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技计划体系及其组织管理机制

日本科技计划体系主要以1995年发布的《科学技术基本法》为基础,由5年一期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及每年度的政府科技预算及其关联的科技"计划"、"项目"和"事业"构成。日本各个中央府、省、厅会在日本"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协调下,围绕国家发展战略以及近、中、长期科技发展需求,展开相关科技工作;通过府省共通研究开发管理系统(e-Rad),对项目进行过程管理;根据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对科技政策体系进行动态调整。日本科技计划的管理经验值得我国选择性地学习和借鉴。     

美国政府科技计划及经费管理

科技计划是支持研发的重要手段。美国政府科技计划分布在不同的联邦部门和单位,其经费来源于研发预算,主要以资助、合作协议的形式支持不同领域、不同类别的研发活动,少部分科技计划向国外机构开放。同时,美国还通过合同采购以及税收优惠政策等方式支持企业的研发。项目申请单位一旦获得科技计划立项通知,将由美国财政部直接将经费划拨至项目承担单位,该单位需要按照要求就科研经费使用及项目进展等情况向科技计划管理部门进行汇报。     

关于科技惠民计划管理的思考

科技惠民计划作为一项全新的国家科技计划,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研究科技惠民计划管理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问题,对优化科技惠民计划管理、加快国家科技计划改革步伐、深入促进科技惠民,具有重要意义。从科技惠民计划的特点出发,深入分析科技惠民计划实施的关键环节,并提出促进科技惠民计划管理的政策建议。     

东盟科技发展中期计划和优化科技经费管理的新机制

一、概述 1994年,东盟科技发展战略行动计划出台后,东盟秘书处应东盟成员国科技部长的要求,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助下,起草了东盟科技发展中期计划(1996—2000),并在曼谷召开的第七届东盟科技部长会议上得以通过。 作为东盟科技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的后续,中期计划具有相同的目标和战略行动,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各专业分委会在1996—2000年     

改革中的日本宏观科技管理

根据1998年6月通过的《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的规定,从2001年1月起,日本实施了较大幅度的政府行政机构改革,将原来的24个省厅压缩为12个省厅,原各省厅下属的业务部门和研究所共90多个机构,已经开始了转变为独立行政法人的改革。政府的宏观科技管理部门这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精简机构、削减人员、提高机关的工作效率并试图加强总理的领导体制。改革以后,日本政府在宏观科技管理上成立了两个机构:1.在内阁府下设“日本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其职责有四条:①根据总理的要求,调查、审议科技基本政策②调查和审议科技经费、人才、资源分配方针,以…     

加拿大主要科技计划的管理办法及利益冲突避免机制(下)

卓有成效的科技管理办法和利益回避机制是推动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保证。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多年实践形成了一整套支持科学研究的计划管理办法,并且正在积极探索支持企业创新的计划管理办法。通过选取加拿大若干代表性的科技计划,系统分析这些计划的支持对象、评审标准、评审程序、经费使用等管理办法,以及利益回避机制,从而总结出加拿大科技计划管理的主要经验。最后,还分析了加拿大在支持企业创新方面的主要特点,以及联邦政府科技政策向创新导向转型面临的挑战。     

加拿大主要科技计划的管理办法及利益冲突避免机制(上)

卓有成效的科技管理办法和利益回避机制是推动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保证。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多年实践形成了一整套支持科学研究的计划管理办法,并且正在积极探索支持企业创新的计划管理办法。通过选取加拿大若干代表性的科技计划,系统分析这些计划的支持对象、评审标准、评审程序、经费使用等管理办法,以及利益回避机制,从而总结出加拿大科技计划管理的主要经验。最后,还分析了加拿大在支持企业创新方面的主要特点,以及联邦政府科技政策向创新导向转型面临的挑战。     

欧洲科技合作计划简介

一、COST计划概述 欧洲科技合作计划(COST)是1971年在欧共体和19个欧洲国家的科技部长参加的首届部长级会议上确定的。其目的是采用一种灵活安排的机制来协调各参加国的研究机构(研究所、大学、工业界)的活动,以增强整个欧洲的科技能力。至今COST计划已有28个成员国。     

国家科技项目监理机制运行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国家科技项目实施项目监理,是改变以往由政府机构直接管理科技项目,在投资及管理中引入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项目协调和监督的重要举措。分析目了前我国科技管理的现状与试行监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在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探索科技项目监理模式。     

自主创新导向型公共科技管理理论研究综述——基于演化经济学视角

以演化经济学为研究视角,分别从相关概念、公共科技管理制度设计、公共科技管理与公共科技协同演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公共科技扩散4个方面,对自主创新导向型公共科技管理理论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和评述,最后指出了该领域未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科技体制深改背景下高新科技领域立法滞后与创新思路探讨

当前,我国正开展新一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调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然而,我国高新科技领域立法缺乏对高新科技风险的理性认识,演化为控制过严与过度的立法滞后性,主要表现为缺少对高新科技的原则性规定、一些部门规章过于保守、未严格区分“科学”与“技术”等。因此,应当改弦易辙,深入认识并合理控制风险,创新立法思路,强调立法控制高新科技的风险,使高新科技合乎社会时宜,并区分“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     

近十年国外科技治理研究述评

随着跨地区及国际间科技问题的逐渐增多,加之与民生相关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科技发展呈现出复杂化、民生化与多主体参与等特点,从治理视角解读科技管理已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话题,尤其在能源、转基因、纳米技术等领域。但我国学者对科技治理的研究,无论是理论体系构建,还是科技治理参与主体、组织机制及国际性治理等均刚刚起步。因此,厘清近10年国外科技治理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探索国外学者在科技治理模式构建、机制建设、政策工具应用和政策学习等方面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能为我国科技治理工作提供参考,并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初探

在国家实力越来越取决于科技竞争的时代,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科技管理体制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基础,对于促进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明显制约着国家科技创新目标的实现。如何改革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建设良好学术环境,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本文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来改革当期的科技管理体制,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1）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支持体系。（2）变委员会评审制度为专家评审制度;（3）变由权威专家评审为有时间评审的专家评审;（4）评审结果和评审内容应当一并公开;（5）变以论文成果为主为以应用成果为主;（6）变专家评价科研成果为公开采购科研成果;（7）政府资助的重大科技项目应当实行并行立项制度;（8）变无偿资助科研成果转化为政府采购科研成果转化的结果。     

基于科技视角与双周期模型的我国突发事件危机管理研究——以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事件为例

2019年末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是近年我国经历的一次波及范围广、影响巨大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科技发展与应用水平不足是触发此次危机事件的重要诱因。基于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事件背景,构造了突发事件生命周期与管理周期的双周期曲线模型,探讨了不同危机管理阶段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速应急产业科技化发展、建立健全危机管理科技发展资金管理体系、完善危机管理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机制、进一步推动和加强国际科研合作的政策建议。     

上海市科技行政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研究

权力清单制度作为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对于建设廉洁、高效和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在科技管理部门建设权力清单制度有助于激发创新,提高科技管理和服务水平。从制度导向、权力来源、建设主体、方法和流程等方面构建权力清单制度建设和研究框架,并对上海市科委的权力清单展开分析。研究发现,现有权力清单制度存在目标导向模糊、权力来源单一、实际执行效能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权力制约和制度有效性等方面提出了完善上海市科委权力清单制度的对策建议。     

协同创新科技管理体制机制设计

科技体制机制关系到协同创新主体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以及协同创新要素能否顺畅地进行集聚和合作,从而影响协同创新绩效。宁波创新资源基础薄弱,产业转型升级亟需依赖区域协同创新推动。在分析协同创新政府科技管理作用的基础上,提出协同创新科技体制机制框架设计,并从协同创新人才支撑、创新组织建设、科技服务平台支持、创新成果转化交易服务体系、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     

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内涵与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是由“国防科技研发—武器装备生产—制度环境”三大核心要素相互耦合而成的共生系统。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的“特色”之处,“先进性”体现在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开放程度高、运行高效、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等方面,并且具有军民融合、创新驱动、绿色环保、动态调整的特点。构建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要从现有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与目标体系的差距入手,综合运用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针对市场准入、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军工企业改革、鼓励创新与军民融合等方面进行综合设计。     

中美国家科技决策体系:国家、部委和项目层面的比较研究

中美两国拥有迥然不同的国家科技决策体系,其差异具体体现在国家、部委和项目3个决策层面。基于宏观视角比较研究了中美国家科技计划决策体系,从两国科技计划决策体系总体特征、决策层面、决策过程、决策环境入手,剖析中美国家科技计划决策过程背后的逻辑。结果发现,美国科技决策体系为典型的"自下而上"式决策结构,上层决策主体多元而分散,存在政治分肥;下层执行主体清晰,决策独立集中。中国则为"自上而下"式决策结构,上层主体明确,战略决策集中有效;下层执行主体分散,缺乏专业化管理。研究结论为决策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框架,加深了对中美科技决策的理解,有助于促进中美科技对话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