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背景下的国际游资问题研究综述

当今金融开放条件下,国际资本流动更加频繁。国际资本中以投机或避险为目的的短期资本即国际游资,会对一国经济金融产生巨大冲击。本文即对金融开放背景下国际游资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以有助于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供给冲击、财政冲击、货币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SVAR方法的分析

本文使用同时带有长期约束和短期约束的SVAR方法,识别了中国经济波动的三种冲击源,即供给冲击、财政冲击和货币冲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是供给冲击。总供给冲击对产出波动的贡献率为90%左右,对通胀波动的贡献率为65%左右。以财政冲击和货币冲击为代表的总需求冲击虽然不是经济波动的主要驱动力,但是我们发现了货币供给冲击在短期内产生产出下降和通胀下降的宏观经济异象。     

印度和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比较研究

印度和中国同属亚洲人口和经济大国，均采取渐进、审慎的方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了积极成效。印度资本流入结构比较均衡，证券投资开放程度领先于中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印度坚持控制的主动性和必要时恢复管制的灵活性、深化金融改革为资本项目可兑换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注重通过宏观调控手段优化资本流动结构以解决资本流动中产生的问题、加强短期资本流动管制以防止短期资本流动对经济的冲击、加强房地产资本管制以防止国际投机资本引发房地产风险，值得中国借鉴。     

试论托宾税与国际资本流动

我国加入WTO以后，面对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游资的监管更为迫切。对短期金融交易征税通常被视为抑制短期资本冲击的手段，托宾科为一种缓解国际资本流动性，已成为赢得汇率波动相对稳定的工具之一。     

跨境资本流动、通货膨胀与均衡实际汇率的关系研究——基于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

首次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对全球41个国家(地区)1991—2015年的均衡实际汇率变动展开深入分析.在此过程中,笔者构建了非线性模型,重点考察了资本账户开放情况下,随着通胀风险加剧,三种跨境资本流动对均衡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通胀风险增大会恶化出口增长,使得经常账户的贸易净流入对均衡实际汇率的正效应逐渐减弱,同时也抑制了资本账户的外商直接投资、外商证券投资等对均衡实际汇率的正效应.此外,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净流入是影响均衡实际汇率的两大重要因素,说明央行在调控货币汇率时要密切注意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最后,笔者提出了现阶段开放我国资本账户与管控通胀风险的若干建议.     

汇率、劳动力调整成本与就业

将劳动力调整成本引入贸易模型,可分析经济开放条件下就业面对汇率冲击的调整过程。利用动态面板等方法对中国采掘业和工业33个部门1998—2009年汇率对就业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较高的劳动力调整成本和汇率波动降低就业汇率弹性,较高的经济开放度提高就业对汇率的弹性,较高的生产率降低就业对汇率的弹性;劳动力调整成本通过限制就业流动降低了就业汇率弹性,并且对低劳动生产率的行业的影响大于高劳动生产率行业。     

我国货币政策变化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

本文以2005年7月~2014年6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建立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变化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导致国际资本在短期流出,在中长期则流入。具体而言,在短期内,货币供给的增加降低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内利率,在两者共同作用下,国际资本流出;在中长期内,货币供给的增加提高了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国内利率仍然降低,但由于汇率预期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比国内利率的影响更强烈,因此国际资本总体上呈现为净流入。因此,央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应考虑其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同时,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并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测与管理。     

我国贸易开放和收入分配的非线性关系——基于1994～2007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贸易开放可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Stolper-Samuelson效应能够缩小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而贸易开放引致的知识溢出和技术进步则会扩大贫富差距.因此,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使用中国1994-2007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对贸易开放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用城乡收入差距作为收入分配指标,利用广义矩(GMM)方法进行估计,发现贸易开放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即当贸易开放度较低时,贸易开放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当贸易开放达到一定程度后.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则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辽宁沿海经济带对外开放与产业升级关系研究

本文在分析辽宁沿海经济带对外开放和产业升级现状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升级趋势明显,贸易开放和资本开放对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度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要略大于资本开放度,各城市贸易开放度与资本开放度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差异较大.因此,辽宁沿海经济带应根据区域内各城市的特点和优势,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努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产业升级,主动对接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面向东北亚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同时创新利用外资模式,提高引资质量.     

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效应

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国际资本的流动越发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研究来自外部经济因素的影响就显得十分重要.要在研究国际资本大幅流入原因的基础上,分析开放经济条件下外资流入对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所产生的冲击效应,继而提出资本流动有效管理的政策建议.     

托宾税与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国别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面临显著的跨境资本流动负面冲击。中国管控资本流动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隐藏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传统的资本管制工具有效性下降。运用托宾税（Tobin tax）管理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是可行选项,巴西、智利、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托宾税实践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托宾税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宏观审慎政策的工具之一。     

美国利率政策对中国利率政策的影响研究

通过文献回顾，以利率平价理论为基础，考虑中国资本项目渐进开放的现实因素，选择2007年10月～2013年6月的月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美国利率政策调整对中国利率政策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美国两国间利率政策有长期依存性。美国利率政策的调整会引起中国利率发生同向联动调整。资本流动限制对中国国内利率有显著影响，而美元预期升值率的影响效应在一般统计水平上不显著。短期因素的冲击虽然会对中国利率产生同向的冲击，但在误差反向修正机制作用下，会较快地恢复长期均衡态势。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论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

回顾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历程,认为我国资本账户与经常账户协同开放。在分析了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必然性的基础上,通过利率模型,得出2001年到2006年间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度为0.36的结论。根据国际经验,当前资本账户开放度仍然低下,宣布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为时尚早。     

区域经济增长中贸易开放作用及空间差异分析——基于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1978—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的省际数据构建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区域经济增长中贸易开放的作用大小和作用途径进行实证检验和估计。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区域经济增长通过促进综合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资本和劳动效率提高等途径起到显著推动作用,反映了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差异和转变。然而,从分时段样本分析来看,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中,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是比较显著和稳健的。而在1990—2014年这段历史时期中,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稳定,甚至还会在一定时期产生负向影响。从分区域分析来看,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和不平衡性,贸易开放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明显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于贸易开放度较低的省份来说,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顺周期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因素、负面效应及反向调节

本文利用15个有代表性国家的相关数据,对国际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国际资本流动存在顺周期、逆周期及无周期三种变动趋势。1982至2008年间,我国国际资本流动存在着较为显著的顺周期变动,而GDP增长率、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和国内股票价格指数是引发这一现象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后金融危机时期,这种顺周期资本流动能引起人民币出现新一轮内外价值偏离,积累和放大国内资产泡沫,延缓经济结构调整,加剧国际收支失衡与储备货币贬值,增强国内宏观经济出现结构性通货膨胀的风险。因此,宏观上需要进行必要的逆周期反向调节。     

价格型资本管制方法的比较分析

从贸易政策的角度看，价格型资本管制方法要优于数量型管制，用价格型措施取代数量型措施本身就是一种资本账户开放。在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实践中，智利等国实行的URR最为成功，特别是在改变资本流动期限结构方面，引入URR等措施，是我国资本账户进一步开放和管理当前短期资本流动的需要。     

极端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和机理分析

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各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和冲击。导致当今极端金融风险溢出效应增强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国家组群行为、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贸易关联溢出、金融关联溢出和非实质性关联溢出是极端金融风险最主要的三种溢出形式。关于极端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的研究对我国预防与控制极端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民币汇率、汇率预期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基于2005年8月-2022年6月的月度数据,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汇率预期以及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现状,再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重点推演三者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三者分别遭遇外部冲击时的波动率从小到大依次为：人民币汇率预期、人民币汇率、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对汇率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短期跨境资本的影响在2017年前显著为正、之后并不显著;人民币汇率预期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多数情况下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和汇率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系统存在自平衡机制,当上述三个变量分别遭遇冲击时,各变量均能在2年内回到平衡状态。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在持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还应加强汇率预期管理和完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基于聚类分析的安徽省区域经济开放度提升研究

通过对经济开放度研究的整理,发现以往对于经济开放度指标的构建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和资本跨境流动两个方面.加入了劳动力流动和信息流通等方面的指标后,针对安徽省各地市的经济开放度进行聚类分析,归纳出具有明确特色的四种开放类型.要提高区域经济开放度,安徽省应继续增强进出口能力,鼓励和支持劳动力流动,做好基础建设和技术支持,高度重视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东道国贸易开放度与中国面临的反倾销——基于2002～2011年12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实证考察

以2002～2011年12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情况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东道国开放度、源自于中国的进口、以及东道国贸易环境等因素对反倾销裁定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开放程度及发展水平越高,对华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可能相对越低;中国出口到东道国的产品数额越大,越容易引发反倾销措施;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在总体上减小了反倾销措施的发生概率;但亚洲新兴经济体则表现出明显的实施反倾销的倾向,并与欧盟等国家或地区成为对华反倾销措施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