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经济学界谈论较多的问题之一,而且也是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它与价值、资本、增长等理论联系在一起,对于一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我国近年来的收入分配现状,可以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概括: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改善;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一、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分析在国际社会,衡量政策效应和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常用指标是基尼系数。其一般标准为: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     

基于森的功能和能力福利理论的失地农民福利水平评价

研究目的:测算农民失地前后的福利水平。研究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研究结果:失去土地后,农民的福利水平略有提高,模糊评价值从0.342上升到0.373,居住条件和发展空间的改善是失地农民福利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而失地农民的经济状况、心理状况和居住环境则呈现出恶化趋势。研究结论:应该通过提升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失地农民的心理调适机制,从而提高失地农民的福利水平。     

基于函数性主成分的北京市居民收入水平研究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1999～2010年11个反映居民收入水平的指标进行研究,发现函数性主成分分析方法能够全面的、动态的分析北京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12年来北京市居民收入水平虽然一直小幅度波动,但总体上保持平稳发展。     

数字农业的福利效应——基于价值再创造与再分配视角的解构

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农业不断向数字农业转型升级，对农业整体的价值创造及各主体间的福利分配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已有文献，结合数字农业发展的客观实践，重新梳理了数字农业的定义及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数字农业的价值再创造和价值再分配两个过程进行全面剖析。本文发现数字农业通过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和销售环节的数字化实现了经济、生态和文化价值的再创造，并通过“农户—市场中介”“市场中介—消费者”“生产性服务商—农户”三个环节商流、资金流的重塑实现了价值再分配。进一步地，本文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框架对上述过程中的福利效应进行了详细解构，认为数字农业从功能和能力两个维度促进了农户、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出台数字农业相关政策措施，持续激发农业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基于共生理论的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演进

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经历了从"公司+农户"组织向"公司+合作社联合社+农户"组织的演进过程。农业经营组织的演进过程可视为农户、企业、合作组织等农业经营主体组成共生系统的过程。经营环境的变化是共生系统建立和发展的动因,现代市场体系和社会网络的发展为共生系统提供了共生界面。"公司+农户"组织的建立是共生系统的初始形态,在这一共生系统中,企业处于核心地位,获得大部分共生能量。为了获得有利生态位,农户通过联合建立合作组织,"公司+农户"共生系统向"公司+合作组织+农户"共生系统演化。     

中国农产品质量分级的理论依据与福利评估——基于选择实验调查的福利评估

农产品质量分级是推进质量兴农战略、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从福利经济学视角探讨现行市场经济环境下实施农产品质量分级的理论依据.具体而言,首先利用福利经济学原理和几何福利图,理论推演农产品质量分级的福利效应以及异质性消费群体的福利差异;然后借助选择实验调查数据,实证测度农产品质量分级的福利效应并验证理论依据.研...     

福利分配、市场发育与宅基地面积扩张

基于2011年浙江、湖北和陕西三省54个村庄和1134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分析表明,目前无偿分配、无偿使用和缺乏退出机制的宅基地制度是农户宅基地面积扩张的制度基础.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农房(含其下宅基地)市场的发育增加了农户扩大占地的激励,农房(含其下宅基地)市场越活跃,农户的宅基地占地面积就越大,一户多宅的可能性也越高.在...     

消费者异质性、最低质量标准提高与个体福利分配

在当前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正在全面提高食品最低质量标准，有关最低质量标准提高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有待探讨。本文借鉴新古典供需水平位移模型，从理论上来分析最低质量标准提高前后消费者福利的变化，创新性发现可以用消费数量的变化方向来判定消费者福利的变化方向。随后依据《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中国居民的羊肉消费数量，通过多元线性回归计量模型来判定消费者福利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最低质量标准提高显著降低了消费者福利。基于不同收入组城乡消费者肉类消费数量进行个体福利分配研究，结果发现，最低质量标准提高对不同收入组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会增进高收入组消费者福利，但是会减少低收入组消费者福利。建议政府在提高最低质量标准时要充分考虑低收入者福利，以防提高最低质量标准成为高收入者增进自身福利的一种手段。     

国土空间规划政策变迁与体系演进逻辑研究——基于政策扩散理论视角

文章从政策扩散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国土规划政策和空间规划政策的发展过程,总结其时空演化特征和扩散路径。国土空间规划政策在时间维度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土规划政策的形成和初级阶段、国土规划政策的缓慢扩散及国土和空间规划政策的创新阶段、国土和空间规划政策的加速扩散阶段。在空间维度上,邻近扩散效应和跨区域扩散效应表现得非常显著。在政策扩散路径中,垂直吸收-辐射和水平交互式学习是政策扩散的主要方式。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性的评价与决定机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的过程就是综合平衡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本文构建了利益相关者影响合作社成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辽宁省14个省辖市的16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分析法得出衡量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性的指标权重,进而求出每个样本合作社的成长性指数,同时建立了利益相关者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的实证模型,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利益相关者对合作社成长性影响的决定机制。结果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社员和大股东)、领办人(负责人)、客户和供应商、政府这几个主要利益相关者都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性呈显著相关关系,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基于社会权利视角的中国福利国家之辨析

20世纪中叶出现的社会权利,一方面丰富了公民权利的内涵,另一方面重塑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享有福利不再是国家的施舍,而是公民的权利。社会权利是福利国家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归宿。文章以社会权利为工具,分析福利国家的缘起及其类型;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利国家演变的三种模式:国家/集体福利模式、市场福利模式、社会合作福利模式及其特点。中国的福利国家在弥补市场失灵、推进公民社会权利的实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城乡不平等、身份不平等以及福利利益流动不自由的问题。这要通过强化福利国家制度的权利理念,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福利金统筹层次等措施加以解决。     

城中村改造的人本尺度与福利平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研究目的:探讨城中村改造中原住民和外来租客的福利水平,为平衡和改善福利效应提供借鉴。研究方法:基于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以城中村现行补偿缺陷为出发点,运用功能性活动分析,从人本尺度和福利平衡两个角度探索。研究结果:城中村外来租客被排除在利益主体之外,原住民的福利模式陷入效用化的单一经济补偿陷阱,总体福利补偿存在较大缺陷,亟需进一步提升和完善补偿机制。研究结论:拓宽改造补偿对象,把外来租客纳入福利补偿主体之内;采用多维福利补偿模式,以提高人的可行能力为重点,最终促进城中村改造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市场垄断程度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基于价格不确定性

采用社会福利和价格不确定的有关理论与方法,研究了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垄断程度对社会福利所造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垄断程度给社会福利带来负面影响,并且随着垄断程度的提高,负面影响日显,与市场垄断程度呈负相关。在一定条件下,即使考虑价格不确定性因素,社会福利也是随垄断程度的增大而渐减。     

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与金融监管体制演进

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给金融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生机,为了更好的适应经济体制的发展,需要不断的对金融理论进行创新。在发展创新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演进。本文主要对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与金融监管体制的演进进行研究,找出发展中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方案。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分析与历史演进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社会保障是政府为了促进社会福利所做的最核心的部分。在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保障是占份额最大的项目;在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也在增加。于是,社会保障已作为一项日益重要的课题而被提上日程。而对社会保障的理论分析和历史演进的研究,将有助于在社会保障领域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人口之变与中国式福利社会

人口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很长一段时期里是最大的经济体，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巨大。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亿万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和沿海转移，与资本和技术结合，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令中国经济收获了丰厚的“人口红利”。下一个30年，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政策应对，将同样决定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持续性。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与中国粮食生产——基于劳动增强型生产函数分析

针对目前中国粮食生产结构与实际需求不匹配,本文将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老龄化率引入劳动增强型生产函数(C-D函数),分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玉米、小麦和稻谷三大粮食作物产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粮食生产存在明显的"内卷化",这阻碍了粮食增产。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粮食生产劳动投入,推动粮食生产规模化与机械化,通过提高单产与种植面积促进粮食增产。此外,中国粮食增产尚处于依赖要素和资本投入阶段;从长远来看,在劳动力知识水平未显著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力人力资本、发展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加速机械、技术等现代要素的引入,促进我国粮食生产。     

金融资本理论演进与我国金融资本形成问题

我国产业资本和金融业资本的融合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本文在对金融资本理论史考察的基础上,对金融资本概念拓展进行分析,并探讨我国金融资本出现的可能性和现实发展中的问题.     

中国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构建研究——基于英美福利治理的反思

在过去百余年间,以英美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大致经历了从单一的"社会取向""政府取向"到"市场取向"的福利观,进而转向综合的"社会取向"福利观的范式演变历程,其政策实践包括实施差异化济贫政策,强化贫困地区经济开发,缓解区域发展差距;把握教育与就业两大环节,提高贫困人口人力资本,强化贫困群体内生动力和能力;甄别有无劳动能力贫困...     

粮食价格调控、制度成本与社会福利变化——基于两种价格政策的分析

粮食价格波动牵涉众多主体的切身利益,价格太低导致"谷贱伤农",价格太高导致"米贵伤民"的现象。从保护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角度来说,政府可以采取价格稳定政策,也可以采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政府该如何做才能增加社会福利?本文研究认为,在不考虑制度成本条件下,粮食价格稳定政策能够实现社会福利增加;但是粮食价格调控体系存在的巨额制度成本将极大改变粮食价格稳定政策的社会福利效应,甚至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恶化、财政负担的加剧,只有有效降低制度成本才能实现社会福利增加;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能够节省大量的粮食储备及调控成本,较好弥补价格波动对生产者与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但是目标价格的厘定是否合适和价格补贴效率对社会福利水平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