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距离、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7～2015年的CSMAR上市公司数据、环境规制数据与专利申请数据,同时构建空气流动系数指标作为工具变量,综合运用T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在不同的技术距离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产生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在推动技术水平逐渐向前沿靠拢的过程中,易落入"模仿陷阱",失去创新动力;环境规制有利于激励企业走出模仿困境。企业基于前沿的技术距离越近,环境规制对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相反,企业距离技术前沿越远,环境规制越不利于企业创新。本文研究还发现,尽管适宜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前沿型企业创新,但如果治理强度过大,反而会对创新产生抑制效应。     

“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创新开放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开放式创新获取新技术资源,进而实现竞争优势重构。由于过高或过低的开放度都会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因此把握适宜的创新开放度尤为重要。社会网络理论及开放创新实践表明,环境因素对企业创新开放度影响显著。基于这一认知,借助203份样本数据对企业创新开放度环境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网络资源易得性、网络交互程度、网络资源交易风险等环境因素对企业创新开放度具有一定影响。因此,企业在开展创新活动时应充分考虑上述影响因素,并以此确定最佳开放度。     

基于任务环境的企业价值网络创新

企业任务环境的变化可以通过结构变量和趋势变量两个维度展开。基于任务环境的企业价值网络创新反映为:基于任务环境的网络一体化创新,可以缩小供应商和客户等对企业的影响范围,减少了不确定性;基于任务环境的定向协同网络创新,可以发现供应商、客户等新的价值特征;基于环境关联价值网络构建创新,则能够帮助发现和选择新的供应商和客户。     

开放环境下软件企业的组织间合作创新

分析了软件企业组织间合作创新的过程。研究表明:获取外部组织间流动的知识是企业成功创新的关键;深度的外部组织网络的合作和管理能为企业创新提供知识和资源;广度的组织合作关系有利于企业发现新技术和新市场。     

制度环境、开放式创新与资源型企业转型

面对产能过剩与基础薄弱的双重约束,创新驱动资源型企业转型势在必行。资源型企业是否有意愿通过开放式创新实现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制度环境。以2012—2016年中国沪深A股资源型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制度环境、开放式创新对资源型企业转型的直接影响及其交互作用。运用Stata13.1实证回归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开放式创新均能促进资源型企业行业内转型,但对跨行业边界转型的影响不显著;制度环境与开放式创新的交互作用能促进资源型企业行业内转型,同样对跨行业边界转型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建立健全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促进资源型企业积极开展开放式创新,从而成功实现行业内转型具有重要作用。     

技术多元化、创新开放度与企业绩效 ——来自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从理论上分析技术多元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着重探讨创新开放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利用沪深两市高技术上市公司2004-2018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技术多元化与企业绩效间呈现倒“U”型关系,技术多元化水平上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创新开放程度较高环境中被进一步放大。据估算,企业创新开放度每提高10%,技术多元化程度上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将增加0.011个百分点。此外,企业技术多元化战略经营绩效提升作用具有明显的技术密集属性和行业产权结构属性差异,高技术密集型企业技术多元化水平每提高1%,企业经营绩效水平将实现高达0.052 4%的攀升幅度,且低国有化企业实施技术多元化战略的效果明显优于高国有化企业。     

创新补贴、企业技术产出与价值实现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以2010-2017年中国129家民营科技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动态分析和评价政府创新补贴对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与价值实现两个阶段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短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从长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创新价值实现的方差贡献更大;第二,企业创新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产出对后续政府补贴配置均有积极正向反馈作用,但政府更关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第三,前期技术创新对后期价值实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价值实现对新一轮创新活动的支持效果不显著。     

基于资源视角的创新开放度研究:一个理论框架

从创新资源的视角,分析了横向资源、纵向资源、官产学研资源和商业中介资源4类创新资源的特点,并结合开放广度和开放深度两个维度构建了基于不同类型创新资源的创新开放模型,制定了针对不同类型创新资源的组合开放策略,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和建议,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创新补贴、企业技术产出与价值实现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以2010-2017年中国129家民营科技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动态分析和评价政府创新补贴对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与价值实现两个阶段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短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从长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创新价值实现的方差贡献更大；第二，企业创新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产出对后续政府补贴配置均有积极正向反馈作用，但政府更关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第三，前期技术创新对后期价值实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价值实现对新一轮创新活动的支持效果不显著。     

企业实际独占性机制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

旨在揭示企业创新获利过程内部要素的优先级,并进一步探索企业的实际独占性机制和开放度如何作用于企业的开放式创新绩效。以中国本土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企业的实际独占性机制为研究视角,探索了中国管理情境下企业实际独占性机制的表现特征,并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了企业实际独占性机制如何作用于企业的开放式创新。所得结论如下:企业内部技术保密机制、人力资源管理和顾客锁定程度对企业创新绩效都会产生正向影响;企业的开放度和实际独占性机制共同作用于企业的创新绩效。     

区域创新环境是否提高了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基于两阶段创新过程的实证研究

信息技术产业创新过程与一般高新技术产业相比有其特殊之处,且创新环境在不同创新阶段影响不同,然而既有文献对此关注较少。将创新过程分解为技术研发和市场转化两个阶段,运用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2011—2016年中国各省份及经济区域信息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并实证检验了创新环境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两阶段均处于较低水平,且都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技术研发阶段效率逐年递减,市场转化阶段效率逐年递增;区域产业规模对技术研发阶段效率影响不显著,但对市场转化阶段效率影响非常显著,呈倒U型关系;区域研发资源和区域研发环境正向影响技术研发阶段效率;区域经济资源对市场转化阶段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区域市场环境对市场转化阶段效率影响不显著;创新环境整体上促进了大部分经济区域技术研发阶段创新效率,但没有促进东部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创新效率;创新环境整体上促进了中国各经济区域的市场转化效率。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的多级模糊综合评价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实施需要良好的环境。在系统分析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因素基础上,从企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维度构建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数学理论,建立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的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模型。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企业核心型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模式对价值共创效应的影响——一个跨层次调节效应模型

企业核心型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作为创新生态系统演变过程中的新形态,能够为核心企业和参与者带来显著市场竞争优势,已成为实业界和学界关注热点。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探讨企业核心型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模式选择对价值共创效应的影响机理和边界条件。利用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的纵向配对数据进行跨层次分析,发现并购模式、合作模式能够提升价值共创效应,但合资模式对价值共创效应没有显著影响,而价值共创机制（动力机制、进入与退出机制、能量传递机制和信任机制）及创新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能够强化上述关系。结论有助于创新生态系统研究领域的理论积累,同时为核心企业构建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提供治理策略选择和相关实践指导。     

突破性创新的市场环境与技术环境分析——以我国视频监控行业为例

随着技术及经济的发展,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研究正在兴起,主要关注影响突破性创新的外在环境因素,包括技术环境与市场环境,并指出了一种不同的突破性创新的市场轨道图.在这种轨道中,突破性创新由高端市场的集中客户开始侵入,并向低端市场渗透.最后对我国视频监控行业的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     

技术范式创新、价值网络重构与内生分工优势协同演进

依据产品市场需求变化的一般特征,探究了技术范式创新及其实现条件;依据技术范式轨迹转移对嵌入在产品结构体系中企业排序的影响,探究了技术范式创新下价值网络重构;根据市场交易效率对价值网络重构下企业内生分工演进的影响,探究了内生分工企业比较优势提升问题。最后,总结性揭示了技术范式创新、价值网络重构与内生分工优势的协同演进机理。     

大连软件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能力研究

大连软件产业集群经过10余年的高速发展,已使大连市跃居我国认证的11个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的首位。但集群的聚集规模和程度与现代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通过对集群的创新意识、资源、合作网络、创新活动、绩效、环境6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培育本土化的大企业、构建开放的创新人才资源整合机制、显著提高核心技术能力将是未来大连软件产业集群创新能力发展的关键。     

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承袭刘芍佳、孙霈和刘乃全( 2 0 0 3 )一文所使用的“终极产权论”,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终极控制人数据,首次将上市公司细分为非政府控制(即民营、乡镇或外资资本控制)、县级政府控制、市级政府控制、省级政府控制以及中央政府控制这五种类型。同时,我们利用樊纲和王小鲁( 2 0 0 3 )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及其子数据构建各地区公司治理环境指数。在此基础上,我们以2 0 0 1年至2 0 0 3年期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控制尤其是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减轻这种负面影响。其政策含义是,解决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不仅需要继续“抓大放小”,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善公司治理环境。对研究者来说,需要把目光转移到影响公司治理的根本因素上来,加强对公司治理环境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