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空间交互作用视角

文章从空间交互作用的视角,基于投资、物价、利率、汇率和国际石油价格5个传导机制,以动态双边贸易总额权重为连接矩阵,构建了一个包含51个国家的GVAR模型,考察了"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利率、进口和出口贸易4个经济变量存在同周期性;长期来看,该地区双边出口和进口贸易1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1.57%和1.77%,相反,中国经济增长1.2%则可提高该地区双边进出口贸易0.63%和1.02%,但短期内双向冲击的结果均为负;这两种关系在各国间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空间交互作用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从空间交互作用的视角,基于投资、物价、利率、汇率和国际石油价格5个传导机制,以动态双边贸易总额权重为连接矩阵,构建了一个包含51个国家的GVAR模型,考察了"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国家间的经济增长、利率、进口和出口贸易4个经济变量存在同周期性;长期来看,该地区双边出口和进口贸易1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1.57%和1.77%,相反,中国经济增长1.2%则可提高该地区双边进出口贸易0.63%和1.02%,但短期内双向冲击的结果均为负;这两种关系在各国间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开放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实现并扩大中国对外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对促进沿线各国转型发展、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益均有重要影响。利用38个沿线国家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借助GMM估计法分析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但与出口贸易相比溢出水平较低;东道国科技研发实力、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可显著扩大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东道国腐败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平稳增长,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方向,沿线国家腐败治理对于吸引中国OFDI和东道国基础设施均有重要影响。本文拓展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影响机制,分析了东道国腐败治理、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影响,利用2008-2017年6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OLS回归和2SLS回归,实证检验了东道国腐败治理程度对其基础设施吸引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存在正向效应,该效应对以人均实际GDP表示的经济发展状况更敏感;东道国腐败治理越好,对其基础设施有正向促进效应,该效应对以GDP增长率表示的经济发展速度更敏感;东道国腐败治理越差,将会降低中国OFDI对其基础设施的正向促进效应。研究结论对发挥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积极影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与贸易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积极进行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文章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十五个主要国家的投资存量,检验了2007~2015年期间的投资与贸易间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大部分国家的投资与贸易之间具有单向的推动作用。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与中国邻近、中等收入水平以及与中国双边互信程度高的沿线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更加明显。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就业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发挥减贫效应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丰富和拓展了外国直接投资减贫效应的研究,同时为中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以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减贫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指导。     

OFDI与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提升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对价值链升级的理论模型,使用2000-2016 年的国别数据,通过动态面板实证研究了OFDI 对母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 对母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机制主要有专业分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规模扩大效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自身价值链地位。中国对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和中国- 中亚- 西亚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通过专业分工效应来提升价值链地位,对中蒙俄和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市场规模扩大效应来提升价值链地位。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包容性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国际合作平台。本文利用“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从包容性增长视角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包容性增长,政策协调机制有助于强化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且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通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溢出和民生水平改善产生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对中国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作用,验证了“一带一路”的互惠理念。中国企业OFDI对经济联系密切地区产生广泛的包容性溢出效应,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本文研究对于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物流业投资的经济效应：传导机制及其实证

在对物流业投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解释了物流业投资最终传导至地方经济推动地方发展的原理,利用全国与西北地区经济数据对上述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之上,对全国和西北地区的物流业投资经济效应传导作用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消费和贸易对物流业投资经济效应的传导机制显著存在,物流业投资的直接经济效应远不及其通过贸易和消费等中介变量传导给区域经济的中介效应强,消费对物流业投资经济效应的中介传导作用强于贸易对物流业投资经济效应的中介传导作用,西北地区物流业投资总效应高于全国水平,但消费和贸易对物流业投资经济效应的传导作用不及全国水平,甘肃、青海、宁夏3省(区)进出口贸易水平落后,贸易对物流业投资经济效应的传导作用不显著。     

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铁路交通基础设施的研究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向亚欧非国家发出了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基础设施联通的倡议。文章利用199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验数据,采用静态和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定量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均能显著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这种促进效应的大小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条件有关。经济越落后、交通基础设施质量越差的国家,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     

美国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的溢出效应:跨国企业渠道

本文采用2013-2020年19个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数据,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沿着跨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网络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溢出效应及微观机制。结果发现,美国货币政策紧缩(扩张)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美国关联企业投资的负向(正向)影响显著高于新兴市场国家本土企业。影响机制在于,跨国企业通过其内部资本市场与内部供应链,向新兴市场国家的美国关联企业传导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从而影响美国关联企业的投资水平、收入增长、规模扩张与现金持有,并进一步沿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产业关联向其本土企业进行传导。本文补充了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在企业层面的传导渠道,为新兴市场国家更好地应对美国货币政策冲击提供了政策参考。     

双边政治关系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基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研究

跨国并购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建立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是中国"走出去"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文章基于1993-2017年中国对全球181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并购数据,并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最新测算的国家间政治立场指数之差的绝对值作为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考察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双边政治关系拉近能够显著提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在更换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考虑了数据删失和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其次,通过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通过促进两国签署与生效双边投资协定以及孔子学院的建立提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第三,进一步检验发现,友好政治关系促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的效应,在不同行业和资源行业并购中更大,在"一带一路"和亚洲国家效应更大。     

开放条件下的教育支出、教育溢出与经济增长

本文阐述了教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与渠道,讨论了开放条件下教育支出、教育部门的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考虑到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贸易开放等因素与教育溢出效应的互补性,利用1987～200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生产弹性要大于物质资本的生产弹性;存在教育部门的技术溢出效应。这种教育溢出与区域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贸易开放等因素相互结合,共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便利化水平评价及贸易潜力研究

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便利化水平评价和双边贸易潜力测算有助于为“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提供决策支撑。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普遍较低,而贸易便利化水平,尤其是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是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显著因素。平均来说,进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1%,双边贸易流量将增长7.214%;出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1%,双边贸易流量将增长4.573%。如果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能同时提高一个等级,将带来双边贸易额60%以上的增长。若双方能达成高水平经贸合作协定,切实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将极大地释放双方贸易潜力,实现以投资引领贸易、以贸易促进投资的有利局面,推动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间产能调整和产业链优化布局,最终促进双方产业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能力,实现互利共赢。     

语言自信能否推进产能合作:HSK数据的实证检验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有望成为拉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新的源动力,但由于沿线国家语言多样、文化多元等较易产生沟通障碍,致使很多国家对产能合作产生理解偏差。提升中国语言自信增强汉语的国际传播能力能增进理解加强信任加快形成命运共同体,进而消除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偏差。文章从溢出效应的视角科学阐释语言作用于产能合作的理论机理,实证研究汉语国际推广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相关关系,认为沿线国家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人数的增加是中国语言自信的最重要表现,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有显著推动作用,且这种推动作用表现出明显的洲际差异和经济偏好。该研究对探寻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重大战略意义。     

商务部:“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亮点多 望对话解决中美贸易冲突

2017年一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超过1655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2%;对＂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合计29.5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4.4%;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服务外包合同额261.2亿元,执行额164.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3.9%和18%。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成本弹性测度与分析:基于超对数引力模型

Novy(2013)超越对数引力模型使贸易成本内生化,更符合现实情况。文章在其基础上测度并分析2007~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成本弹性,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成本弹性不断下降,但均大于0;从洲际来看,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变化大于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变化;从区域来看,中国与中亚、东盟的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变化大于中国与西亚、南亚、东亚的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变化,中国与中东欧的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大于中国与独联体的平均贸易成本弹性。中国应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创造贸易效应。     

“一带一路”东道国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方式及区位选择的影响

文章基于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和贸易要素禀赋论,实证研究了2010～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方式及区位选择与东道国要素禀赋和制度环境的关系。在考虑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后,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技术要素禀赋与各种经贸合作方式都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自然资源禀赋则对各种经贸合作方式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禀赋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在制度环境方面,对外商限制程度越低、产权法制保护越宽松、政府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对要素禀赋和经贸合作方式越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一带一路”沿线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FTA网络构建

全球化二次松绑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呼唤国际投资贸易新规则,这些规则主要通过欧、美签署的自贸协定中的WTO-X条款体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参与了全球FTA网络,其协定的规则水平因美、日、欧、俄等不同主导国家类型的不同而呈现明显差异。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的FTA较少,在规则深度方面与美、日、欧同类型协定尚有较大差距。未来应根据双边全球价值链紧密程度优先选择FTA伙伴国,同时基于差异化原则,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现有规则水平,加快推进中国与这些国家间不同规则、水平、层次的自贸协定网络,为拓展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投资贸易往来提供规则保障。     

通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跨省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采用空间偏微分法深入估计了电话与互联网两类通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进行了区域异质性分析。实证发现:电话普及率与互联网普及率对经济增长均有不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前者有不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后者则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二者的交互项在长期与短期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且长期表现均优于短期,两个时期发挥的总效应均主要来自空间溢出效应。此外,东部地区二者的交互项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西部地区二者的交互项则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此,今后应建立电话与互联网两类通讯基础设施的动态耦合协同机制,提高区域联动性与整合度,充分发挥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