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共同富裕——基于代际流动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三期数据，从代际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准结果表明，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代际收入弹性，促进代际流动和社会公平。通过计算持久性收入、换用代际收入秩相关系数等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进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家庭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改善家庭部门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代际教育流动，最终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影响。此外，本文还对数字金融影响的子指标分解和异质性分析做了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金融主要改善了低人力资本和低社会资本家庭的代际流动，具备普惠性特征，这也为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学术参考。     

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

构建了财政教育支出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总体看,财政教育支出有助于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且该作用呈现增长趋势,然而对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来说影响程度不同,对于较低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最大,但对于最低收入家庭,财政教育支出难以起到显著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2）随着子代教育阶段的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促进作用呈递减趋势,即高中阶段从财政教育支出中的获益小于义务教育阶段,细分较低收入家庭也呈现同样趋势;（3）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其对沿海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促进作用较内陆地区更强,同时,高财政教育支出的地区相对低财政教育支出的地区,财政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以上结论,应完善财政教育支出政策与社会系统性政策的配合;疫情之下,更应重视保证财政教育支出规模,提升其使用效率;合理划分不同地区以及不同教育阶段的财政教育支出规模等,有助于发挥财政教育支出缓解代际收入阶层固化的作用。     

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基于代际流动与机会不平等分解视角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基于纵向视角的代际流动理论和横向视角的机会不平等理论,对目前中国教育性别差异的形成机制及其变化趋势进行探索。运用代际流动理论模型的阶层线性模型(HLM)改进和机会不平等理论的系数衡量及夏普利分解,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教育代际流动系数总体为 0． 196,其中女性高于男性,且性别之间代际流动系数差距随年龄组减小而增大,女性教育“底部持久性”和男性教育 “顶部持久性”的凸显共同加剧了教育不平等的性别差异。此外,性别因素贡献率也随父母教育背景的升高而降低,其中低等教育家庭性别差异最为严重,其影响仅次于户口。     

使用互联网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基于此,应提升互联网在农民工群体的普及率,以有效促进农民工群体幸福感的提升。     

互联网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并且对推动新型城市化建设和实现规模经营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的使用和普及有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从而增加其非农就业的概率。但同时互联网又是一项高技能型工具,若不能妥善运用,那么过度使用互联网很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利用2016年CFPS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和Biprobit模型验证了互联网的使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发现使用互联网确实能促进非农就业,但使用互联网娱乐频率与非农就业概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证实了在不能有效利用互联网的情况下,过度使用互联网会对非农就业产生负面效应。     

技术进步有助于增进农村居民的美好生活吗？——基于互联网使用的经验证据

乡村振兴事关民生福祉,数字经济时代赋能乡村振兴最具价值的当数互联网信息技术,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数据,结合有序概率模型（Ordered Probit）,考察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使用互联网可以提升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其中,在互联网使用的不同领域中,学习和工作用途的作用更为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以积累社会资本、改变传统行为,发挥信息搜寻及传播功能为路径,从认知和情感两个层面促进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出加大乡村振兴农村信息化资金投入,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农业农村数字化应用场景,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同时完善互联网综合治理体系等政策建议。     

社会保险与收入流动性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基于微观收入数据通过收入转移矩阵建立收入流动性指标,运用有序Probit模型与倾向匹配得分模型（PSM）,实证检验了社会保险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与全面性在收入流动性中发挥着正向激励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作用;第二,社会保险的五大分类保险在收入流动性上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社会保险对收入流动性的提升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社会保险的全面性对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提升效果更佳。     

交易成本框架下互联网使用、土地转入与山区农户市场参与

本文基于2014年、 2016年和2018年连续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面板截尾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市场参与影响及土地转入对该影响的作用。结果表明：(1)互联网使用能够激励山区农户参与农业市场，即互联网使用能够解决山区农户市场交易的信息成本过高的问题，从而激励山区农户积极参与农业市场交易。(2)土地转入使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业市场的激励效应得以实现，土地转入使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激励效应得以实现的作用比参与农业服务市场的作用更大。(3)互联网使用对山区农户参与农业市场的激励效应具有异质性。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平均教育水平较高、无外出务工行为的山区农户参与农产品市场的激励效应更大，对家庭平均教育水平较低、有外出务工行为的山区农户参与农业服务市场的激励效应更大。促进山区农户积极参与市场，有必要推进山区农村互联网设施建设、建立依托互联网的农业市场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山区农村互联网技能的劳动力差异化培训、适度推进山区农地的规整流转。     

乡城流动视域下信息通信技术发展与农村劳动力增收

将省域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数据与CFPS数据相结合,考察了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对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提升了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对低收入、年轻、女性、高技能和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增收效应更明显。信息通信技术发展通过提高技能水平和增强互联网意识,促进农村劳动力增收。农村劳动力应提高技能水平和增强互联网意识,以实现高质量就业。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弥合城乡信息鸿沟,同时,针对不同禀赋的农村劳动力制定差异化信息技术培训政策。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研究目标:实证检验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的收入回报。研究方法:利用广义随机森林模型、工具变量法估计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回归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这种促进作用对于青年群体、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则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以及更加灵活的工作方式来带动农村居民收入提升。研究创新:使用大数据技术中的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实证研究中的因果识别。研究价值:互联网普及在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差距与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应当加大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从而助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商业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FPS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家庭商业保险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商业保险资产对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且随分位点数的增加,收入效应越大。控制变量中的家庭收入、城乡类别、家庭规模及受教育程度均正向显著地影响着家庭消费支出,且在各个分位点下系数呈现递增的趋势。考察商业保险对于不同类型消费支出的影响情况,发现商业保险对家庭设备支出以及居住支出等大额消费方面的支出存在显著的收入效应,而对于食品支出等生活必需品消费的影响微弱,对医疗保健的支出影响不显著。     

互联网、创新要素流动与区域创新能力差异

基于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探究互联网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直接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创新要素的流动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互联网直接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且其对东中部地区的推进作用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另一方面,互联网通过影响创新要素流动可以间接作用于区域创新能力,但在不同区域的表现差异明显。在东中部地区,互联网通过推动创新要素的流动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互联网对创新要素流动产生负向影响,导致该地区创新能力有所下降。     

互联网与创业——基于北京市青年创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新的经济净增长点,也让中国有机会成为新经济时代的“领跑者”。根据统计,中国互联网的绝对数量全球第一,截至2016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1亿人,占全球网民总数的26.7%。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高出国际平均水平3.1%。中国互联网的相对数量保持高位增长。2005—2015年,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年均增长4.18个百分点。本文从人力资本的研究视角,集中研究互联网对创业的影响。本文使用2014年北京创业青年群体1%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两个不同的互联网指标来分析互联网对青年创业者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时间对于创业者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而数字人力资本会对创业者收入产生正向影响,拥有数字人力资本使得创业月收入提高了32.95%。（2）根据技能水平分组研究发现,无论是低技能创业者还是中高技能创业者,互联网使用时间对于创业者收入的影响依然不显著。数字人力资本对于中高技能创业者的影响则是显著的,即拥有数字人力资本的中高技能创业者的月收入提高了13.28%。     

农村人口流动对代际互动的影响研究

利用《山东省泰安市农村老年人问卷调查》资料分析发现:农村家庭的子女外出流动对老年人的心理影响不是特别明显,这与现实生活不太吻合,深究其因在于很多老年人不愿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和感情向外人表达;相比而言,子女外出流动对女性老年人的心理影响比较明显,这与女性老年人比较善于感情的流露和表达有关.总体上,子女外出务工经商一方面可以提高家庭经济收入、改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但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农村留守老人的劳动负担和生活照料任务.从代际的经济互动来看,子女外出流动行为对是否给其父母钱以及给钱的数量都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但是反过来父母给子女的经济支持却不会受到子女外出状况的影响,这反映了代际经济互动具有一定的方向性;从代际的情感互动来看,子女外出虽然明显减少了亲子之间面对面的互动频率,但多数老年人依然认为自己与儿女的感情非常好,并不会因此感觉不亲近或不孝顺,这反映了血缘关系在我国社会关系网络纽带中的重要作用.     

家庭资本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影响研究

社会代际流动性减弱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教育的代际流动性在减弱。当下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家庭资本的分化和教育机会的获得之间的矛盾逐步加深,阻碍了社会公平进程的推进,更加难以打破社会阶层壁垒。合理的教育代际流动对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缓解社会阶层固化倾向具有重要作用。家庭资本对教育代际流动发挥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削弱家庭资本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影响对于实现教育公平,推动社会公平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农民工代际差异再研究———基于工资决定和留城意愿的视角

文章利用2003年和2008年两轮城镇住户收入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从工资收入决定和留城意愿两个维度进行了统计分析、实证检验与时点间的比较。回归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决定与留城意愿两个层面并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农民工整体仍倚重职业流动来提升其收入水平。具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2008年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但其教育回报率并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也没有随时间而"水涨船高";两代农民工均倚重职业流动来提高其收入水平,在2008年表现得更为突出;两代农民工在两个调查年度均表现出很高的留城意愿;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因素主要表现为时点差异而非代际差异;迁移型职业流动不利于2008年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提高;除城市可提供的收入水平外,养老、医疗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民工整体是否留在城市的重要因素。     

外出务工、社会资本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

本文基于CFPS2016年数据,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回归（RIF）方法,研究外出务工和社会资本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外出务工和社会资本均可以显著提升农户收入;其次,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对低收入组的增收效应均显著大于高收入组,有利于缓解农户收入差距,并且社会资本对外出务工缓解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具有“协同”作用;最后,外出务工主要通过降低工资性收入差距来缓解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社会资本既可以通过降低工资性收入差距,又可以通过降低经营性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差距两条途径来缓解农户内部收入差距。     

人力资本视角下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 2014年和 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存在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现象,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且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过作用于子辈的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影响子辈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对精准扶贫的长期有效性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国家可以通过加大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健康和教育的投资来减弱贫穷的代际传递,进一步有助于打破阶层固化、促进阶层流动,从而实现社会公平。     

数字经济、家庭创业与行业收入差距——基于CFPS的经验证据

行业收入差距过大会直接影响共同富裕战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8年的数据，探讨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呈现显著的U形影响关系。从异质性来看，数字经济对行业收入差距的U形影响关系在男性劳动群体、个体和私营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比较显著，但是在女性劳动群体、国有及事业单位中则不显著，与第二产业负相关，与第三产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呈倒U形关系。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家庭创业水平在数字经济与行业收入差距的U形关系中发挥了明显的中介作用。     

互联网游戏企业收入确认问题探讨 ——以盛大游戏为例

本文以盛大游戏为例,探究盛大游戏的基本情况、业务模式,从而为互联网游戏企业收入确认的规范处理提出建议.首先从互联网游戏行业的行业情况入手,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通过阅读大量文献资料阐述当前诸多学者对网游企业收入确认的观点.其次是相关的基本理论分析,围绕新会计准则收入和互联网游戏企业的相关理论知识,然后对互联网游戏企业收入模型进行分析,涉及游戏内虚拟物品收入、游戏周边收入、广告收入、手续费用等等.最后对盛大游戏的基本情况和业务模式进行深入分析,探究企业当前在收入确认方面存在的问题,诸如虚拟物品的公允价格、多样化的收入和特殊交易收入等等,并以此提出提升收入确认科学准确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