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红利评价

人口红利出现并被有效利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及时地掌握人口红利的发展态势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人口红利在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省与省之间表现得不平衡,差异显著。中国抚养负担低的比较优势终将消失。2039年,中国将发生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重要转变。当前,最紧要的是,要及时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趋势,加大教育和健康投资,通过提高人口质量来应对人口红利日益衰微的趋势。     

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一个“人口红利”的理论分析框架

"人口红利"理论来自于实证研究,缺乏一个直观的理论分析框架。笔者在Ramsey模型中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建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1965年~2009年14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抚养比的提高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反之,则提高经济增长率;抚养比降低的国家具有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14岁以下人口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下降1.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下降2.8个百分点,后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前者的2倍。     

中国“人口红利”在消失吗?--基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

以“人口红利”理论为基础,探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在不同方面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抚养负担比降低,对中国储蓄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也对劳动力投入产出造成影响,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上述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型人口红利

现代理论研究与经验事实表明,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的转变都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面对我国长期依赖的资源红利、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影响逐渐减弱,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重大转型时刻,探寻新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源泉及其作用机制就变成一个重要而充满挑战的课题。该文从新型人口红利的视角探寻其作为经济增长新源泉的内涵、动力与作用机制。     

浅析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人口红利”作为一个与人口变动有关的经济理论,主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依靠拥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强大的内需市场,积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并驾齐驱,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传奇.     

后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后发优势研究

人口红利问题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我国总的人口红利仍处于高峰期,但由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口红利的实现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时差性,结构性的人口红利正在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逐步转移。东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获取第二次人口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是继续实行劳动力转移获得第一次人口红利。因此,应实行地区差别化的政策,形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级差梯度,即东部地区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中西部地区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农业现代化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劳动力,而针对不同年龄劳动力进行培训、给农民工提供保障性住房、营造归属感则是缓解民工荒的长久之策。     

人口红利与广东经济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     

经济全球化、中国收入分配与“人口红利陷阱”

文章从经济全球化影响中国收入分配的各个层面入手,通过数理推导和实证分析探讨了贸易全球化、生产与投资的全球化、金融深化、科技进步、教育水平等对中国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全球化短期内会加剧中国的收入差距,原因可归结为人口红利陷阱,但长期内将有助于缩小中国的收入差距;生产与投资的全球化也会扩大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与深化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最大;技术进步、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劳动力由低阶部门向高阶部门的转移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差距过大。     

人口红利式微与我国的对外贸易

一、人口红利与贸易顺差 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7）》指出：“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依次形成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     

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的机制及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人口红利.然而,近年随着人口老龄化、国际劳动力接轨等因素,使第一次人口红利快速消损.本文正以红利漏损为切入点,分析了文化、工资、年龄、保险体系、土地流转以及产业结构等六种红利漏损.不管是数量型的、质量型的还是结构型的红利漏损其实都属于潜在人口红利,并依托供需模型分析了其形成机理,最后对于潜在人口红利转化为现实人口红利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从而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本文从理论上尝试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本文还指出,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为此,本文就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以及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转变、老龄化与提高退休年龄

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导致原来的人口红利出现了转变的趋势,也造成了老龄化负担的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具备了某种可能性,因为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劳动力供求的逆转可能成为提高退休年龄的推力,而养老金制度的老龄化危机则成为提高退休年龄的拉力。在现实条件下,考虑这一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冲击以及劳动力异质性的影响,应该实施渐进缓慢、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     

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演进与出口增长——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0年、2005年和201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城市层面包含人口流动信息的人口结构指标,从微观层面研究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以劳动人口比或抚养比为表征的城市人口结构变动会显著影响出口,城市劳动人口比的提升或城市抚养比的下降会显著促进出口。对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表明,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会伴随用工成本的上升而逐渐弱化,即存在人口结构变动影响出口的成本效应。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会伴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弱化,即存在人口结构变动影响出口的人力资本效应。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主要源于对劳动力投入的依赖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出口转型升级的重要思路。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基于理性预期的第二人口红利与储蓄率

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重要性已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但如何解读和实现这种匹配尚有许多基础性理论问题需要探讨,其中之一是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的人口结构变动因素问题.现有的人口红利研究基本都是针对第一人口红利的,第二人口红利虽然在人口老龄化浪潮下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明显不足.基于此,本文在界定第二人口红利的内涵和构建生命周期储蓄模型的基础上,将理性预期下经济行为调整的5个参数纳入数理模型,分析第二人口红利与储蓄率的关系,探讨人口老龄化浪潮下如何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获取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并基于理性预期对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如何与产业升级需求相匹配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Doubts and equilibria

In real life strategic interactions decision-makers are likely to entertain doubts about the degree of optimality of their play. To capture this feature of real choice-making, we present a model based on the doubts felt by an agent about how well is playing a game. The doubts are coupled with (and mutually reinforced by) imperfect discrimination capacity, which we model by means of similarity relations. These cognitive features, together with an adaptive learning process guiding agents’ choice behavior leads to doubt-based selection dynamic systems. We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Mixed Strategy Doubt Equilibrium and study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sh equilibrium concept.     

影响股利政策的因素与有效股利政策模型

本文对影响股利政策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有效股利政策模型，最后对我国选择有效股利政策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