规正在制定过程中，争取在今年年内出台。与此同时，将继续完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扩大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大力推进省级统筹；继续推进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平安计划”和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专项扩面行动。     

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农民工作为我国特殊劳动群体,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却被排斥于城镇保障体系之外而难以享受到工伤保险权益。为确保农民工工伤保险权益,立法部门必须尽快出台关于农民工工伤保险的专门法律,简化农民工工伤赔偿程序,政府部门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     

农民工工伤赔偿请求权探析

农民工工伤赔偿请求权具有多重属性。在现行工伤保险制度下,应该允许农民工对工伤事故有选择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和侵权行为请求权的权利。本文主张修改现行工伤保险法律制度,构建统一的农民工工伤赔偿请求权救济模式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利。     

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民工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的劳动力,保护农民工的劳动安全是我国劳动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完善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是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建设的巨大动力.文章从我国农民工工伤保险的现状入手,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历史、法律、政府、企业和农民工自身等几个方面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完善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建议.     

透视“民工荒”——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态势的人口经济学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民工潮”,近年来却悄然退去,演变成了令人震惊的“民工荒”。原因究竟何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不等于有效供给,进城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就业竞争能力,“民工荒”表现为“数量荒”,实际上是“质量荒”,来源于民工的“教育荒”。从一定意义上说,“民工荒”反映的又是“权利荒”。善待民工,规范用工行为,切实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 才能营造出一个留住民工的良好就业环境。     

浅析社会工作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困境的介入——以重庆市铜梁县A村为例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农民工替代了老一代的农民工,并成为了农民工的主力军。然而,城市社会新场域和农村乡土经历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他们困惑自己的身份地位。而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的助人自助活动,把它运用于农民工实践活动中,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正确的认识自我,摆脱自我认同困境。通过以专业的社会工作视角来分析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探索出新路径。     

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救济探析

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的进程中,农民工在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权益保护也面临着许多问题,除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维权意识不强、维权能力弱等原因外,现有体制问题和法律救济渠道不畅也是当前农民工权益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为此,应通过尽快出台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加大劳动监察的监察力度、建立健全专门的农民工法律援助站、为农民工诉讼开辟“绿色通道”等措施,加大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救济。     

黑龙江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支持研究

现阶段,黑龙江省已经面临返乡农民工转移就业的严峻形势。在这些返乡的农民工群体中不乏一些具备一定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人才,想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开创一番事业。但在创业过程中遇到了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为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黑龙江省应提供创业教育培训、创业融资支持和创业环境优化等政策支持。     

农民工创业行为演变、特征与适应性分析

农民工创业经历了弱创业认知、创业情感、创业行为倾向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农民工创业有不同表现。由于特殊的生活经历及工作环境，决定了农民工最初的创业行为大多属于生存型创业，表现为聚集性、灵活性、模仿性特点。对于农民工创业阶段、特征与适应性分析，需要在整体性视野中认识和把握，这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创业水平。     

新时期农民工在就业中的教育问题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民工群体日益扩大,逐渐成为城市中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农民工在流动就业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需求,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就业服务市场,同时也给过去主要面向城市劳动者的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工作带来了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农民工对象的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应运而生.从技术培训的实效性、就业导向的前瞻性和职业精神的思想性等方面分析研究现实情况的各种问题,并提出调整改进措施.为解决好农民工的培训问题提供参考.     

人力资本、政府管制与中国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职业配置——以上海市卢湾区为例

中国大城市劳动力市场已经演变成具有二元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其中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职业构成差异不能仅仅用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来解释,它还与城市政府的选择性管制有关。虽然中央政府已经逐渐取消针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限制,但地方政府借助户籍制度实行的隐性、间接管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配置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是外来劳动力在职业选择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     

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规律、制约瓶颈与对策思考——基于湖北省15县67名返乡创业者的纪实调查

返乡创业是农民工对输出地与输入地的投资成本与效益比较后的理性选择。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以中小企业或个体的多行业经营分布为主。农民工返乡“创业潮”形成的两个阶段在兴办企业的资金来源、产业结构和销售渠道等方面差异较大。由于农民工自身素质和条件以及外在环境制约着民工的创业发展,因此应从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创业环境的优化两方面着手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浅谈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有效约束机制

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一直是现代社会高速发展中不和谐的一面.正确处理欠薪问题,无论是对政府,还是企业都是至关重要.我根据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原因,对约束欠薪的机制进行了如下分析.     

Community-Based Agencies as the Entrepreneur's Instruments of Control in Post-Soeharto's Indonesia

The shift of power in Indonesia, marked by the fall of the Soeharto regime in 1998, has brought changes to state industrial relations policies. One of these changes has been at the level of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dispute settlement, which has considerably declined since 1998. Eight years on, the liberty of factory owners to employ military personnel to contain labour activism has been considerably constrained. As a result, entrepreneurs have turned to civilian, community-based institutions and local personalities as an alternative avenue of labour control. Examination is made of evolving structures of extra-firm labour control in Tangerang, an industrial centre in the greater Jakarta area, where many local power-holders also own the lodgings rented by migrant manufacturing workers. It describes how their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a special extension of the patron–client relation in the Indonesian context) with their tenants gives them the persuasive capacity to appease discontented workers. This persuasive quality has proven to be even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coercive approach exercised by the military in the past. Examination is also made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developments for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