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时代连片特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测度与返贫防治——基于南疆四地州的调查数据

后脱贫时代,根据多维贫困最新表现对现有的贫困标准进行修订与提升,对于科学测度我国贫困现实和推进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9年新疆南疆四地州地区481份有效问卷数据,采用A-F双重临界值法,探索进入相对贫困阶段初期南疆四地州脱贫农户在收入、健康、教育以及生活水平四个维度的“相对剥夺感”。结果表明:从多维贫困程度看,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2.45%,多维贫困指数为0.0794;从多维贫困组成看,农户在收入和做饭燃料指标的“相对剥夺感”均最严重,其次是卫生设施和受教育年限指标。为此,应充分发挥南疆四地州自身资源和区域条件优势扶持重点产业发展,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完善生活基础设施三条返贫防治建议,为脱贫群体提供生活发展保障,改善农户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重点国有林区多维贫困的测度

基于2013年重点国有林区民生监测项目的调研数据,运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从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3个维度共8个指标对重点国有林区的多维贫困进行测量,并对指标和地区进行分解。测量结果表明:重点国有林区有35.7%的职工住户家庭存在至少3个指标的贫困。指数分解结果表明:卫生设施、饮用水和生活燃料3个指标对重点国有林区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最大;四大国有森工林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多维贫困,其中内蒙古森工林区的多维贫困状况最为严重。研究认为,应从多个维度改善重点国有林区的贫困状况,加大对教育、健康、卫生设施、住房等多方面的扶贫力度。     

甘南藏族自治州县域视角多维贫困测算

本文通过甘南藏族自治州七个县2013-2017年统计年鉴数据,得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各县多维贫困指数,基于各县多维贫困指数在时间上以及空间上的变化分析,构建多维贫困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然后通过Kriging空间插值法对甘南州各县的多维贫困指数进行空间差异分析,各县多维贫困指数呈增长趋势,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维度对多维贫困贡献度较低,第一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对多维贫困贡献度较高。基于此,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摒弃以往单一维度的贫困瞄准机制,保证精准扶贫;基于多维贫困特征,精准扶贫;建立多维贫困评估机制。     

决胜脱贫攻坚背景下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测度——基于南疆四地州的调查数据

脱贫攻坚后期,中国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面临着新形势:连片特困地区救助力度不断加大,但扶贫效果不明显,减贫的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文章基于新疆南疆四地州327份有效问卷,从多维贫困角度阐释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的原因,结果显示:(1)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具有多维性,贫困主体的致贫原因多样化,广度、强度不等,但总体上健康与收入问题是其致贫的主要原因。(2)在脱贫攻坚后期,连片特困地区的多维贫困趋于等同,差异不大。     

基于内外因素整合视角下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分析——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文章根据马克思的内外因理论,从内外因素整合视角出发,构建农户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以2017年新疆南疆三地州的农户调研数据为样本,采用A-F方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结果表明,南疆三地州农户在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职业技能培训、公共交通服务和疾病等方面贫困特征明显,面临多维贫困问题;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54.9%,多维贫困指数为23.58%。多维贫困指数按指标分解显示,职业技能培训、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疾病是导致农户多维贫困的主要内部原因,而公共交通服务是其主要外部原因;按是否收入贫困农户分解显示,非收入贫困农户也面临着多维贫困问题。     

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分析

[目的]考察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和特征,为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方法]基于能力贫困理论构建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利用AF法,基于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农户生计调研数据测度汉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利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各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特征,剖析其产生原因。[结果]连片特困地区各主要民族都面临着多维贫困问题,且非收入贫困比收入贫困严重;与汉族相比,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多维贫困覆盖率高,贫困程度严重;从各维度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来看,汉族的教育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收入、教育和健康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较大。[结论]收入低下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是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摆脱多维贫困的重要障碍,新时期反贫困工作应充分考虑各主要民族贫困的差异性和多维性特征,尤其要重视从人力资本方面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中国农民创业与农村多维减贫——基于“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模型的探讨

基于2004—2013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本文构建了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以测度收入、健康、生活、教育和资产等目标导向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并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农民创业对农村多维减贫中的影响以及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改善明显,但生活、资产和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则改善较为缓慢;农民创业对收入、健康、生活和教育导向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民创业仅在东部和东北地区会促进农村多维减贫,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未来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心应是教育、健康和生活等非经济收入领域;充分发挥创业在农村多维减贫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鼓励农村创业企业为所雇的农民提供商业保险,更好地预防农村的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     

农户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研究——以甘肃省840份农户为例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收入或消费、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机会等多个维度被剥削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反映了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及承受的剥削强度。借鉴Alkire and Foeter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并以此方法为基础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取甘肃省13个村子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利用对甘肃省部分农户家庭的实地调研数据,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关系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与分解。结果表明,1~5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28.8%、21.7%、16.3%、7.6%和1.1%;甘肃省农户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削的情况严重,贫困发生率高,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高于其它省份或地区。从农户所处贫困的维度状况梳理出了甘肃省农户致贫的机理:受教育水平不足导致的"能力贫困"导致家庭普遍陷入多维贫困和低收入均衡水平,其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增加而递减,对绝对贫困的贡献较小;而收入和健康的贫困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而上升,在绝对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不理想的健康状态,尤其是主要劳动力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使得家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未来政府扶贫政策制定和执行应根据致贫维度状况进行有效瞄准,更加关注农户遭受的"能力贫困"困境,提高扶贫效率。     

多维贫困视阈下农业政策性金融减贫的作用机理与空间效应——来自新疆南疆四地州深度贫困县域的经验证据

农业政策性金融是深度贫困地区开展脱贫攻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性政策金融之一.本文选取南疆四地州19个深度贫困县(市)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收入型贫困、教育型贫困与医疗型贫困三个维度,利用空间面板模型,深入探讨了深度贫困地区农业政策性金融在多维贫困视阈下抑制贫困的非线性空间数量关系.研究表明:...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瞄准效率

精准扶贫重在精准识别,本文使用CHNS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收入、健康、教育、饮用水、燃料和环境卫生六个维度对中国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指数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仅考虑单一的收入维度贫困和多维贫困时识别贫困户差别,研究发现:多维贫困视角下,仅考虑收入维度的贫困户识别方法有效覆盖率仅为12.09%,瞄准效率较低;属于多维贫困户而非收入贫困户的漏出率达到87.91%,属于收入贫困户而非多维贫困户的误评率达到43.03%,因此,从单一收入维度向多维贫困识别方式转变具有较强的必要性;就贫困户本身而言,其具有较强的社会资本对贫困人口的漏出具有负向影响,而对贫困人口的误评具有正向影响。     

基于生活水平维度的县级贫困度量研究——以武陵片区北部为例

提高贫困人口瞄准和识别的准确度是农村扶贫开发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近年来从多个角度进行多维贫困的精准度量与分析成为国内外扶贫领域的研究热点。该研究以Sen的能力方法理论为基础,以Alkire和Foster的多维贫困指数(MPI)测算指标体系为参考,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建立了生活水平维度贫困指标体系,利用武陵片北部11个县的贫困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基于"A-F"双临界值法的县级贫困人口量算,并通过"维度加总-分解"算法进行了空间分异分析。结果显示:生活水平维度中通电与资产指标对研究区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影响最小,燃料类型指标影响最大;11个县贫困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巴东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秭归县建始县来凤县恩施市鹤峰县利川市丰都县咸丰县黔江区;依据房屋结构、燃料类型、饮水情况3个指标可将11个县分为甲乙丙3种类型,不同类型县的主要致贫因素不同,当地政府应根据各县具体情况采取差异化扶贫政策。     

新疆南疆四地州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减贫效应研究

"十三五"时期不仅是扶贫攻坚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和致贫因素复杂,是新疆南疆四地州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现实问题。大力推进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城镇化不仅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还是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更是实现减贫目标的重要途径。文章采用熵值法与计量分析相结合对南疆四地州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南疆四地州城镇化发展对直接减贫效应影响显著,而且经济水平综合指数是南疆四地州农村居民村收入增长的最关键因素;南疆四地州城镇化发展对间接减贫效应影响显著,存在区域差距。     

老年人多维贫困测度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AF法从健康、经济、教育、精神四个维度测算新时代老年人的多维贫困,并对多维贫困指数分解,进一步利用Logistic模型探究新时代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在多维贫困测度体系的四个维度中,至少一个维度被剥夺的老年人超过90%,且两个及以上维度被剥夺的老年人超过30%。（2）经济维度对老年人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健康方面,其中经济维度的退休金指标剥夺程度最高。（3）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除子女是否供养因素外,个人、家庭以及社会层面因素均显著影响老年人多维贫困,生活完全自理、婚姻有人陪伴、在城镇居住对老年人多维贫困有显著缓解作用。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西部山区农户多维贫困测量——基于陕西安康市1404份问卷的调查

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想有针对性地帮助穷人、增进扶贫政策的效果,必须从多个角度对西部山区农户的贫困状况进行评估和测量。本文借鉴Alkire和Foster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利用西安交通大学课题组2011年安康农村入户调查数据,进行安康农户家庭的多维贫困测量。本文多维贫困指数包括教育、健康、生活质量三个方面。根据调研的相关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出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给出本文的对策建议。     

农户多维贫困程度与特征分析——基于山西农村贫困监测数据

运用UNDP关于M P I计算方法,使用2009年山西省农村贫困监测数据,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算与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6.1%的农户处于多维贫困中,教育维度贫困率17.8%,健康维度贫困率16.2%,生活水平维度贫困主要表现在生活燃料、住房、饮用水方面;多维贫困发生率与收入贫困发生率存在相关关系;不同区域农户多维贫困存在较大维度与程度差异。     

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在农村劳动力流失与老龄化的背景下,摸清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的多维贫困状况,找到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有效路径,为更好地开展精准扶贫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方法]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共计2086份有效样本数据,运用AF方法从健康、经济状况、生活标准和社会参与4个维度来测量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SPSS 17.0进行二元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研究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健康、生活标准、社会参与对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其中健康维度中的慢性病指标影响最大,而经济状况方面的剥夺程度最低。在地区差异上,中部地区在健康和生活标准方面存在较深的剥夺,西部地区则在经济状况和社会参与方面存在较深的剥夺。拥有在世子女、社会支持和村委会关心对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具有正向缓解作用,但是具有孤独感、在世子女数量越多或者对子女关系不满意的农村空巢老人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更高。[结论]为缓解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在关注其收入贫困之外,一方面要重视改善其生活保障机制和人居环境,另一方面,更要增强人文关怀和提升老人社会参与感。     

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目的]研究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程度及影响因素,以期为现阶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提供借鉴参考。[方法]文章基于新疆南疆三地州1 258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VEP方法对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并使用T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南疆三地州农户贫困脆弱性均值为0.331,贫困脆弱发生率为16.93%,且贫困脆弱性呈现出地区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地区。家庭能熟练说普通话人口占比、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参加农业保险情况、社会资本、是否收入多样化、所在村庄地形、是否通公交车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家庭规模、家庭负担比、健康冲击、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据此提出加强国家通用语言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促进农户积极投保农业保险、提高农村公共交通服务覆盖范围、重视农户健康贫困脆弱性等建议。     

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国际经验与政策取向

2020年后,中国扶贫工作将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本文首先回顾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标准的相关文献,基于可行能力理论从"贫"和"困"的视角构建了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概念框架,然后在对基本需要法和能力方法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国家的国别经验研究,提出了中国2020年后多维相对贫困标准的政策取向。本文认为,2020年后中国应采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没有必要与OECD国家相对贫困标准接轨。多维相对贫困标准,既要包括反映"贫"的经济维度,也要包括反映"困"的社会发展维度,还要包括生态环境维度:在经济维度,需要考虑收入和就业两个方面;在社会发展维度,需要考虑教育、健康、社会保障、信息获得等方面;而新发展理念以及生态补偿脱贫实践经验要求把生态环境纳入多维贫困框架中。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研究*——以四省藏区为例

[目的]我国贫困治理正在由单一驱动转变为多维治理,对四省藏区的多维贫困治理绩效展开测度与分解,不仅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当前阶段四省藏区贫困治理的现状与短板,而且有利于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明确的参考。[方法]借鉴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提出多维贫困治理的测量方法,利用四省藏区484份农户调查数据,对四省藏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治理绩效进行测量与分解。[结果]四省藏区收入和住房维度的治理绩效突出,但在居住环境、教育和医疗意识维度表现出来的现代伦理思想差距明显;青海藏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最高,云南藏区排名靠后,主要受居住环境和医疗意识维度限制;户主受教育年限与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成正比。[结论]四省藏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显著,主要体现在经济收入与基础设施方面,但贫困农户的现代思想与发展意识还较为匮乏。因此,一方面,在安排教育、住房、医疗等项目时,不能单纯追求数字层面或指标层面的脱贫,应当辅以相应现代思想的教育引导,转变贫困农户的落后陈旧意识,并将其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把基础教育作为解决四省藏区深度贫困问题的突破口,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采取有效的举措重点解决学生不愿意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问题,并转变陈旧的子女教育观念,以防止教育维度的代际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