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期的“双重性波动”: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市场成长的视角

本文将我国的经济波动分为市场性波动和体制性波动两个方面,二者共同构成了转轨时期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典型特征:由大起大落向高位收敛转变。据此,本文通过研究得出下述结论:(1)体制性波动是导致我国经济周期呈现出大起大落的重要因素;(2)体制性波动的减弱和市场性波动的增强导致了我国的经济周期从大起大落向高位收敛转变;(3)市场性波动在风险和信息方面所引起的波动要显著性的小于体制性波动。本文的实证分析也证明了上述结论。最后,本文得出结论并指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我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实证研究

按照谷谷法,我国经济增长与波动轨迹可划分为10个周期。根据扩张与收缩的比率、波动幅度大小等波动特征,这10个周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经济"大起大落"阶段;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改革开放后经济平稳快速增长阶段。这三个阶段中,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逐步增强。本文进一步从实证方面研究市场化进程对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得出结论认为,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有利于经济的平稳运行。     

新疆经济周期性波动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将经济周期研究方法应用于地区经济发展研究正成为对经济周期波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疆经济进行周期划分．在此基础上将其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情况进行比较,总结出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并进一步探讨了形成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特点的原因。     

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基于市场化进程的机制研究

近年来,互联网发展在提升制造业生产率、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实践层面破解了“索洛悖论”。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构建互联网发展、市场化进程和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分析框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发展能够通过显著加快产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进程驱动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第二,互联网发展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大于高技术制造业,对中西部地区的提升作用比东部地区更为明显,互联网发展对中西部地区产品市场化进程,尤其是要素市场化进程的推动作用要更为显著。为了进一步促进制造业生产率的全面提升,应加快推动中低技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加大中西部地区互联网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力度,并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动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     

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波动来源与地区差异分析——基于Esteban偏离-份额时间序列模型

本文利用Esteban偏离-份额时间序列模型,从CPI八大类子成分的角度,研究了2001—2012年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波动来源,将价格波动分解为四个效应,并进一步评价了这四个效应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地区差异。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价格增长率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价格波动主要受到全国增长效应的影响,东部地区价格波动主要来源于行业偏离效应;区位偏离效应在这三个地区均不占主导地位;中西部绝大部分行业价格的定价力效应均高于东部。     

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

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与国有投资的扩张和收缩紧密相关。由于中国市场化的不完善,体制上一些集中化和行政性的安排,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扩张政策的积极作用,形成了体制上的收缩效应。本文从经济周期波动与国有投资的关系入手,叙述了中国经济中体制性收缩的种种表现,分析了体制性收缩效应对扩张政策的抑制作用,提出了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即从政策选择的体制一致性和发展一致性方面理解和安排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基于宏观经济形态分析

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与国有投资的扩张和收缩紧密相关.由于中国市场化的不完善,体制上一些集中化和行政性的安排,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扩张政策的积极作用,形成了体制上的收缩效应.本文从经济周期波动与国有投资的关系入手,叙述了中国经济中体制性收缩的种种表现,分析了体制性收缩效应对扩张政策的抑制作用,提出了从发展和改革的角度即从政策选择的体制一致性和发展一致性方面理解和安排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

本文在经济周期的波动性、持续性、逆转性和协动性等特征的基础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总体上符合经济周期波动的经验规律,但由于特殊的国情也存在着一些独特性,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个别典型事实并不服从一般经济学规律。     

加入WTO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加入WTO将使我国正在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面临巨大挑战。因为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更大作用的境外企业投资仍将集中于东部地区 ,而且这种集中程度还会更高 ;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 ,将使要素继续流向收益高的东部地区 ;国际市场的扩大 ,延缓了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进程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部企业进入中西部地区投资和兼并。因此 ,在短期内中西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中国省域劳动就业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2000-2009年中国29个省级单位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劳动就业的各因素及其空间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省际劳动就业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邻近省域就业的溢出效应对本省具有正向影响,且该效应从东部到西部地区呈阶梯状依次递减,东部地区就业较中西部地区具有更强的区间联动性。省域技术进步、财政支出、市场化和产业结构优化无论从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均对劳动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财政支出对中西部就业的影响明显大于东部地区;城市化与实际工资对东部就业影响不显著,但能够显著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增长。促进区间联动、加快市场化、城市化和产业结构优化步伐、完善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是增加就业的重要举措。     

智慧城市建设能促进绿色发展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基于2006-2018年我国15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2012年智慧城市建设全国性试点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通过PSM-DID方法检验智慧城市建设的绿色发展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试点的智慧城市政策显著提高了我国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就地区异质性而言,相比于中西部区域,试点智慧城市政策对东部区域城市绿色发展的效果更加明显;机制检验显示：试点智慧城市政策在全国和中西部地区分别通过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产生绿色发展效应,在东部地区则通过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绿色发展,并据此为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 ——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

制造业服务化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重要内涵之一,按生产关系分为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产出服务化反映了制造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服务环节转型。基于产品市场竞争视角,从市场势力和产品差异化两方面探究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并通过构建产出服务化测算指标,选取2008-2018年中国1987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PSM-DID方法对制造业产出服务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绩效,但存在明显的地域与所有制差异。东部、中部地区以及民营制造企业产出服务化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效果较为显著,西部地区以及国有制造企业绩效的提升在考察期内并不明显,外资企业产出服务化降低了企业绩效水平;(2)制造业产出服务化可通过“市场势力”效应和“产品差异化”效应共同促进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但在地域与所有制上差异显著,东部、中部地区以及民营制造企业存在“市场势力”效应和“产品差异化”效应,西部地区、国有以及外资制造企业产出服务化虽能有效提高企业的市场势力和产品差异化水平,但对企业绩效水平的提升并不明显。因此,应从市场环境、社会分工、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为制造业服务化提供保障,帮助制造企业获取竞争优势。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比较

通过运用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信贷比率、金融市场发展指标对我国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水平不仅表现出绝对差异,而且相对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且在信贷资金运用效率上中部劣势尤为突出。回归分析也证明了金融发展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因此,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有利于区域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1997—2008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城乡居民收入数据的研究表明,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沿东、中、西部递增。养老、医疗等转移支付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表明,转移支付收入并未起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其对城乡收入的贡献沿东、中、西部递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结果表明,除西藏外,其他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借鉴市场化指数的方法,构建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地区公平性指数。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区域性特点。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财政偏向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市场化程度、财政分权、对外开放及金融发展等则因区域不同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     

要素扭曲、技术研发与效率损失

运用2008-2016年中国29个地区面板数据，测度资本要素市场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程度，采用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我国资本要素市场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均呈现显著的反向扭曲，且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更高；从全国层面看，两种要素市场扭曲在全国层面均对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产生抑制作用；分地区看，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东部地区存在负向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对东中西部地区均有负向影响，且影响程度由东向西递增。反事实计量结果表明，资本要素市场扭曲是造成高技术产业技术研发效率损失的重要原因。     

技术能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

利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3-2005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对技术能力与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对外投资规模呈现明显的梯度特征,即东部地区显著大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叉大于西部地区。技术能力对不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截然不同,并且不同的技术能力要素对同一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东部地区对外投资规模的决定因素主要是科技经费支出额;而技术能力的各个要素对中部地区的对外投资规模无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科技经费支出额、科技人员数及专利申请数都会影响其对外投资规模。因此,不同地区应制定差别化的科技政策目标及实施手段以促进各自的对外投资。     

IPO抑价和市场化程度——基于中国东西部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

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这为研究市场化程度对IPO抑价率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天然环境。笔者以1998年～2007年间来自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580个IPO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市场化程度在IPO抑价率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得出研究结论:市场化程度对IPO抑价率产生了负向的显著影响,该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依据该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省域全要素碳排放绩效比较研究——基于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法

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法,将碳排放绩效纳入全要素分析框架中,对2002—2009年我国29个省区的碳排放绩效进行比较,并分析了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绩效的变化规律。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碳排放绩效出现了显著提升;三大地区的碳排放绩效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呈东高西低的局面;技术进步是东部地区碳排放绩效提高的主要驱动力,中、西部地区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依赖于技术效率的提升,且中部地区的进步速度最显著;大部分省份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依赖于技术效率的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率还较低,这不利于实现可持续性的低碳发展。     

旅游生态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SBM模型测算2001—2016年中国31个省份的旅游生态效率,分析其时空特征,并分别构建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PVAR模型,研究文化氛围、人口素质和公共管理变量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发现:2001—2016年,旅游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态势,但区域间不平衡问题加剧;东中部地区旅游生态效率负响应于文化氛围,而在西部地区为持续增强的正响应;人口素质对中西部旅游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弱于东部地区;各区域对公共管理变量的正响应具有不同程度的时滞性,西部地区见效最快。基于此,提出提升各区域旅游生态效率的建议,推动旅游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