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和地方福利性财政支出效率北大核心CSSCI

基于"供给侧"改革要求供给体系的高效率,而中国地方福利性财政支出效率有待提高的现实背景,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阐述财政分权、转移支付和地方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然后用教育和医疗卫生两方面支出效率代表中国地方福利性财政支出效率,运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出福利性支出效率并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全面测度其全要素生产率;最后在受限因变量的Tobit模型下运用2002-2013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重点考察财政分权和转移支付对地方福利性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本文证实了随着财政分权的加强,地方福利性财政支出效率是下降的,而转移支付则与其显著正相关。提出对于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改革,在考虑财政分权层面给予地方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自由财力的同时应该更加侧重于加强中央的事权、支出责任和完善现有转移支付制度。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分析

运用空间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对1995～2005年问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性影响的地方财政支出主要是生产性事业费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和政府机构支出,地方财政农业支出虽然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其他几项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     

分权时序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基于中国省级权力下放实践的经验分析

一直以来,地方政府因"重基建、轻民生"而饱受诟病,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呈现经济性特征,已有研究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分权的支出效应,却未曾问津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本文基于中国省以下不同类型权力下放的多样化选择,结合分权时序理论,探讨不同分权时序模式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差异.研究证实,无论是行政分权先行还是财政分权先行,都会导致县级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前者会带来民生性支出的显著缩减,而后者则会带来生产性支出的显著扩张.通过梳理不同类型分权改革的具体内容发现,对于实行行政分权改革的地区而言,在改革中对民生项目建设作出明确部署能够有效改善对民生支出的挤占,而设立县域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则会加剧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生产性;就实行财政分权的地区来看,明晰各级政府支出责任有助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而针对县级财政设立增收节支的激励措施则会产生截然相反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不仅为理解地方财政支出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也为下一步推进和完善分权改革提供了思路.     

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ESDA-GIS方法探讨了我国农村财政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空间相关性;并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对财政农业支出、财政转移性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论显示:(1)财政农业支出由正向不显著逐渐变得显著,呈北高南低的稳定空间格局;(2)财政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呈东高西低的稳定空间格局;(3)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且财政支出刺激农户消费的效果并不理想。     

财政支出结构对不同城乡收入差距地区的影响

本文基于1997-2006年我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不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地区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高分位水平,基本建设支出和支持农业支出占财政总额比重的增加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科教文卫支出及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的增加会加大差距;而在低分位水平,科教文卫支出、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及支持农业支出都能有效改善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手段是政府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主要手段,我国各级政府应根据当地的城乡收入差距程度优化其财政支出结构,以实现城镇与农村的协调稳定发展。     

政府支农投入对粮食生产的效应分析

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政府财政支农对粮食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1978～2008年间粮食生产和政府支农投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中支农支出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正向效应最为显著,然而,扶贫资金具有负向效应,存在以粮食产量为导向的短期化倾向。为此,应该加大农业科技投资,加强农业基本建设以及农业支出,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政府支农投入对粮食生产的效应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政府财政支农对粮食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1978～2008年间粮食生产和政府支农投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中支农支出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正向效应最为显著,然而,扶贫资金具有负向效应,存在以粮食产量为导向的短期化倾向。为此,应该加大农业科技投资,加强农业基本建设以及农业支出,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财政支出对湖南经济收敛的效应研究

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收敛模型,通过检验1994～2008年财政支出对湖南经济发展的收敛模型发现,财政支出总额促进了经济的收敛,教育支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基本建设支出、行政管理费也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经济的收敛.     

财政数字化转型与公共支出结构优化

本文通过收集省级财政部门的信息化建设支出等数据，对财政数字化转型进行较为科学的衡量，并实证研究财政数字化转型对公共支出结构优化的影响及机理。研究发现：财政数字化转型可以优化公共支出结构，该结论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提高财政透明度和促进财政盈余是重要的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人大监督弱和财政压力大的地区，财政数字化转型对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财政数字化转型影响公共支出结构的效应、作用机理和情境差异，可以为如何更好推动财政数字化转型、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带来一定启示。     

财政支出偏向的价格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对我国物价的影响,发现财政支出的偏向对于不同的产品的价格有着不同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短期和长期有所差别。偏向公共产品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短期会带来投资品价格的上涨,并提高医疗等公共产品的价格。公共支出偏向导致CPI年平均多增长了0.31个百分点。长期来看,生产性财政支出偏向有利于产业集聚,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而压低工业品价格。此外,中央政府对医疗和教育的支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地方政府因为偏向生产性公共支出,导致的医疗教育支出不足的问题,从而抑制医疗和教育消费价格的上涨。     

Financial Sector transparency and net interest margins: Should the private or public Sector lead financial Sector transparenc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 led financial sector transparency on bank interest margins across eighty-six economies. Using a two-step dynamic 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least square dummy variables, fixed effects and bootstrap quantile panel models between 2005 and 2016, the findings of the two-step GMM are reported as follows. First, results reveal that financial sector transparency whether led by private or public sector reduces interest margins. Second, while no statistical evidence was found on which of the two (private or public sector led transparency) is more effective in dealing with bank interest margins, public sector-led financial transparency is found to be more consistent in reducing bank interest margins across many more economies. Third,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sector transparency is visible at lower and middle levels of bank interest margins implying that economies with lower and moderately high bank interest margin level can benefit more from policies targeted at improving transparency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These findings imply that the sampled countries must enact policies and laws that deepen and expand financial sector transparency in order to potentially reduce bank interest margins for the good of banking market participants and society at large.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是一个特别的目的地吗？

本文关注了在美国对外投资目的地中,中国是否具有特殊性。利用2002-2012年美国对156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对华投资整体上没有明显偏离应有规模。在制造业领域,甚至有部分证据显示美国对华投资高于应有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在中国,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开放度等更有力地促进了制造业领域美资的流入,但治理层面的差异等则相对是一个制约性因素。与制造业领域吸引美资的成效形成对照的是,服务业的美资利用还有改善的空间。结合这些研究发现,就美国对中国投资看似偏低的判断,我们有两个解释:一方面,那就是只看到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开放度等引力因素,而忽略地理距离、治理水平和文化差异等制约性因素;另一方面,服务业的美资利用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对整体的美资利用产生了一些影响。     

我国交易所行业国际化发展指标调查研究

国内交易所在自身规模不断扩大和金融业双向开放力度加大的背景下，纷纷实施“走出去”国际化发展战略，参与全球竞争。鉴于交易所行业的特殊性，行业国际化水平的评价体系与其他行业无法混用。本文通过文献调研和业务分析，梳理出6大类一、二、三级指标，并通过旋转矩阵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进一步优化简化指标，概括成管理能力国际化、业务能力国际化、引领能力国际化、货币支撑能力国际化四个维度，形成新的一二三级指标体系。最后通过问卷评价国内交易所与国外同要素交易所的国际化差距，结合前述指标体系和同行差距调研结果，提出国内交易所治理能力、国际定价影响力、信息披露与国际化接轨、监管方式国际一致、技术能力国际化、国际化先天优势能力等方面的强化路径，并给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问题研究——以松原市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资本的实力不断发展壮大。为正确引导其健康发展,国家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政策法规。民间资本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发挥其灵活、多样的特点,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其自身的壮大。本文分析了松原市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的发展现状及特点,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体系研究

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是全球政府会计准则的标杆。本文就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IP—SAS）的制定程序、制定团队、现有IPSAS的内容、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理事会（IPsAsB）的未来战略和工作计划、IPSAS的未来布局及发展趋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概括与分析,以冀为我国的政府会计准则研究提供启发与借鉴。     

拉丁美洲、中东欧及东亚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收的FDI数量迅速增长。本文认为,从FSFDI迅速兴起的直接原因与主要特征来看,拉丁美洲国家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FSFDI属于"冲击诱导型"或"危机导向型",而中东欧转轨国家的FSFDI则属于"改革推进型";从FSFDI的来源与布局结构上看,新兴市场国家FSFDI的来源国在区域上相对固定但集中程度不尽相同。中国金融部门在引进FDI的过程中应注意避免外资来源国过于集中,应在银行部门构建外资、民资与国资共存的股权结构,积极引导本土银行对外投资,并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     

完善金融业机构信息管理的建议

为保障金融体系稳健运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人民银行自2009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规范和加强金融业机构信息管理工作,开发并建立了“金融业机构信息化管理系统”,为推进我国金融标准化建设、实现金融体系内信息共享奠定了基础。系统运行两年后,相关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     

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中东欧8国银行产业转型与发展的影响

中东欧8国银行产业转型最重要的步骤之一是引进外资银行,形成了外资银行在该地区银行市场占有巨大市场份额的基本格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外资银行对中东欧8国银行产业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既改善了中东欧8国的宏观经济金融环境,也带动了本土银行的发展。     

次贷危机的成因、影响及对金融监管的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已造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在于次级房屋贷款发放环节。由于包括美国政府、美联储、投资银行、评级机构、保险公司在内的各个市场参与者的共同作用,次级房屋贷款市场迅速膨胀。通过房贷-评级-卖出的证券化过程,次级贷款的风险被散播到了全球的各类投资者。金融监管机构对此次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传统的最佳标准式的监管理念通过巴塞尔新协议等方式导致了市场行为趋同从而流动性缺失、系统性风险发生、亲周期问题显现。此外,监管机构对于高杠杆率和负债与资产错配的金融机构监管明显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危机。     

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稳定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2001-2020年的动态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不同实体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及作用机制。通过构造金融稳定指数,进一步论证金融稳定对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不同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有所不同。机制检验发现,居民杠杆、企业杠杆和政府杠杆分别通过“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渠道影响经济增长;金融稳定性的提升能够正向调节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高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上述结论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杠杆调控具有一定政策启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部门杠杆异质性,细化实体杠杆的调控方向,进一步优化杠杆结构,以期实现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双重目标下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