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自利性和公共性看行政伦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政府的公共性指政府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共目标而产生和存在的特性;政府的自利性,指政府公务人员除公共目的之外潜在或显在地存在着对非公共利益追求的属性。政府基于公共性与自利性的特点,要求加强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这对更好的实现政府公共服务本质,加快民主建设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上市公司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的识别与风险——以莲花味精为例

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对业绩的自利性归因已成为上市公司操纵语言信息的常见手段。文章以莲花味精为例进行分析,探讨上市公司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的识别方法以及自利性业绩归因行为与公司财务数据可靠性的关系,帮助投资者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质量。     

公共政策运行中的信息不对称及其治理

我国城市公共政策在运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形成原因主要包括政府自利性、科层制的局限性、信息传递通道不畅以及信息成本高。信息不对称对城市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和终结等有着重要的消极影响,可能导致政策失效,应通过不同方式加以治理。     

我国上市公司年报自利性归因倾向研究

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表明,在年报的语言信息披露中,存在公司管理层通过操纵语言信息内容误导信息需求者决策的倾向,称为自利性归因倾向。年报自利性归因倾向是我国目前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在对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业绩归因现状进行描述后,深入分析了年报自利性归因倾向的机理,得出我国年报存在自利性归因倾向的结论。     

利益相关者对会计行为的影响及治理

随着我国一系列会计造假事件迭连出现,使人们对会计信息产生了信任危机。但是会计信息失真并非是会计人员个人表现,而是利益相关者在自利的人性本能动力的驱动下,对会计操纵的结果。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中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投资者、债权人、员工和政府对会计操纵的动机和目的以及后果进行初步的分析,并提出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督的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年报自利性归因倾向研究

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表明,在年报的语言信息披露中,存在公司管理层通过操纵语言信息内容误导信息需求者决策的倾向,称为"自利性归因倾向".年报自利性归因倾向是我国目前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在对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业绩归因现状进行描述后,深入分析了年报自利性归因倾向的机理,得出我国年报存在自利性归因倾向的结论.     

上市公司所有权结构与现金持有自利动机的实证分析

经理人与股东利益冲突、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是目前代理理论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本文以1998年至2006年连续4年以上有数据的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现金持有的关系。结果发现: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确实存在控股股东自利性动机和经理人自利性动机。因此应减少现金持有决策中的自利行为,进一步加强经理人和控股股东的监督约束机制。     

经济人假设与加强政府人管理

“经济人”假设被运用到政治市场领域为我们分析政府行为提供一个基础性视角,本文在分析政府人经济理性行为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控制政府人扩张自利性行为的管理主张.     

服务型政府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民众对政府期望值的提高，使得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成为当前的紧要任务。本文首先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最后针对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中管理层自利行为博弈分析

管理层自利行为已成为影响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重大难题之一。文章应用现代博弈理论构建了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博弈分析模型型,通过构造双方的效用函数来分析大股东实施股权激励以及管理层自利的影响因素。研究证实实:在股权激励方案实施过程中存在管理层自利行为为,并且自利程度受上市公司成长性、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管力度、管理层的薪酬绩效敏感度和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影响,而大股东的股权激励偏好受激励方案产生的激励效应和福利效应大小的影响。研究结论对上市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时规避管理层自利行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管理层自利行为对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

由于代理问题,管理层在进行资源调整决策时会产生自利行为,从而影响成本粘性。现有研究表明,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可能会强化成本粘性。然而,文章发现,管理层的某些自利行为也可能弱化成本粘性。文章对2001年~2011年1 670家A股上市公司共12 742个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为实现短期业绩目标,在销量下降时会迅速削减多余资源,在销量上升时会限制资源的增加,从而降低了企业的成本粘性。     

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审计需求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审计是保障其真实性的重要机制,文章以经典审计理论为基础,分别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度分析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审计需求.在国有资源委托代理关系中,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是对国有资源及其营运状况的报告,本级政府是责任者,由于人性自利,当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环境不确定性同时存在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可能因为代理问题和次优问题而导致信息失真.本级政府的委托人为了抑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失真,会推动建立针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信息真实性的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中包括内部审计,外部治理机制包括外部审计,都具有不可或缺性.本级政府作为代理人也可能存在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审计需求,将外部审计或作为揭示机制,或作为信号传递机制,或作为保险机制,这些审计需求不具有经常性.     

环境不确定性、人性假设和内部控制鉴证需求

关于内部控制鉴证的需求因素,需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为什么需要内部控制?第二,为什么需要内部控制鉴证?第三,内部控制鉴证为什么出现多样化?文章以环境不确定性和人性假设为基础,系统解答上述三个基本问题。环境不确定性、自利、有限理性,导致了风险,为了应对风险,产生了内部控制;同样,由于环境不确定性、自利、有限理性,导致内部控制可能出现设计缺陷和执行缺陷,为此,利益相关者需要对内部控制进行鉴证,以及时发现和弥合内部控制缺陷;由于委托代理关系多样化、代理人自利和有限理性,同时,考虑成本效益原则,内部控制鉴证出现了多样化。     

潘序伦治理假账思想及其启示

20世纪40年代潘序伦对当时的假账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治理假账思想.他认为假账会危害中国文化,造假的目的是欺骗别人,造假的表面原因有"自利说"、"非自利说"和"自全说",根本原因是物价上涨和税率较高.他从行业、企业、社会、政府四个角度入手治理假账:会计师不核假账、工商界不做假账、社会舆论制裁造假、稳定物价和修改税制.潘序伦治理假账思想对当今的启示有:强化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职业道德建设、加强企业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和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发挥社会舆论对造假行为的监督作用、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寻租的博弈分析及对策

一、寻租问题的产生 寻租的产生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假设。根据这一假设，在交易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主体会在自利心的驱使下，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谋取利益。由于这些信息并不为他人所了解，因此寻租活动有其存在的空间，寻租者正是利用这些信息优势来进行寻租。     

创业投资契约机制与机会主义行为

文章从"经济人"的自利性、公平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分析创业投资活动中道德风险产生的理论原因,并根据投资方和创业方对创业投资契约条款的认知不同,对创业投资契约条款进行分类分析,找出双方的主要分歧,分析创业投资道德风险产生的现实原因。根据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提出建立契约设置的动态调整机制,合理分配投资方和创业方的收益,减少投资方与创业方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这种动态调整机制包括企业价值动态分配机制、信息共享机制、支配权的相机调整机制、双向激励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     

电子政务网络系统安全的实施及负载均衡问题

一、电子政务网络系统的安全问题 政府机构作为国家的职能机关，其信息系统安全是跟国家安全紧密结合在一起。近年随着国内电子政务的澎湃发展，政府上网掀起高潮。政务公开、资源共享等是政府信息化的必然趋势，这样就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信息安全的问题。考虑到网络本身所固有的开放性、国际性和无组织性，政府网络在增加应用自由度的同时，政府网络对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预算公共合作与政府预算松弛:基于公民视角

人的行为一直是预算机会主义研究中的关键,公民作为政府预算中的委托人,其预算行为同样可以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机会主义倾向.公民在参与政府预算并与官员配合的过程中,会同时存在"公民自利"的"自利偏好"与"预算参与"的"社会偏好",从而影响公民机会主义倾向的大小.基于现有关于政府预算松弛的研究,文章以公民的心理特征视角为切入点,通过预算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机理来分析公民的预算行为对政府预算松弛的影响.     

年报自利性归因案例研究

所谓“归因”,是指对导致某一事件结果的原因诠释。根据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归因理论,人们在向组织外部报告并分析工作成果的过程中存在“自利性倾向”。也就是说,人们一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筛选掉一些不利于自己的原因,而保留和增加对自己有利的原因。自利性归因行为是对客观事实的加工和歪曲,它的根本目的在于夸大成绩或规避责任。自利性归因的直接表现是：正面业绩被归结于行为人的主观努力因素,负面业绩被归结于客观的、行为人所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因素。     

中小企业信贷配给中博弈双方的自利行为

中小企业的良性发展一直受到信贷配给的制约,而信息不对称是导致此现象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文章通过"囚徒困境"模型和博弈树分析了不完全信息下银行和银行间以及银行和企业间博弈双方的自利行为,阐述了信贷配给是如何形成的。并从中小企业、金融组织、社会和政府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化解银行对中小企业信贷配给的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