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微观波动及其对宏观政策的含义*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利用2002-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测度了中国企业的微观波动现状，讨论了企业微观波动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研究发现：（1）金融危机后企业微观波动（不能通过宏观、行业或企业特征所解释的企业层面的波动）显著增加；（2）企业收入、利润和就业波动的程度和趋势有所不同，就业波动相对平稳；（3）从企业波动对宏观政策的含义看，微观波动可能加剧企业“等待-观望”，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具有更大的短期效应，更小的真实效果。     

创新系统视角下创新政策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遵循维佐利克和哈克特（Wieczorek and Hekkert）的研究思路,构建了创新政策的作用路径模型,并在创新政策体系框架下,利用超效率DEA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创新政策对创新系统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政府财政科技拨款”、“政府采购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支持政策”、“基础设施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无显著的相关关系;“教育投入政策”、“开放政策”与我国创新系统绩效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据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改革开放新征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8年注定是中国宏观经济值得高度关注的一年。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集中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战”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2018年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通过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需要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在2018年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6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在持续探底中开始呈现企稳的迹象,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并不存在“硬着陆”的可能。2016年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面临四大方面的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还没有完全找到;二是稳增长政策并没有缓解宏观经济深层次问题;三是短期产出与中期潜在产出的负向强化机制、超国民收入分配所带来的“消费-投资”困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收益下滑所带来的进一步“脱实向虚”三大新难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摆脱持续探底困境的核心障碍;四是当前宏观经济的短期企稳构建在大规模政策宽松和泡沫化房地产复苏之上,还没有形成持续复苏的基础。2016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持续上半年企稳的态势。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将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出现,并呈现出强劲的底部波动的特征。根据模型预测,2016年中国GDP增速为66%,CPI为23%。2016-2017年是中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大改革”+“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监管”必须要有可操作的抓手和可实施的方案,各类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凯恩斯主义国债理论与我国国债政策

凯恩斯主义的国债理论包括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我国当前的国债政策主要不是依据凯恩斯主义。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应该加大国债发行来扩大内需、支持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     

优化金融供给结构防范流动性风险*

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了三对相互关联的“两难选择”：“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资金“脱实向虚”与“脱虚向实”之间的矛盾、金融整治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向经济金融运行注入流动性，难以破解这些“两难选择”，甚至有可能引致南辕北辙的效应。破解之策在于：拓展商业票据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允许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以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的身份直接进入金融市场；加快发展资产管理市场，将金融服务对象从法人机构向居民家庭扩展，推动实体企业的暂时闲置资金从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转向现金管理（或资金管理）；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行为监管机制和监管沙盒机制。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的挑战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在多重宏观政策目标下,米德冲突不可避免,内外平衡目标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对的首要挑战;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具有不同的效能和作用区域;时至今日,中国仍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利用传统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跨境证券投资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

随着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的推进,跨境证券投资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通过构建考虑了资本市场收益率以及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IS LM BP模型对跨境证券投资与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的相互影响机理进行了理论探究,并基于中国2005年7月—2016年8月的月度数据,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跨境证券投资与人民币汇率、股票市场收益率、短期利率的联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四者的关联性存在明显的区制特征,区制1主要包括次贷危机时期（2007—2008年）、欧债危机时期（2010—2012年）以及后金融危机时期（2015—2016年）,经济呈现“股票市场收益率较低、跨境证券投资较少、短期利率较高、金融市场波动性大”的状态;区制2主要包括次贷危机前夕（2005—2006年）、次贷危机后的量化宽松时期（2009—2010年）以及欧债危机后的调整期（2013—2014年）,经济呈现“股票市场收益率较高、跨境证券投资较多、短期利率较低、金融市场波动性小”的状态。第二,当处于资本市场化进程较快、金融市场波动性较大的区制阶段（区制1）时,跨境证券投资与国内金融市场的联动关系更加明显。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我国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具有借鉴价值和政策启示。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能有效破解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危机吗*——基于不同人口政策效果情景的分析

本文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和养老金收支缺口模型,在分析“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城镇出生人口短期和长期影响的基础上,测算了“全面二孩”政策不同实施效果情景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1）“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将推迟城镇总人口峰值出现的时间,同时会增加人口峰值的规模。（2）政策效果在悲观和折中情境下,“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只是推迟了养老保险参保职工人口下降拐点出现的时间,改变不了参保职工人口下降的总体趋势;在乐观情景下,可以保持参保职工人口的基本稳定。（3）“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有利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政策效果从2037年开始显现,三种政策效果情境下弥补当年养老金缺口的比例分别为36%,52%,68%。影响效果从2040年开始逐年减弱,到2050年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比例分别下降至11%,27%和50%,不能改变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的趋势。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资产价格的非平衡溢出效应

本文采用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美联储QE对采用不同货币政策框架、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管理制度国家和地区的不同影响。“货币政策钉住货币供应量+宽松钉住汇率制度+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国家其货币政策应兼顾本国物价水平稳定，同时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对资产价格的逆周期调节，避免出现实体经济紧缩而金融繁荣的现象。“货币政策钉住通货膨胀+浮动汇率+资本账户可兑换”的国家应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对资产价格的调节以应对金融资产泡沫。     

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冲击及其宏观影响*

本文根据1999-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考察了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本文研究发现：第一,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均具有显著的宏观经济效应,二者合起来可以解释3634%的产出波动、1424%的就业波动和618%的物价波动;第二,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直接影响经济均衡系统不同,预期到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关于未来经济状态的信念来改变经济的均衡配置;第三,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不仅取决于所选取的政策类型,而且受公众预期的影响。因此,政府不仅应当根据宏观经济目标理性选择财政政策工具,而且需要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以增强财政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基于模糊一致矩阵的我国 对外直接投资宏观风险分析

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复杂多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风险明显增大。判断与衡量东道国宏观风险状况,成为投资决策的重要前提。本文在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与政策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和行业风险等宏观风险基础上,选取对外直接投资限制性指数、不变价格GDP的变化率、利率以及破产企业数四个指标,运用模糊一致矩阵方法,对我国较为重要的投资东道国--十五个OECD成员的宏观投资风险进行了衡量和排序,提供了判断与衡量东道国宏观风险的思路与方法。     

宏观审慎监管：目标、工具与相关制度安排

最近40年的金融危机史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的日渐发达和复杂化,金融失衡不仅周期性地发生,而且与宏观经济的失衡彼此强化,这种强化使得经济和金融长期持续、显著地偏离长期标准。在金融体系顺周期性的负面效应日渐明显的情况下,为确保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在传统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全面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已成为大势所趋。强调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认为,仅凭微观层面的努力难以实现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监管当局需要从经济活动、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行为之间相互关联的角度,从整体上评估金融体系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健全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并作出政策反应     

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42个主要经济体1991—2016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双支柱政策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增长上具有显著作用,双支柱政策在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性上具有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2）盯住贷款的宏观审慎工具和针对借款人、贷款人的宏观审慎组合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3）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扩张上的作用不显著,但其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相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总体显著,其中货币政策效应更为突出;（4）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效应在下行周期优于上行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互效应在上行周期优于下行周期;（5）只有个别宏观审慎工具会对失业率、消费和物价产生微弱的负效应。     

疫情冲击、修复调整与基础再造的中国宏观经济*

2020年注定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市场主体产生了剧烈冲击，全球经贸体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停摆”。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判断超级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与回升潜力；二是基于以上判断为疫后经济修复和中长期发展提供适用的政策建议。本文重点关注四个核心问题：第一，现阶段中国经济复苏的进展和性质；第二，下阶段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点；第三，如何科学安排一揽子规模性政策和工具组合以产生理想政策效果；第四，现有政策空间是否足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增强韧性和实现基础再造。在以上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基于经济自我调整力量和宏观政策拉动效应的模拟分析，本文形成对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核心指标的预测和展望，据此提出系统性政策建议。     

疫情冲击、修复调整与基础再造的中国宏观经济*

2020年注定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市场主体产生了剧烈冲击，全球经贸体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停摆”。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判断超级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与回升潜力；二是基于以上判断为疫后经济修复和中长期发展提供适用的政策建议。本文重点关注四个核心问题：第一，现阶段中国经济复苏的进展和性质；第二，下阶段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点；第三，如何科学安排一揽子规模性政策和工具组合以产生理想政策效果；第四，现有政策空间是否足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增强韧性和实现基础再造。在以上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基于经济自我调整力量和宏观政策拉动效应的模拟分析，本文形成对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核心指标的预测和展望，据此提出系统性政策建议。     

中国创新链“国进民进”新格局的形成、障碍与突破路径*

现阶段,无论是从国有企业国家战略定位的内在要求来看,还是从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需求来看,以及从当前中国情景下国有和民营企业各自的能力特征和竞争优势来看,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必须在中国创新领域打造国有和民营企业协同合作新局面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在中国创新领域以及创新链中打造“国进民进”新格局形成的重要性。为此,本文着重分析了在中国创新链的五大环节中所存在的诸多弊端以及国有和民营企业的各自合理定位,并探讨了如何在不同创新链环节构建国有和民营企业协同合作的可能模式和实施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文应有的政策建议和今后可能的改革突破口。     

稳字当头的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

2022年是国际国内超预期事件高发的一年。本文认为，“三重压力”叠加“两大超预期冲击”使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严重偏离正常增长轨道，呈现“快速探底”“压力加剧”的特征。但随着近期疫情因素逐渐消退和宏观政策刺激力度加大，核心经济参数的拐点纷纷到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底部将充分显现。展望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必将迎来企稳回升态势，但复苏的进程将比2020年更加脆弱，将呈现非对称的“W型复苏”的运行特征。上半年宏观政策调整及时、靠前发力，但力度不足、效率下降；下半年需要更大力度、更加精准的宏观调控举措，政策效果也必将会有更充分的体现。此外，为保证全年经济目标的基本完成，稳经济一揽子措施需要在中期进行扩容和工具的创新。最后，本文结合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十大建议。     

Alternate instruments to manage the capital flow conundrum: A study of selected Asian economies

Capital inflows to and outflows from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EME)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ince 2000. This rapid increase, accompanied by a sharp rise in volatility, has amplified the complexity of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in EME. While foreign capital provides additional financing for productive investment and offers avenues for risk diversification, unbridled flows exacerbate financial and macroeconomic instability.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experience of six emerging Asian economies (EAE) in dealing with capital flows. Using quarterly data, we identify the waves of capital flows experienced by these EAE and the efficacy of the various policy measures taken. The policy choices include negotiating the trilemma (i.e. balancing the need for monetary policy autonomy, exchange rate flexibility and capital account openness), as per the demands of the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The paper also analyses the extent to which intervention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and imposition of short‐term capital flow management measures have aided countries to negotiate the trilemma. The efficacy of these responses have been varied across countries, implying that a judicious mix of these measures, along with improvement in financial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s required to effectively counter the vagaries of capital fl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