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模式”和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

分析了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的起源,政府发挥经济主导作用的范围和正确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的要点。     

入世前后我国各地区FDI经济环境比较研究

文章按照入世前后两个阶段，对比地研究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各省级行政区域的FDI环境及其变化，确立了影响FDI区位分布的指标因素及其相对重要性。文章对因子模型进行改进，得到了因子加权模型；以世界投资报告中选取的指标为基准，筛取了指标变量，并将1997-2004年的数据带入因子加权模型进行计算，得到了影响我国FDI区位分布的指标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排序；并据此将入世前后我国各地区FDI环境进行了排序。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外国直接投资(FDI)在一国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就FDI对GDP贡献率做了经济计量分析，研究FDI与本国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FDI一方面提高资本形成率，也就是其短期需求拉动作用对GDP增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其增强竞争力，其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加速溢出效应即长期供给推动作用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FDI外部性与国内就业主渠道

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东道国就业的重要因素,FDI的进入不仅直接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还会通过总需求扩张等渠道产生外部性,影响国内就业。本文运用一个寡头模型研究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影响的不同渠道,并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总需求的刺激是影响中国就业的主要渠道,外商直接投资拉动中国总需求的作用越大,就越能增加中国国内就业。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东亚"雁行模式"的发展趋势

东亚“雁行模式”客观地说明了东亚这一国际区域中产业先行国 (或地区 )与后起国(或地区 )之间一种梯级的产业传递和吸纳的动态过程。文章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状况和产业竞争优势的潜力等方面进行论证 ,得出近几年东亚“雁行模式”格局将继续存在的结论。     

FDI与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研究述评

外国直接投资联动形成的经济成分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成长已成为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对接的世界性事件。梳理外国直接投资研究的新进展,剖析其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与挑战。     

浅谈我国FDI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为了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步伐,我国政府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FDI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目前我国企业在整体上仍处于FDI的初级阶段,针对FDI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必须从政策层面上入手,加快我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创新集群发展的“东亚模式”：基于日、韩数据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东亚创新集群发展的代表性国家——日本、韩国的2001—2010年数据为样本,利用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MoranI指数检验了日本、韩国地区创新集群发展的基本形态及演变特征。为了避免由于模型设定所导致的推断错误,文章利用初始GMM估计方法、完全加权GMM估计方法和部分加权GMM估计方法,构建静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大学、国有研究机构、风险资本、政府的政策倾斜以及大企业、中小企业各自在东亚创新集群发展中的作用,以此揭示东亚创新集群的发展模式。实证检验显示,创新集群发展存在“东亚模式”,其与“美国模式”的本质区别在于创新集群产生与发展的关键驱动要素不同,“东亚模式”具有“跨越式”追赶的特征,但却未能发挥大学等知识部门的潜能。我国可以通过吸纳两种创新集群的发展模式,结合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而采取灵活的政策措施,使两种模式相互促进并形成良性互动。     

中国跨国企业在东亚直接投资选址的动因分析

目前,中国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占其对整个世界直接投资存量的70％多。中国跨国企业为什么主要选择在东亚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文章从制度和传统经济学的视角来探讨中国跨国企业在东亚地区直接投资选址的多重原因,提出有利于中国跨国企业在东亚直接投资选址的对策建议。诸如加强与东亚各国的政策、制度的协调和文化的交流,政府要对跨国企业提供政策、信息咨询,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东亚投资区域,加强企业在东亚直接投资的广度和深度等。     

FDI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中美比较分析

选取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对中美两国经济周期以及FDI现状进行描述,采用HP、BP滤波法度量中美两国经济周期与FDI的相关性及其周期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中美两国经济波动以及FDI的周期特征做出分析。     

从“一般模式”“曲江模式”到“理想模式”——论陕西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

"一般模式"和"曲江模式"是陕西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两种主要模式。前者没有能够充分开发利用陕西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后者则是由于前者处于窘境下而进行的一种改革与探索;前者长期运行效果不佳,而后者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却较为明显。在陕西省和西安市两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充分运用文化产业理念,"曲江模式"将升级换代,不断趋向"理想模式",予以大力推广运用,使陕西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得以充分开发利用,形成陕西历史文化产业遍地开花的局面,从而实现陕西文化产业大繁荣。     

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国外实践与我国构建

目前，我国发展金融控股公司以适应金融混业经营的潮流已是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借鉴国外经验，研究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控股公司所带来的风险，然后介绍了国外的监管模式，最后构建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在近期、中期、远期的监管模式。     

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必然选择。但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还存在不少劣势,如技术落后、融资困难、人才匮乏等。而"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则是克服这些劣势的理想选择。本文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并在简要介绍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民营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FDI与四川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理论,对四川省从1990年到2007年的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当滞后两期时,经济增长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而外国直接投资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分别从长期和短期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并给出了结论和政策建议。     

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的影响

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是影响一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其影响效果会因国家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采用“一带一路”沿线61个样本国1984—2016年的面板数据,对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对FDI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总体而言,一国征用风险和汇率波动的上升确实会导致其FDI的下降,且用不同的方法以及不同的征用风险衡量指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产权保护质量的提高有助于高收入国家FDI的增加,但对低收入国家没有显著影响;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汇率波动都对FDI 具有负向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不断提高产权保护质量,并积极签署双（多）边贸易投资合作协定,以有效降低征用风险;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积极应对汇率风险。     

海南农垦“走出去”投资模式研究

为应对我国天然橡胶需求缺口巨大、发展空间局限、成本逐年上升等问题,海南农垦积极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到海外开发利用天然橡胶资源,并购海外大型橡胶公司,建立海外种植和加工基地.文章分析了海南农垦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中的现状、投资模式及存在问题,提出若干可供参考的建议.     

电子政务“条块结合”模式浅论

充分收集和利用信息是各级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政务在政府实际工作中已经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条块结合”电子政务模式正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应运而生的系统工程。     

东道国劳资关系对FDI构成影响吗?——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1985-2008年中国相应数据，检验了中国劳资关系因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中国劳资关系制度仍不健全，工会力量较薄弱，因此其对FDI不构成显著影响，一些传统因素如GDP、工资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等仍然是影响FDI的显著变量。但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劳资关系规制的健全、工会谈判力量的增强以及行业、地区水平集体谈判的推进，劳资关系因素对FDI的影响将逐步显现。     

东亚信息技术产业的区内与区外贸易模式实证分析

东亚IT产业发展的贸易模式有如下特点：第一,东亚IT产业的技术来源于美国。通过承接美国计算机企业的“外包”业务,东亚在IT硬件设备制造领域建立了完整的生产体系。第二,东亚与美国的IT产品贸易主要集中在集成电路与电子部件。反映了美国企业将IT中间产品“外包”到东亚区域以降低生产成本,推动了全球IT产品的国际外包浪潮。第三,东亚区域内贸易模式不同于东亚-美国之间的贸易特征．日本、韩国和东盟通过向我国出口集成电路及其电子零部件获得了巨额的贸易顺差,而我国则将进口的集成电路和电子零部件装配成电子产品出口到美国和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