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空间影响效应研究

科学技术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二者的相互作用能够有效促进科技创新的发展。本文从理论上总结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方式和机制,综述了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利用我国省级行政区域2010-2019年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建模,探索金融支持与科技创新的空间关系。     

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区域经济拥有强大的金融资本市场不仅可以助力实体经济高效、快速发展,同时也是经济系统遭遇冲击时的缓冲垫,帮助企业抵御外部冲击,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并最终走向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构建了金融集聚促进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框架,并基于2003—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集聚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本地经济韧性的提升,同时也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东、中部地区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但西部地区由于金融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其空间溢出效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

金融是促进创新的重要因素。采用2011—2019年2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不仅能有效助推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还对邻近区域创新产生了空间正外溢性;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集聚对实质性创新、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存在显著的空间正溢出效应,西部地区则表现为“虹吸效应”;机制分析表明,金融集聚能通过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积累两条渠道促进区域创新。基于此,当前应优化金融空间布局,充分发挥金融集聚的空间正溢出效应,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的创新发展策略,同时应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区域协同合作。     

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6-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的48个城市数据,运用动态系统GMM和差分GMM模型分析了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有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不同程度的金融集聚对该地区的科技创新既有可能促进也有可能抑制。随后将三个地区分别进行分析,发现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是促进的,而珠三角地区的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是抑制的。     

高铁建设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了吗?

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基于2006—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相结合,实证检验高铁开通以及高铁网络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有助于促进产业协同集聚,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讨论下依然成立。高铁开通对东中部地区、大中型城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高铁站距离市中心30公里以内城市的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作用更为明显。高铁开通通过加快高素质劳动力流动、提升市场潜力对产业协同集聚产生积极影响。高铁线路的不断开通形成日益加密的高铁网络,高铁网络中拥有较高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的城市对“本地”和“邻地”产业协同集聚均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为评价高铁经济效应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证据,也为加快高铁建设从而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提供了政策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金融资源跨区域的聚散,影响了金融网络中相关节点的信息传输与资金流通,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基于200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全样本和分样本实证分析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异质性,研究发现:金融集聚与周边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适度的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过度抑制周边经济增长,扩大区域间经济差距,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国家政策影响金融集聚对周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体现在倒"U"型曲线陡峭度的变化.因此,建议加快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集聚建设,促进金融集聚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产生,推动湾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数字金融对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在提升金融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从理论层面看,数字金融对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具有加剧和减缓两类作用。通过构建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衡量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进行赋权,得到2011—2020年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会显著抑制我国区域性金融风险,且这种抑制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数字金融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提出:健全数字金融运行机制,设立数字金融监管机构;优化资源配置,拓宽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通道;实行差异化地区发展战略,增强整体风险应对能力。     

金融业集聚是否促进了京津冀科技创新?——基于京津区级及河北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2011—2019年北京、天津各16个区和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GMM模型,探究金融业集聚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地区间的异质性。实证结果显示：总体上京津冀金融业集聚对科技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天津和北京的金融业集聚对科技创新的正向作用较河北更为显著;尽管北京的金融业集聚程度远高于天津,但其对科技创新的促进效应却明显弱于天津。从京津冀整体来看,人力资本储备、固定资产投资、财政科技支出、研发经费投入、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对科技创新均存在积极作用,对外开放水平和房价水平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则不明显。     

金融集聚与区域民营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四川省各市州空间计量实证分析

目的/意义经济新常态下,金融集聚是否有效促进了区域民营经济发展。通过分析金融集聚与区域民营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探究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以推动区域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方法/过程选取2005年至2016年四川省21个市州数据,结合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结果/结论四川省金融集聚和民营经济发展均具有俱乐部效应,但不存在俱乐部收敛;金融集聚状态较高的邻接地区对本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而低水平类型的邻居拖累效应相对突出;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表明金融深化存在地区竞争效应,金融集聚能有效促进本地区民营经济发展,但其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     

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与产业集聚——基于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选取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14年（不含201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以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处理组,未设立国家高新区的城市为对照组,将双重差分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结合起来,评估国家高新区及其科技创新对区域产业集聚的空间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具有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科技创新对产业集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比较显著,这种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明显。     

金融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城乡二元视角,选取我国2010—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区位熵测算三大金融行业即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集聚水平,进而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金融集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金融集聚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金融集聚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同金融行业的集聚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银行业的集聚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保险业的集聚则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不同区域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其中东北地区的溢出效应最为显著。最后,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文章提出推进金融制度改革、充分利用空间溢出效应打造经济增长极、制定差异化金融政策等建议。     

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协同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推动产业-科技-金融的良性循环是助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探究了金融集聚、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呈现正向效应,但也存在结构性、区域性、维度性差异。尤其是银行集聚与产业结构质量化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2）科技创新在金融集聚、股市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向中介效应,而在银行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中介效应呈现“倒U型”异质性特质。（3）金融集聚、银行集聚、股市集聚与科技创新交互项的效应系数均呈现正向效应;但相较之下,股市集聚与科技创新的协同效应尚不明显,尤其是在产业结构质量化上更加薄弱。     

高铁可达性、空间溢出效应与制造业集聚

以66个具有高铁客运站点的非中心城市为考察样本,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高铁可达性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对非中心城市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有助于促进非中心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提高。第二,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有助于促进本地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高与其邻近城市的制造业集聚水平。第三,高铁开通带来的可达性改善对不同制造业行业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高铁带来的可达性改善能够对当地城市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产生积极的本地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而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高铁可达性改善不仅会抑制当地劳动密集型行业集聚,同时也会对与该城市邻近城市的制造业集聚产生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人才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空间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基础上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空间视角解释人才集聚、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中国2005—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人才集聚与技术创新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同时通过知识溢出、技术溢出、协同效应其对邻域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分地区而言,东部地区技术创新与人才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和溢出效应;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在人才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人才大量流失对经济产生负向作用;地区间经济增长不能趋同的一个原因是人力资本吸引效率存在差异,人才往往在吸引效率更高的地区集聚。     

数字普惠金融、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影响机理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识,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驱动机制,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这种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激发区域科技创新活力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