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之间的“经济主导型”竞争——兼论中美两国之间的“综合性”竞争北大核心

日美贸易冲突是导致《广场协议》签订的最直接原因，但这一冲突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而是“经济主导型”竞争的结果。其根源在于日本对美国市场的“脆弱性依赖”和受“日美同盟”这一结构性权力的约束。《广场协议》的签订并没有缓解两国之间的“经济主导型”竞争，此后美国运用技术民族主义对日本半导体产业进行遏制，阻止了日本企业在半导体产业对美国的高技术超越。这一竞争在20世纪90年代末趋于缓解，主要是因为冷战的终结和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美国不再将其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和打压对象。“敲打中国”由此开始取代“敲打日本”，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崛起和由此导致的“综合性”竞争。     

反思1980年代的美日货币谈判——结构性权力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1980年代是美国在传统的贸易政策之外日益重视用货币和金融手段敲打日本的时期。在这一阶段,美国主要借助日元美元委员会、广场协议、贝克-宫泽会谈、卢浮宫协议4个平台和机制,对日本采取双边谈判与多边协调并举、推动日本金融自由化与压迫日元升值并用的策略,在美日货币谈判的阶段性推进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与在国际商品市场上公然"对美说不"不同,日本在对美货币谈判中无一不是以妥协和让步收场。追根溯源,奥秘在于美国塑造并控制着日本活动于其中的安全结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和贸易结构。从结构性权力的视角反思1980年代的美日货币谈判,对于当下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霸权护持与超越——高科技产业全球价值链竞争的政治经济学

以半导体为主的高科技产业竞争是中美两国竞争的关键领域。与工业化时代不同，在全球分工深度融合发展的当今时代，中美高科技产业竞争是一种融合了技术竞争、制造能力竞争和市场竞争的混合竞争，综合体现为对全球价值链主导权的争夺。通过构建技术、制造能力和市场“三位一体”的全球价值链权力模型，从理论层面考察了全球价值链中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竞争的本质，霸权国的权力垄断形成于对三者的体系性控制，但崛起国的后发优势则使其有机会通过技术撬动、制造能力提升和市场权力俘获而改变价值链中的单极权力结构，形成与主导国的权力平衡和对称性竞争。日美和中美半导体产业竞争的不同境况对上述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日本通过技术赶超和制造能力提升实现了半导体产业的崛起，但市场权力的缺乏使其无法形成对该产业的体系性控制，从而在面对美国霸权胁迫时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中国在半导体产业的制造能力和技术能力虽然还处于赶超阶段，但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使其能够与缺乏制造能力的美国形成双向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从而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最终实现与美国的平等竞争关系奠定了现实基础。     

美日技术创新与贸易竞争优势演变差异的结构性因素分析——基于固定市场份额模型的分析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技术创新和贸易强国,美国和日本技术创新绩效与贸易结构的优化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并导致贸易竞争力的较大反差。本文借用固定市场份额法,对美日两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技术创新的产业分布和出口市场份额变动的结构效应进行分解和实证分析,从而得出:两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技术创新产业选择方向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从而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转换出现了较大差异,美国结构成功转型,贸易竞争优势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而日本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转型一直在摸索阶段,结构升级的缓慢是日本贸易竞争优势有所下降的内在原因。     

在战略高科技产业建议加快建立同行业企业“竞争前研发”联盟

在战略高科技产业，美国通过政府扶持和引导，形成同行业企业“竞争前研发”联盟的政策举措，对提高美国战略高科技产业整体水平和美国国际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美国半导体产业“竞争前研发”联合体SEMATECH的特点、管理模式及成功经验，借鉴其成功经验，提出了我国政府应鼓励同行业企业“竞争前研发”联盟，扶持和引导我国战略高科技行业“竞争前研发”联盟的政策建议。     

美日技术创新的产业分布及其对贸易竞争优势演变的结构效应

本文借用固定市场份额法,通过实证得出:美日两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技术创新产业选择方向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从而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转换出现了较大差异,美国结构成功转型,贸易竞争优势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而日本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转型一直在摸索阶段,结构升级的缓慢是日本贸易竞争优势有所下降的内在原因。     

最后的赌注：“失去的三十年”与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复活”战略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其重要诱因是日本半导体产业的30年衰退。为了“复活”半导体产业,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曾经创办了多个研究开发机构,制定了多个开发计划,重组了多个“日本联盟企业”,但始终未能扭转半导体产业的衰败之势。日本政府新制定的《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作为日本“最后的最好机会”,面对一无技术、二缺人才、三差资金等现实挑战,仅仅依靠相对具有竞争优势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材料产业,是否能够实现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真正“复活”,是否能够“夺回”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简论日本的竞争政策

竞争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规范企业市场行为的一种重要手段。美国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确定了竞争政策的基本原则。此后经过多次修改,日臻完善。二战之后,英、法等西欧国家亦纷纷效仿,先后制定了自己的竞争政策。日本和德国属战败国,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强烈要求或直接监督下,也通过了有关法律,确定了竞争政策的一般原则。然而长期以来,日本政府究竟是在怎样实施这种政策的?比起产业政策来,竞争政策的地位如何?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点粗略探究。一、日本竞争政策的基本内容日本的竞争政策是从美国照搬来的,其背景是美军占领日本初期的“经济民主化”改革。经济民主化有三项主要内容。即农地改革、劳动民主化和解散财阀——禁止垄断,日本经济史家称其为“经济民主化的三根支柱”。其中,解散财阀——禁止垄断这根支柱与日本竞争政策的创立直接相关。在解散财阀的过程中,日本在美国经济     

"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及启示

20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战逐渐升级到汇率战。1985年,美日等国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引发日元急剧升值,并伴随着资产价格的迅速膨胀和经济结构的较快调整。90年代初,日本资产泡沫破裂,经济增长戛然而止,并出现长达十年左右的停滞,日元升...     

架空WTO孤立中国如何打破美国的“ABC战略”

对中国“走出亚洲”,美国一直很戒备。7月中旬,美国宣布和日本谈妥将把24架鱼鹰直升机落定冲绳普天间机场,除在军事上强化了美、日、澳主导包围中国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外,7月底,美国又多了包围中国的筹码。这就是日本政府在7月23日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美国副总统拜登随后在会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称,年内将完成TPP谈判。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为何着急和全球第三大经济日本在亚太地区贸易结盟？     

重塑“利维坦”——大国竞争与美国式发展型国家的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受三种不同类型的大国竞争的驱动,美国在经济领域进行了多轮旨在提升国家能力的国家制度建设,从而大踏步地从一个守夜型国家演变为一个有美国特色的发展型国家,即政府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推动经济发展的使命。美苏安全竞争促使美国国内兴起了一个以国防部为核心的安全导向的联盟;美日经济竞争催生了一个以商务部为核心的发展导向的联盟。这两个政治联盟都试图增强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主导作用,但它们之间的权力冲撞曾使美国的发展型国家呈现隐性、分散式的特征。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遭遇到来自中国的经济与安全双重竞争压力,安全联盟和发展联盟才形成合力,推动一个更加显性的、聚合式的发展型国家逐渐成型。与旨在实现经济追赶的东亚发展型国家相比,美国式的发展型国家以维护全球霸权为目标,除对国内市场进行干预之外,还具有强大的经济外交能力干预国际市场。研究表明,大国竞争压力促使美国不断调整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以应对外部挑战,而学界对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和“弱国家”的传统定义只是一种“学术神话”,急需得到重新审视。     

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

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会深刻影响其结盟方式。为应对中国带来的“特殊挑战”,美国试图构建多层次的盟伴体系,打造融合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种力量的复合阵营。美国通过盟伴体系促进政府性力量的横向耦合,发挥借盟强伴、化伴为盟、以伴带盟功能;借助复合阵营实现社会性力量的纵向耦合,促使多元主体在认知和应对“中国威胁”方面增强一致性、协调性和联动性。作者以美国的“印太战略”为例,分析美国如何通过盟伴体系与复合阵营策略强化对华施压。在安全领域,美国升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促动欧洲和北约力量向印太地区延展,构筑多圈层、网络化的地区安全架构。在经济领域,美国以“印太经济框架”为平台,在供应链重塑、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以及地区基础设施等方面强化对华地缘经济竞争。在政治领域,美国打造针对中国的价值观联盟,将意识形态因素更深地融入经贸、技术等方面的对华竞争。美国的盟伴体系与复合阵营策略面临不少限制性因素,如美国投入有限、美国霸权信誉度下降和不同国家的战略利益存在差异等。     

联合研究开发和“超前竞争”

科技与工业、贸易的密切联系,正在改变世界各国的经济格局。美国的贝尔中心(Bell-core),西欧的信息技术研究开发战略计划,(ESPRIT),日本的大规模综合计划(VLSI),第五代计算机系统项目等,不仅各自加强了本国、本行业的技术基础,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竞争方式,而代之以“超前竞争”模式。     

战略竞争、出口管制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步伐日益加快，高技术出口管制被美国视为打压中国和护持自身技术霸权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显示，中美高技术贸易不仅仍在继续进行，而且在部分领域甚至有所增加。整体而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一直在安全逻辑和发展逻辑之间寻求平衡，在两类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威胁性、互利性、替代性和自主性塑造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政策选择。尽管威胁性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决策中占据着首要地位，但中美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的互利性、中国自其他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替代性和中国在相关技术领域不断提升的自主性不同程度地抑制了美国大规模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冲动。这一机制在对中美半导体制造设备贸易案例的考察中得到了验证，而半导体制造技术在美国当前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中处于核心地位。厘清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决策的影响因素，能够为理解中美博弈的复杂性、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有限性提供有益视角。     

战略竞争、出口管制与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北大核心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步伐日益加快,高技术出口管制被美国视为打压中国和护持自身技术霸权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显示,中美高技术贸易不仅仍在继续进行,而且在部分领域甚至有所增加。整体而言,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一直在安全逻辑和发展逻辑之间寻求平衡,在两类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威胁性、互利性、替代性和自主性塑造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政策选择。尽管威胁性在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决策中占据着首要地位,但中美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的互利性、中国自其他国家进口高技术产品的替代性和中国在相关技术领域不断提升的自主性不同程度地抑制了美国大规模限制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冲动。这一机制在对中美半导体制造设备贸易案例的考察中得到了验证,而半导体制造技术在美国当前对华技术出口管制中处于核心地位。厘清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决策的影响因素,能够为理解中美博弈的复杂性、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美国对华技术“脱钩”的有限性提供有益视角。     

中国离“供应链竞争”有多远？

中国可谓是这个世界上最喜欢追逐热门概念的国家．比如“学习型组织”、“核心竞争力”、“6个西格玛”等。“供应链竞争”便是受到追捧的诸多概念中的一个。这几年．有关“全球化竞争已不是企业与企业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的竞争”之类的话语．在报刊、会议和业界精英口中出现频率之高．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企业早已融入“供应链竞争”之中了。但从9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高科技电子行业供应链峰会。可以看出．尽管中国企业高度认同全球化竞争将是供应链与供应链的竞争．但中国距离这一步还差很远。     

日美结构问题调整协议及其背景分析

1990年7月发表的日美结构问题调整协议（日美协议）最终报告，标志着日美经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体现了日美经济摩擦日益向纵深发展，已触及两国经济结构的深层问题。而美国正是想通过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来扭转自己在贸易、投资方面的不利地们，以缓解国内经济矛盾。     

产业竞争优势与出口偏移关系的研究——基于中国、美国、欧盟、日本、东盟、印度的比较

本文采用CA指数测算分析了中国、美国、欧盟、日本、东盟、印度六个经济体的产业竞争优势,并设计基本半对数模型对各经济体出口量与产业竞争优势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竞争优势与出口量存在出口偏移现象,贸易保护等因素削弱了产业竞争优势对出口的正向作用。中国应通过科技创新、国内外双循环联动发展、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等措施,提升产业贸易竞争力,提高出口贸易效益。     

广场协议、日本长期经济萧条与人民币升值

近一段时期以来,人民币是否应升值成为一大热点问题,在争论中人们常常提到一则历史事件——1985年日本与西方四国签定的“广场协议”,认为因“广场协议”而导致的日元升值是后来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主要原因,并以此为前车之鉴,主张目前人民币不应升值。本文旨在厘清“广场协议”、日本经济萧条、人民币是否应升值三个问题之间的关系。首先,通过探讨广场协议签定的背景得出日元升值的必然性,进而探讨广场协议与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关系。本文认为,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主要原因并非广场协议所带来的日元升值,而是日本政府不当的经济政策。因此,单就人民币是否应升值的问题,无论从前提条件,还是从后果、影响来说,“广场协议”这一历史事件都没有直接的参考意义。本文认为人民币目前没有升值的必要,依据的是中国自己目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     

美国式抢劫

在整个对日本来说丧权辱国的《广场协议》签订过程中，美国从未使用任何战术计谋或者战略欺骗，美国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赤裸裸的抢劫 世界经济史上经典的“日本经济战败”其实名不符实，这并不是说日本金融政策没有出现过问题，而是说美目金融之战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