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发展和安全”与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北大核心

针对“世界向何处去？亚太怎么办？”的重大议题，中国把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亚太地区政策的总体目标与基本方向。按照“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发展和安全应相互促进、同步前行，呈现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发展与安全相互融合的关系结构，借助统筹的思维可以更加有力地推进发展质量与安全水平的同步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与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体现在目标的统筹兼顾、手段的基本契合以及理念的总体一致，亚太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把发展和安全统筹的新地区秩序。要扎实有效地促进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落地生根，需要基于政治互信、发展互利、安全互进以及文明互鉴，借助经济发展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的“双轮”驱动，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亚太地区的实践进程。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维开展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对其他地区的进步事业也具有相应启发。     

多边主义与亚太安全合作

按照安全合作的性质和功能差别 ,可以把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分为四类 ,即多边同盟、大国协调、合作安全以及集体安全。冷战后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多边合作相比 ,亚太地区最大的特征是缺乏建立多边同盟、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这三种多边安全机制的条件 ,只有合作安全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合作安全本身存在一定的功能缺陷 ,所谓的“亚太方式”又进一步加深了它的局限性 ,使得合作安全未能在冷战后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中发挥主导作用。     

亚太合作与中国安全新概念

冷战后,以政治的经济化和全球化、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化为特征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加速形成,亚太地区各方安全概念的更新势在必行。本文分析了亚太地区形势的发展与经济合作现状,提出亚太各国(地区)更新其安全概念的规律和特点,重点阐述中国在参与亚太合作中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及具体措施。     

从“霸权稳定论”到“安全共同体”——东北亚安全合作架构新走向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在东北亚的利益,通过不断加强其同盟体系、介入地区安全事务以及发展与地区非同盟国的安全联系等方式,企求以“霸权稳定论”为理论基础,建立美国主导的地区政治安全秩序。但东北亚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态势,使这一架构日益显现出局限性及不确定性,为东北亚建立安全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契机。“安全共同体”作为一种安全合作新模式逐步被纳入东北亚各国的视野,能有效地弥补霸权稳定架构的缺陷,并在东北亚安全战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从“霸权稳定论”到“安全共同体”——东北亚安全合作架构新走向

冷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在东北亚的利益,通过不断加强其同盟体系、介入地区安全事务以及发展与地区非同盟国的安全联系等方式,企求以“霸权稳定论”为理论基础,建立美国主导的地区政治安全秩序。但东北亚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态势,使这一架构日益显现出局限性及不确定性,为东北亚建立安全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契机。“安全共同体”作为一种安全合作新模式逐步被纳入东北亚各国的视野,能有效地弥补霸权稳定架构的缺陷,并在东北亚安全战略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六大全球倡议”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倡议是现阶段实现人类繁荣发展的中国式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探索。“六大全球倡议”是呼应现阶段世界历史发展现实需要的根本举措,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新秩序合作为平台,是塑造各国经济文化共同繁荣的新示范;全球发展倡议以提升“发展”议题为目标,是塑造各国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的新遵循;全球安全倡议以消除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为规范,是塑造国际社会共同安全的新思路;全球文明倡议以打破西方文明迷思为前提,是塑造多样文明共同互鉴的新观念;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以凝聚共识为基础,是塑造科技发展共同治理的新尝试。中国“六大全球倡议”从多个领域共同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并提出未来的发展举措。     

中非命运共同体经济合作制约因素分析

中非命运共同体经济合作中存在的制约因素不容忽视.影响中非命运共同体经济合作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包括中非贸易不平衡、商品结构过于单一、国际市场上竞争等.中非政治、法律与价值观存在差异性,西方大国对中非命运共同体经济合作进行限制排挤、捏造“中国威胁论”、谋取能源和政治利益等分化干扰中非经济合作顺利发展.     

东亚安全合作的三种模式——联盟安全、合作安全及协治安全的比较分析

如何在地区安全秩序的塑造中既超越均势,又体现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呢?作者在比较了美国的“联盟安全模式”和东盟的“合作安全模式”的基础上,探讨另一种可能的东亚安全秩序:“协治(collaborativegovernance)”安全,即大国协作框架下共同治理的地区安全模式,由大国推动、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管理地区安全事务,因此形成一种可称之为地区安全社会的关系结构———从安全复合体到安全社会,最终走向安全共同体。中国借助区域一体化、通过“协治安全”模式重塑东亚安全秩序才是获得自身安全的战略之最优。     

东亚多边合作的战略前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东亚多边合作与中国对策”学术研讨会综述

东亚合作因其背景和区域的特殊性,造成区域合作的局限性,概括起来说是全区域推进困难,公共品供应不足,大国领导缺位。东亚区域合作与欧盟不同,功能也不相同。这一地区广泛的区域合作更多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而欧盟的合作始于50年代。东亚区域合作是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各国的发展和竞争导致了地区合作的需要。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区域化,国际政治多极化使亚太地区成为一极,在世界发展的背景下,亚太地区更显得突出。东亚区域合作有安全合作的要求,这一点与其他地区不同。亚太区域的特殊性决定了东亚合作必须走自己的路。     

奥巴马政府与亚太地区秩序北大核心CSSCISSCI

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地区合作的开展推动着亚太地区秩序的转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着力打造跨太平洋体系,以塑造新的亚太地区秩序。该秩序的特点是以美国主导的共同体秩序为核心,并带有大国协调秩序和两极秩序的元素。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以制衡中国力量和影响力的上升、巩固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地位为目标,加大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的力度,重塑地区政治经济格局。该战略的实施一方面凸显了地区秩序中的安全因素,提升了美国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巩固了美国对亚太秩序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这些战略举措增加了中国在亚太所承受的外交与安全压力,掣肘着东亚合作的发展,并加剧了地区秩序两极化的张力。与此同时,奥巴马的亚太战略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新形势下美国在地区事务中角色的恰当定位、安全牌的限度、如何处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如何调节东亚秩序与亚太秩序的关系等问题上。展望未来的亚太新秩序,其塑造力量将更加多元,支撑机制会更加多样,秩序运行的规则将更多地带有亚洲的印记,太平洋两岸在该秩序中的地位亦将更加对称。     

东北亚经济合作在安全困境中寻求突围

东北亚地区各国只有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经济合作着手。不仅可以缓解东北亚政治和安全困境，也将使各国在经济合作受益的过程中逐步增加区域认同。     

认知共同体与亚太地区第二轨道外交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倾向于从大国关系等结构性因素来探讨国际合作,而领导权是决定合作成败的关键。鉴于亚太地区主要大国之间关系存在严重不信任状态和安全结构的多元性,使得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出现结构性领导权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认知共同体——"第二轨道外交",凭借其对多边安全领域的知识权威,对官方的安全政策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有利于地区认同的建构和合作制度的建立,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因领导权缺失带来的制度疲软现象。作者拟以建构主义的认知共同体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两个典型案例,探讨第二轨道外交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中的认知建构和政策决策作用。     

从次区域合作到区域合作——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

亚太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构想，实际上早在60年代就提出来了，既在欧洲共同市场建立之后不久。此后的数十年来，欧洲共同体发展相对来说比较顺利，从开始时的6国发展为9国和现有的12国，而且正在为建立统一大市场而努力，在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基础上，还在向政治联盟的目标迈进。不仅如此，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一些成员国正在等待批准加入欧共体，甚至东欧的一些国家也纷纷提出想加入该共同体。种种迹象表明，欧洲的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全欧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正在刀菜。然而，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却步履蹒跚。数十年来，无论是最初提出的“环太平洋合作”，还是其后提出的“太平洋共同体”，或是“东亚经济圈”等等美好的构想，至今仍然只是纸上谈兵。各种各样的区域经济合作蓝图，层出不穷，可是尚未形成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亚太区域合作组织，更无实质性的合作成果。     

统筹发展和安全视野下的数字经济治理绩效研究

数字经济治理的关键在于平衡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作者基于《新时代国家安全学论纲》一文的理论框架和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视角出发，将数字经济治理分为基准情景、依附型合作、大国竞争和共享共治四种情景，分析和比较了不同情景下国家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绩效。结果发现，基准情景下国家对数字安全的投入应当止于均衡安全水平；依附型合作情景会形成“中心—外围”的数字霸权体系进而固化并加剧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大国竞争情景治理模式容易导致相关国家陷入“数字安全竞赛”困境；共享共治情景有助于实现总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数字经济治理中的欧盟数字经济治理模式、美日数字经济合作模式和中美数字竞争模式均会带来一定福利损失。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议则可以充分发挥技术、数据和安全的公共产品属性，通过协调各国利益和促进各方合作，有助于在全球层面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     

亚太经济合作所涉及到的安全问题

自从1993年西雅图会议以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已经开始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其重要标志是该组织的三级运作机制(高官会议、部长级会议和非正式的最高级会议)正式确立和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对话开始启动。鉴于亚太地区特殊的地缘经济与政治环境,经济合作的起步先于安全机制的安排。但是,目前在世界上已经成功运作的地区合作组织(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澳新自由贸易区)和即将启动的东盟自由贸易区都是在现在的安全架构     

共享发展理念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共享发展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积极回应了共同体的发展困境。文章建议,在共享发展理念下,通过经济发展层面、政治文化层面和社会治理层面,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新路径。     

亚太地区进入多国安全对话的新时期

最近期间,在亚太地区发生了对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和国家关系有重大影响的三件大事。一是今年7月初,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东京参加七国首脑会议时,正式提出了“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并建议今年11月间在西雅图召开的美、中、日、俄等15个亚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太经济合作部长会议的同时召开非正式首脑会议,共同讨论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二是在7月底。东盟在新加坡召开第26次外长会议以后,举行了3天东盟外长扩大会议。6个东盟成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程、成效与推进策略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后，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效，建设“什么样”的人口经济密集地区、“怎样”推进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得到系统回答。然而，对标2030年战略目标和国内发展较快地区，京津冀地区仍存在发展差距，在利益分配、跨域协作、内生动力培育、对外吸引力塑造等方面仍面临着一些困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更高水平，应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着力推进“新机制”建设、“新空间”布局、“新要素”集聚、“新引擎”打造、“新品质”提升和“新治理”探索，加快构建京津冀三地政府间的利益共同体、市场主体间的经济共同体、社会民众的命运共同体，并最终形成更高阶的“区域共同体”。     

试析美国“重返”亚太战啦

由于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嬗变，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使奥巴马政府意识到亚太地区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佼佼者。而美国经历十年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之后，债台高筑，经济复苏乏力。使美国迫切需要开辟市场，重新主导亚太。正是在这种国内、国际背景与战略目的驱使下，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重返”亚太，推行更为积极的亚太政策，展开覆盖经济、政治、军事与安全各个方面的亚太战略布局，直接影响亚太地区局势。但事实上。美国亚太战略调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新战略的成效仍有待观察。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北大核心CSSCISSCI

今天东亚安全持续变化的核心问题是中美关系性质的变化。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已经从传统的双边议题导向型的关系,转向了以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影响力为导向的竞争关系。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已经实质性地转移到了亚太地区。为了保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外交与经济等领域的主导地位,"锁定"中国作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的针对性战略步骤正在不断推进。地区安全秩序究竟将如何演变,亚太国家如何重新接纳或者对待已经变成区域战略利益竞争性关系的中美两国,整个亚太区域都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国外交必须站在中美关系发生"质变"的这一新高度,对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区域外交进行及时和战略性的调整,理性而又务实地规划和执行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主动、积极和建设性地塑造东亚安全的新秩序,这对重建中美两国战略互信、在竞争中增进合作、在合作中规范竞争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