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分化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

研究目的：分析农民分化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效应。研究方法：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结果：（1）农民分化特征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而且农民分化特征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就会增加0.634个单位;（2）在反映农民分化的三个可观测变量中,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概率就会分别增加0.394和0.358个单位;（3）反映其他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农地产权稳定性的认知、流转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和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等变量对农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效应。研究结论：农地流转政策要注意区分不同阶层农民特点,积极促进农民各阶层职业结构的合理化,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职能。     

农民职业分化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

分析了当前农民职业分化及农户土地流转状况,研究发现,不同的职业分化类型、职业分化程度及职业分化区域,均会对土地流转的意愿、规模、期限及方式产生影响。     

职业分化对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辽宁省农户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刻画农户职业分化在户主年龄层次、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等方面的差异化特征,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别讨论职业分化对农户林地流转综合意愿、流入意愿、流出意愿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个体特征使得农户职业分化差异明显;农户职业分化对农户林地综合流转意愿、流入意愿、流出意愿存在差异化影响;农户职业分化对农户林地综合流转意愿、林地流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林地流出意愿不具有显著影响。     

农户收入分化对林地流入与流出意愿影响研究

以辽宁省409户样本农户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农户收入分化在农户年龄层次、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等方面的差异化特征,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讨论收入水平分化、收入结构分化、二者交互项对农户林地流转综合意愿、流入意愿、流出意愿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农户收入水平分化对林地综合流转意愿、林地流入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收入结构分化对农户林地流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收入水平分化与结构分化交互项对农户林地综合流转意愿、林地流出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需要关注农户收入分化因素;做好收入分化因素的有效识别;充分认识收入分化因素对农户林地流入与流出意愿的差异影响;把握分化特征,有针对性提高林地流转意愿。     

组织方式视角下农户土地流转决策行为分析——基于大样本农户调研

本文基于河南省2759个农户实地调研数据,提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基本假设,建立Heckman两阶段决策行为模型,考察了各种组织方式视角下农户土地流转行为。调研结果显示,河南省土地流转仍处于自发组织阶段,粮食直补影响土地流转意愿,有些因素长期制约农村土地流转。本文认为农村土地流转将伴随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因此,应该尊重农民土地流转意愿选择;同时,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加速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以加速农村土地流转。     

农民职业分化、养老保障与农村土地流转——基于南京市372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职业分化、养老保障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职业类别、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商业养老、是否拥有转让权、地权稳定性对土地流转有正向影响,家庭养老则对土地流转有负向影响,而年龄、非农收入比重、农业劳动力人数、社会养老和是否具有...     

中国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基于29篇文献的Meta分析

本文将现有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研究作为基础数据库,运用Meta分析方法研究了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强度的变化以及在中国农户范围内,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异质性及其异质性来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土地流转规范性、非农生计能力和养老保障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非农收入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东部地区家庭非农收入对农户土地流转影响显著;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作用强度逐渐增加,其余变量作用强度均不同程度的减弱。     

农村水库移民农地转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贵州平桥水库安置区为例

水库农民搬迁失地后,如何解决移民安置的土地调配问题,预防搬迁致贫的风险,对移民生计恢复和生产安置具有重要意义。以贵州省平桥水库移民安置区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构建移民基本特征、农地资源禀赋、农地流转条件及环境感知程度的指标体系,并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移民市场化土地流转转入农地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移民家庭结构对农地转入意愿有显著影响,融资机会能明显提高移民农地转入意愿,征地前土地资源数量和转入的农地价值对移民农地转入意愿有显著正向作用,政府补贴、社会养老保险和农地流转组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建议应因户施策,合理引导,增加融资机会和补贴,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降低土地依赖性,完善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市场,积极引导移民参与农地流转。     

农户分化对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农户分化对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研究方法: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结果:(1)职业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经营权退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农地承包权退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收入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经营权退出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农地承包权退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在其他控制变量中,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农地流转难易程度对农户农地经营权退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农地流转难易程度、城镇定居意愿对农户农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依据农户分化的程度,制定适合的农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方式,引导有条件的农户从承包地中自愿有序退出。     

农民户籍制度改革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228位农民的调查数据

本文以对重庆市228位农民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民户籍制度改革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的婚姻状况、家庭规模、故土情结和对城乡生活节奏差别的关注程度等因素对其户籍制度改革参与意愿有负向影响;农民的家庭总支出、子女的城市求学状况、成员外出务工状况和是否有城市亲戚关系等因素对其户籍制度改革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此外,土地流转补贴、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公共服务供给力度等政策支持情况对农民户籍制度改革参与意愿也有正向影响。而农民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家庭总收入和政府设定的计划生育政策过渡期等因素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其户籍制度改革参与意愿无显著影响。     

农户分化对林地流出意愿与流出行为影响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集体林权改革制度后福建省5地市496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运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别建立农户林地流出意愿、林地流出行为模型,实证检验农户分化对林地流出意愿和林地流出行为的影响。通过农户职业分化和农户收入分化两个维度对农户分化程度测量,研究表明:务农兼业、非农职业对农户林地流出意愿和流出行为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农户分化程度对林地流出意愿的影响与对林地流出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农户的林地流出意愿对实际的流出行为有较强的导向影响力;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资源禀赋、林业经营环境和地区差异对林地流出意愿和流出行为均有显著影响。因此建议增加农户多元化创收渠道,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改革现有户籍管理体系;加强林业技能培训。     

社会交往能促进土地流转吗?——基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中介效应

利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于2021年2月～3月调查的1490位农民数据,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探讨社会交往、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显示: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总量供给不足、结构不优的问题;社会交往成本、社会交往对象、社会交往范围、社会交往感知均对土地流转产生正向显著影响;产前信息服务、产中机械服务、产后农产品加工服务与农产品监管服务对土地流转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农民享受农业社会化服务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社会交往形成的权力文化网络来分配,农业社会化服务在社会交往与土地流转之间起到中介效应作用。社会交往背后附着的是土地流转信息与资源,体现农民关系型行为,农业社会化背后蕴含的是大规模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体现农民理性经济人行为,农民土地流转行为是两者综合影响的结果,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成为集血缘、地缘、人情关系、市场理性于一体的关系市场。基于此,提出推动传统社会交往的现代化转换、做强做优农业社会化服务产品、建立农村土地流传市场平台、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体系的对策建议。     

衡水市农户土地资源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与行政干预

[目的]通过了解河北省衡水市农户土地转出的意愿状况,分析影响农户土地资源转出意愿的关键因素,并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为构建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奠定理论基础,促进衡水市农民的现代化发展。[方法]文章结合调研情况,对样本区农户土地使用权流转行为进行了统计描述和分析研究,并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土地使用权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找到了影响衡水市土地流转的关键性因素。[结果]研究表明,户主年龄、从事职业和文化程度、农户家庭非农收入以及农户家庭兼业人数等与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数值分别为0. 018、0. 000、0. 010、0. 000、0. 028,而农户家庭农用机械数量则与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显著性数值为0. 033。此外农户社会保障程度和农户对政府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了解程度等因素也影响着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结论]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显著性因素包括家庭非农收入、户主年龄和职业;另外,户主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非农收入、家庭兼业人数和农用机械数量均是影响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重要内容。     

稳妥推进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

<正>推进农村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简称土地流转),是发展规模经营、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各地积极引导和鼓励土地流转,探索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取得重要进展。总体看,土地流转是健康的,但也要看到,一些地方的土地流转也存在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比如,有的地方片面追求流转规模和流转比例,靠行政命令下指标、定任务、赶速度,违背农民意愿,损害了农民利益;有的地方盲目引进     

农户家庭禀赋、风险感知与宅基地流转意愿

为探索家庭禀赋、个人风险感知对于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及其路径,基于佛山市南海区248份问卷数据,采用调节模型,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禀赋与流转意愿正向相关,农户的个人风险感知与流转意愿负向相关;个人风险感知在家庭禀赋对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建议：保障农民收入,开拓农民多元收入渠道;完善宅基地流转制度细则,建立交易信息交互系统。     

农户土地权益维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2省(市)1030份土地转出农户的实证数据

本文利用全国12省区1030份土地转出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探究农户土地权益维护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有70%的土地转出农户愿意主动维护其土地权益;农户不愿维权的原因主要包括多个方面,即认为没有资源、土地权益价值不高、搭便车行为、耗时等;农民期望的维权方式主要是双方协商和通过政府协商,司法途径维权占比不到10%;在土地流转背景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并不会降低土地转出农户维护土地权益的意愿;农户土地权益维护意愿也受到其法律法规认知水平、受访者年龄和政治面貌等显著影响,但乡村精英的作用影响并不显著。由此,笔者提出应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多渠道提高农民法律认知水平、积极培育和壮大乡村精英队伍,以不断增强农户土地权益保护意愿。     

土地流转的创业效应——基于内生转换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6581个农村样本数据,本文采用内生转换Probit模型,在考虑和修正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土地转出和转入的影响因素以及土地转出和转入对农民创业影响的异质性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房产市价、金融产品、商业保费和藏书量等因素对农民土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数、距离和藏书量等变量对农民土地转入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土地转出和转入对农民创业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土地转入的创业效应更大。第三,土地转出对新生代农民的创业效应比对老一代农民大,土地转入对老一代农民的创业效应比对新生代农民大;土地转出对东北地区农民的创业效应最大,土地转入对东部地区农民的创业效应最大。因此,要以土地转入驱动转出,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土地流转,促进农民创业。     

土地流转背景下的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调查——以川西平原W区H村土地流转实践为例

市场和政府是推动土地规模流转的两大重要因素。土地流转导致农村出现了多元化的就业结构,农民因职业差异而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除了少数拥有市场和技术资本的村民在竞争中进入了现代农业发展体系外,多数村民不得不向外寻求就业机会,如何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充分就业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缓解贫富分化、提高农民收益的重要路径。     

种粮大户需要农业社会化服务吗——基于江苏省扬州地区264个样本农户的调查

本文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种粮大户对不同类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相对于一般农户,种粮大户出现了一些新需求,具体包括农机配套服务和农资与粮食储存服务;种粮大户对农业信贷与农机配套服务具有较强的需求意愿;性别、是否参加合作社、受教育水平、种粮收入所占比重、种植面积、土地流转价格与年限对农业技术服务需求有正向影响;受教育水平与种植面积对农业信息服务需求有正向影响;性别、受教育水平、种植面积、土地流转价格与年限对农业信贷服务需求有正向影响;年龄与是否兼业对农业机械服务需求有正向影响;是否兼业、种植年限与土地流转年限对农机配套需求有正向影响;是否兼业与种植面积对农资与粮食储存服务需求有正向影响。     

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本文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m-Logit模型检验了农民个体特征因素对其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干部利益假说在土地调整过程中并不存在;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年龄的增长、个人收入的增加及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并没有使农民放弃其对土地的占有;基于土地的保障功能和"恋土情结",人均土地较少的农民倾向于通过土地调整来获得土地;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在享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后,其土地调整倾向会显著降低。因此,要解决政府稳定土地承包权政策与农民偏好土地调整之间的不协调问题,一方面要稳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另一方面要建设和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