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煤液化技术现状与发展

1前言长期以来,美、中、俄罗斯(原苏联)、日本和德国等工业发达国家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煤深加工的研究,并且不断获得新的产品。直至目前,在实验室和工业示范装置层面上,全世界已有60多项煤制取液体产品的技术,多为直接液化法。商业性F-T法,即间接液化法,就是南非的SASOL技术。它包括SASOL-Ⅱ流程     

煤炭间接液化技术及其新进展

我国是石油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石油剩余探明储量33亿吨，仅占全世界剩余探明总量的2．3％，人均占有量2．6吨，约占全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10。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新发展、新特点及其对策

新世纪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了快速增加、下降徘徊和再增加的过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目前,尽管日资企业在中国面临知识产权保护和法制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撤出和迁移的企业有所增加,但日本企业继续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特别是看好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以中国为中心开展海外事业的基本姿态并未改变,出现了一些有利于对华直接投资发展的新动向。为此,我国应该有针对性地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促使日本企业改变对华直接投资"雷声大雨点小"的现状,既扩大投资规模,又改善投资质量,全面提升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档次。     

基于新技术的煤炭企业节能

分析了煤炭企业的用能及节能现状,介绍了软启动、变频技术和热电冷联供技术及其在煤炭企业的应用,提出了应用新技术的节能措施。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新趋向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在1979年到1983年的五年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金额只有0.84亿美元,而到2001年,当年实际投资金额达到15.02亿美元,几乎较开放之初的前5年之和增长了18倍。[1]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增长,更主要的是在质量上有了很大变化。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日本对华投资发生了许多显著变化,其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一、产业结构:从边际产业转向比较优势产业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在亚洲的投资,依然遵循着“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1987)。日本对华…     

中国洁净煤技术的研究、开发与示范

煤炭是我国最重要的一次能源。多年来，煤炭在我国一次商品能源消费构成中占75％左右。从我国的能源资源状况及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看，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煤炭仍将是我国最主要的一次能源。燃煤发电是我国煤炭利用的最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用于发电的煤炭已超过总产量的50％。煤炭液化将是缓解我国因油气资源相对匮乏而引起的石油等液体燃料短缺的重要途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进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较新论题,也是中国政府推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预期之一。本文利用2003～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吸收能力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大小。另外,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国内R&D投资促进了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同时阻碍了国内技术效率的提高。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循环流化床燃煤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在可预见的未来阶段，煤碳始终是中国的主要一次能源。为防止燃煤引发的大气污染。我国政府对清洁煤技术研发给予了大量的投入。循环流化床燃煤技术是清洁煤技术中污染控制成本最低、煤种适应性最好的技术。因此，在国家的支持下，循环流化床燃烧技术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我国目前通过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已经从理论到实践全面掌握了该清洁燃煤技术，循环床总安装容量达到5000万KW，居世界第一位，相当于我国2004年全国总装机容量的12％，为我国燃煤污染排放控制作出了切实的贡献。现在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为在“十一五”期间实现国产世界单机容量最大的600MWe超临界循环床示范及完全中国自主流程的第二代循环流化床而努力。[编者按]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整体呈较快发展趋势,投资潜力日益凸显。但是总体上当前我国在“一带一路”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还存在着总体规模不大、整体质量有待提升、基础部分尚待夯实等问题。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通过对美国OFDI迅速成长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成长路径以及成功要素入手分析对中国的启示。     

建设创新型企业 实现神华跨越发展

神华集团成立于1995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集煤、电、油、运为一体，跨地区、跨行业、多元化经营的特大型能源企业集团。连续6年净资产收益率在资产超千亿元的中央企业中名列前茅。     

西部大开发面临的新挑战

由于长期的自然变迁，人为的巨大破坏和治理的严重乏力，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已对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长江洪水泛滥，黄河断流频仍，沙尘暴愈演愈烈，迫使我们不得不把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在西部大开发的首要地位。中央采取天然林禁伐和坡地退耕还林还草的断然措施，并用财政手段给予强有力的支撑，各省也分别提出了“山川秀美工程”、“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工程”，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国际社会的赞誉。但是，天然林采伐、坡地、牧草地种粮等都是西部地区贫苦农民赖以生存的源泉，天然林采伐等又是一些县、乡政府的财政支柱，采取禁、退措施初期，由于政策尚未到位，一时间曾产生“断电效应”，使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骤然下降，农民大幅返贫，生存条件受到威胁；一些被称为“木头县”的财政，几乎“颗粒无收”。现在命令和政策陆续到位，情况已有好转。然而从长远看，这些政策只能给当地农民短期的补偿，并不能使当地农民长期致富；当地押民生产总值，不但不能提高，也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一旦农民的生存受到威胁，乱砍滥伐、毁林、毁草还耕之事必然会再度发生。这种情况过去已屡见不鲜，决非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