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共同体与人的发展关系思想探析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的全面发展也是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人的发展与共同体密不可分，马克思从共同体角度考察了人的发展问题。按照人的发展程度的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个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共同体也经历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虚幻共同体”以及“自由人联合体”三种形态，不同形式的共同体与人的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建立区域共同市场的理论与实践

二战后，西欧大陆在大战中损失惨重，有些民族国家不复存在，经济困难。为了实现经济的复兴、民族的振兴，1950年法国提出“舒曼计划”，内容是建立一个“欧洲煤钢共同体“：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德国重新武装问题而提出“欧洲防务共同体”。在“欧洲防务共同体”提出的同时，西欧大陆国家还提出了“欧洲政治共同体”的方案。“防务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努力由于英国的坚决反对失败以后，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1957年提出建立“原子能共同体”和以关税同盟为基础的共同市场的方案。随后他们召开斯巴克委员会，     

“统筹发展和安全”与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北大核心

针对“世界向何处去？亚太怎么办？”的重大议题，中国把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亚太地区政策的总体目标与基本方向。按照“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发展和安全应相互促进、同步前行，呈现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发展与安全相互融合的关系结构，借助统筹的思维可以更加有力地推进发展质量与安全水平的同步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与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体现在目标的统筹兼顾、手段的基本契合以及理念的总体一致，亚太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把发展和安全统筹的新地区秩序。要扎实有效地促进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落地生根，需要基于政治互信、发展互利、安全互进以及文明互鉴，借助经济发展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的“双轮”驱动，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亚太地区的实践进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维开展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对其他地区的进步事业也具有相应启发。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研究——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其中“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百年辉煌的重要经验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正是“坚持胸怀天下”这一历史经验在当代的集中体现。“坚持胸怀天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为指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存在相融相通之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对胸怀天下进行探析，不仅能够深刻理解和把握“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展现。     

东盟“安全共同体”的目标能否实现

本以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分析为研究视角，概述了“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及其理论要义；阐释了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实践历程及其所仗依的重要的“东盟规范”和“东盟方式”；分析了东盟建构自己的“安全共同体”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及其根本解决办法。     

村社共同体不是人民公社的复活

如何将农民组织起来？“三农”学者李昌平在《再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提出了建立“村社共同体”的构想。 初看，农民村社共同体与人民公社制度似乎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去年十一月中旬，本刊记者在北京采访了李昌平，经过深入交谈，我们发现，李昌平提出的农民村社共同体并不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简单复活，而是有了全新的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生成的历史逻辑探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项极富理论深度和战略高度的伟大构想，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旗帜和标杆。要想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必须溯其根脉，从历史逻辑上进行系统梳理：在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二史”有机统一中把握历史逻辑，在优秀文化与先进成果的“双优”根脉继承中剖析历史逻辑，在伟大复兴与百年未有的“两局”交织情境中探究历史逻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科学构建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大力做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工作，以“意识”为导向，以“团结”为核心，加强民族心理和“五个认同”教育，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充分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协调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把家国情怀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价值基础，从民族文化自我认同走向中华民族文化整体认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逻辑：从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到文化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华民族由历史上的自在、近代的自觉推进到自为的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是贯穿党百年民族工作的一条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主客观因素交融互动、多层面相辅相成、各阶段接续推进的动态历史进程,从“政治共同体”到“经济共同体”再到“文化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心所在。其中,政治共同体是框架和基准,经济共同体是基础和支撑,文化共同体是内核和灵魂。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道德责任选择

道德从来都不限于共同道路，尽管道德总是包括共同道德，这是因为，每个共同体都由数个个别共同体组成，而每个个别共同体都具有自己的成员身分资格，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活, 制度和价值观，“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环境道德美好的追求，但若将之等同于我国目前的道德责任选择，既不实际也无战略，追求“持续生存”才是我们当前的第一要著。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程、成效与推进策略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后，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效，建设“什么样”的人口经济密集地区、“怎样”推进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得到系统回答。然而，对标2030年战略目标和国内发展较快地区，京津冀地区仍存在发展差距，在利益分配、跨域协作、内生动力培育、对外吸引力塑造等方面仍面临着一些困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更高水平，应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着力推进“新机制”建设、“新空间”布局、“新要素”集聚、“新引擎”打造、“新品质”提升和“新治理”探索，加快构建京津冀三地政府间的利益共同体、市场主体间的经济共同体、社会民众的命运共同体，并最终形成更高阶的“区域共同体”。     

和合文化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

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代表性元素,蕴含着“天下为公”“同舟共济”等思想内涵,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应对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作出的积极尝试,开辟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道路。针对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开展细致研究,深入理解相互之间的共通点,再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和合文化层面得到启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予有力促进。     

博茨瓦纳与东非共同体三国投资法之比较

东非共同体成立于1967年12月，成员国是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三国，不过在1977年2月宣告解体。然而，在1994年11月26日，上述三国政府首脑就深化和加深“东非共同体”达成协议，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宁波新角色——背景意义：面向全球的开放新格局

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在世界版图上延伸，诉说着沿途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互利互惠的动人故事。如今，一个新的战略构想在世界政经版图从容铺展一一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共同缔造：社会安全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路径

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推动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是实现总体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共同缔造作为促进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现代化的地方实践，是实现社会安全治理、凝聚共同力量开展治理，进而建构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方式。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看，共同缔造通过共同利益奠基共同体的心理基础、以“五共”参与机制塑造整体性协作框架、以嵌套原生社会联系赋能制度机制、以愿景激励促推持久性共同行动。由此形成了以“上下联动”的治理体系为支撑、以群众自我参与为基础、以共同安全价值为导向的社会安全治理共同体。从治理效能看，共同缔造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导向，在完善纵向到底的国家安全治理体制的同时，建构了社会安全自我治理的制度机制，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安全治理格局。以共同缔造建构社会安全治理共同体的基层实践，为以共建共治共享方式夯实总体国家安全的基层基础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方法指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儒家交往伦理的创新性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儒家交往伦理既有内在一致性,又超越了儒家交往伦理中蕴含的解释性理念,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天人合一”理念是儒家人与自然交往伦理的核心内容,强调人与自然共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此基础上将生产力因素纳入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范畴,致力于实现生态环境与生产力动态平衡发展。“和而不同”理念是儒家人际交往伦理的核心内容,蕴含对和谐交往状态的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拓宽了这种追求的范围,致力于实现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天下大同”理念是儒家国际交往伦理的核心内容,蕴含对不同国家交往中大同图景的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致力于将大同图景转化为现实。     

“安全共同体”理论和东盟的实践

本文以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为分析视角 ,阐释了“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发展及其核心观点和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实践历程及其重要特征———“东盟规范”和“东盟方式” ;分析了东盟建构自己的“安全共同体”所面临的来自全球、区域和国家各个层面的严重挑战 ,并对如何应对提出一些建议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与国际秩 序的演进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要义，互联互通不仅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也具有 国际关系的本体论的含义。互联互通深嵌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之中，是国际关系演变的动力。 互联互通构建了“天- 地- 人”的互动网络，其广度、深度和密度界定了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及 其交往方式。互联互通塑造了新的地缘政治空间，推动了政治空间的革命，也改变了国际秩序。 互联互通可以分为功能型和价值型两个类型，功能型的互联互通依赖于交通和通讯技术，“消灭” 了距离，“压缩”了空间，扩大了国际体系的容量；价值型的互联互通增强了人心交流、宽容与 理解。互联互通实现了国际关系从结构向过程的转变，互联互通建立了多层次的“人类之网”， 互动交流使人类之网密集化、包容化，最终迈向“全球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统筹发展和安全”与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

针对“世界向何处去？亚太怎么办？”的重大议题,中国把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亚太地区政策的总体目标与基本方向。按照“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发展和安全应相互促进、同步前行,呈现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发展与安全相互融合的关系结构,借助统筹的思维可以更加有力地推进发展质量与安全水平的同步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与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体现在目标的统筹兼顾、手段的基本契合以及理念的总体一致,亚太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把发展和安全统筹的新地区秩序。要扎实有效地促进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落地生根,需要基于政治互信、发展互利、安全互进以及文明互鉴,借助经济发展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的“双轮”驱动,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亚太地区的实践进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维开展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对其他地区的进步事业也具有相应启发。     

论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对卢旺达大屠杀的反思

文章以卢旺达大屠杀为例探讨了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民族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在卢旺达的建国历史中,“想像的共同体”已形成,殖民统治使“种族”身份法律化、政治地位制度化和经济地位标准化,“想像的共同体”成为“制造的共同体”。卢旺达独立后,国家继承了殖民遗产:种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大屠杀成为国家对公民的恐怖行动。全球化促进了民族问题的国际化,大屠杀使卢旺达的民族问题从地区政治、大国因素和联合国3个层面与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