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脱实向虚"——基于双重治理机制的视角

借助"沪港通"制度实施这一外生事件,利用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及克服以往跨国研究中事件识别误差和互为因果的内生性偏误等问题,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制度实施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从而降低实体经济"脱实向虚"风险;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境外投资者被动"用脚投票"与主动"用手投票"的内外部双重治理来实现的.拓展性研究表明,中国企业金融化的主要动机仍是市场套利,资本市场开放通过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实现了价值创造.因此,应加快资本市场开放步伐,鼓励成熟的境外投资者入市,并引导机构投资者实现真正的积极股东主义,促进资本回流实体经济.     

中央企业A股+H股整体上市及其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

在分拆上市和单独境外上市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利影响日益凸显的情况下,中央企业A股+H股整体上市是兼顾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现实选择。本文利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央企业先H股后A股、A股+H股同步和先A股后H股三种整体上市路径以及中央企业A股+H股整体上市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三种中央企业A股+H股整体上市路径都能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或多或少的积极影响;同时,中央企业A股+H股整体上市对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中国资本市场将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内地与香港股市的距离

<正>与香港市场相比,我国A股市场在投资者保护水平,法律环境和信息披露制度方面与之存在较大的差异。只有认清我国A股市场与发达的香港资本市场之间的差距,才能更好地帮助我国内地资本市场不断走向成熟。投资者的保护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评估了1 83个国家的少数股东在防范企业资产被董事滥用方面所起的作用,以投资者保护指     

回购:中石油快跑,中石化紧跟

中石油和中石化先后在国内A股市场和香港市场掀起了回购浪潮,而背后更多地折射了我国石油定价机制改革步伐的加速到来。     

交叉上市降低了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吗

在我国新兴市场,公司代理成本主要表现为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A股上市公司到法律约束与信息披露环境更好的市场(同时发行H股或其他境外流通股)交叉上市是否有利于降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本文研究发现,交叉上市有利于降低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及公司价值、公司业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了交叉上市的“自选择”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交叉上市能够有效约束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这为前述结论提供了直接证据.     

中国家族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

本文根据中国A股市场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多元化经营背后的动机为切入点,对中国家族公司的公司治理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投资者保护水平较低时,家族大股东通过金字塔持股等方式实现了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使其有动机也有机会通过多元化经营侵占少数股东的利益;虽然多元化经营对建立内部要素市场从而增加企业价值有积极影响,但家族大股东侵占产生的代理成本大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带来的收益,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2008年中国A股市场市值管理总结篇 熊市，让我们更清醒

<正>2008年,熊市是A股市场的普遍特征,惨淡的市场环境令众多上市公司清醒过来,开始面对在牛市中从未考虑过的问题:如何运用市值管理的手段提升公司价值,增强投资者信心,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市值管理的意识逐渐进入上市公司的管理核心。     

双重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比较

文章运用价格模型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同时在A股-H股市场上市的公司在2004—2006年的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双重上市公司在H股市场的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高于A股市场的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A股市场的净资产价值相关性较小。     

逆向跨境上市产生信息效应吗?——基于H股公司返回境内上市的研究

跨境上市的信息效应源于境外市场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规则和更高的市场信息需求。通过抑制大股东的控制权私利、提高公司在境内的信息透明度,信息效应可以给跨境上市公司带来市场价值溢价。与国外的跨境上市公司不同,中国的跨境上市公司大多先在较发达的中国香港市场发行H股上市,然后返回境内发行A股。这种逆向跨境上市行为能否产生信息效应需要进一步分析。文章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H股公司返回境内上市后,在较发达的中国香港市场上市并没有减弱控股股东谋取控制权私利,而且公司在A股市场的信息透明度也没有提高甚至还不及仅发行A股的公司,但这类公司仍具有更高的A股市值。文章研究结论为跨境上市相关理论及揭示投资者行为在公司治理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方向的影响——股权制衡与企业可视性的调节作用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中国资本市场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虽然学者们围绕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已经展开了诸多探讨,但鲜有研究关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方向之间的逻辑关系。以中国200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视角,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方向之间的逻辑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企业股权制衡和企业可视性在其间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突破式创新,但不会对企业渐进式创新产生显著影响;随着股权制衡不断增加,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抑制作用先增强、后削弱,即股权制衡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突破式创新之间起着U型调节作用;企业可视性会削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抑制作用。结论有助于更加辩证地认识股权质押的创新后果,对促进企业创新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亦具有启示意义。     

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的源流考察与市场路径

启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其基本目标是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协商机制,消除A股市场股份转让的制度性差异。这无疑是解决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转让问题的又一次难得的机遇。该文提出: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家应当尽快开放证券市场,使流通股与同股同权的非流通股特别是国有股,能有效地按照证券市场的游戏规则,在流通、转让中实现其最大的资本价值。     

股东监督视角下投资者情绪对管理层自利行为的影响研究

投资者情绪与企业经营决策之间的关系,是公司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以往关于投资者情绪的研究文献简单地将投资者视为股票市场上的交易者,而忽视了其作为公司股东所扮演的公司监督者的角色.文章将投资者对企业的监督行为纳入投资者情绪的研究中,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发现,投资者情绪高涨会减弱股东对企业的监督,而管理层会利用股东监督的减弱进行更多谋取自身私利的行为.文章的研究揭示了一条新的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和CEO机会主义行为的渠道,对于全面认识资本市场在企业经营中扮演的角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A股市场股票收益率风险因素分析:基于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

本文以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A股市场股票收益率的风险因子.研究结果表明,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较CAPM模型能更好地解释中国A股市场的股票收益率;中国A股市场股票收益率存在规模与价值效应,股票(或股票组合)收益与公司规模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与公司账面市值比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经济增加值与股东总回报之关系研究

经济增加值和股东总回报是度量股东价值是否增加的两种工具,本文以沪深A股765家上市公司的三年数据为基础,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考查。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加值和股东总回报之间仅存在弱相关关系。     

香港资本市场私有化方式研究

上市公司"私有化"是资本市场一类特殊的并购操作。这种赎买所有小股东股权令被收购上市公司除牌的做法,在A股市场并不常见,但在香港市场却很普遍。这主要是由于国内上市公司资源相当紧缺,因此通常会有"上市溢价"。但在港股市场奉行价值投资,股价对比净资产大幅度折让是常有的事情,因此港股市场经常出现,股价低残     

企业社会责任与产品市场表现

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一直存在"股东价值假说"和"管理层自利假说"的争论。文章从产品市场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提高产品市场表现,支持了"股东价值假说"。截面检验发现,这种价值效应在产业链下游的企业、信任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以及拥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路径分析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改善与大客户和员工的关系以及外部监督环境,帮助其获得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效应具有跨期持续性,且不存在避税效应,排除了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替代性解释。文章的研究对厘清企业社会责任的真实影响具有积极意义,也为政府倡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依据。     

连锁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在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探索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对企业资源配置优化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广泛存在的连锁股东网络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连锁股东能否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值得关注。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研究发现，连锁股东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协同效应，助力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连锁股东在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筹集资金、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了协同效应，提升了数字化转型能力，进而推动了企业的加速转型。进一步地，连锁股东对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强。此外，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动企业成长，提升了企业绩效。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合理地引入连锁股东、充分挖掘股东网络的资源和信息优势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CEO维护声誉的不同方式会导致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发生不同变化。在有效契约假说下，为保证决策的有效执行，CEO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在寻租假说下，为掩饰个人机会主义行为，CEO会降低内部控制质量。文章以2010—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检验上述两个竞争性假说。研究发现，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表明CEO倾向于做出有益于公司长期价值的决策以维护其声誉，支持了有效契约假说。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内外部风险较高、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或机构股东以及控股股东控制权较大时，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明显，表明在企业内外部风险较高以及内外部监督作用较强时，CEO通过提升公司长期价值维护其声誉的可能性更高。文章结论丰富了CEO声誉理论研究，为经理人市场的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外部治理环境与股利政策选择

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利政策选择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控制权转移，控股股东会实施积极的股票送转；而现金股利水平导致代理冲突，会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具有正向效应，能够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的股票高送转增加行为和现金股利降低水平。研究结合宏观环境和资本市场，深入分析了股权质押与股利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为政府治理和金融监管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注册制时代A股价值投资的思考

全面注册制时代即将来临,成熟市场的价值投资策略能否在A股市场具有适用性?本文以近几年A股市场的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践观察和理论机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发现,虽然已经在科创板和创业板实行注册制,但是A股市场还存在价值投资生态失衡、市场存在先天不足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完善法律规章制度,保护投资者利益,加强监管,弥补先天不足,为价值投资创造条件,进而推动A股市场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