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迁与儿童成年后家庭收入流动性

基于2010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检验家庭结构变迁对农村儿童成年后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有“分离家庭”经历的农村儿童成年后家庭收入流动性显著低于无“分离家庭”经历的农村儿童。相较“父亲缺位”,“母亲缺位”对家庭收入流动性的负面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家庭结构会通过成年后家庭文化资本和个体人力资本影响家庭收入流动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家庭结构对农村儿童成年后家庭收入流动性存在地区差异、群体差异，西部负面影响大于中东部，中低收入群体负面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家庭结构不仅影响儿童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关系着成年后经济地位和社会表现。因此，在关注家庭结构给农村儿童短期影响的同时，其长期影响也应引起政策研究者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我国省际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基于“基尼”系数的地区分解

利用CHNS(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6年的微观数据,通过对"基尼"系数的地区和收入来源分解分析和比较了我国九省的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结果表明省际间的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大于省内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农村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家庭平均收入水平的相关性不强.家庭工资收入对省内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具有较大的贡献,且其具有不平等促增的作用,家庭务农收入对省内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具有不平等促减的作用,家庭补助收入加大了省内和省际间的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     

我国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影响因素的分位数回归解析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CGSS)中2004年《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调查》的有关数据,完成了以下研究工作:(a)考察并比较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特征;(b)对中国城镇和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位数回归建模分析,找出了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关键因素;(c)采用分位数分解方法对城乡家庭收入差异进行分解,估算了城乡家庭收入差异影响因素的影响度;(d)针对存在的相关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我国城乡家庭收入差异的政策和建议。     

农村低保家庭收入核算探析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正处于不断探索与完善阶段.农村家庭收入核算问题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中的难点.本文通过运用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的相关资料和数据,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现状入手,在总结核算家庭收入难点的同时,探寻科学有效的收入核算方案及对策.     

我国三峡库区移民家庭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

利用重庆市云阳县移民的调查数据,按移民类型和受教育程度对移民家庭收入进行统计分析。然后,按移民类型、受教育程度、年龄段进行分组,对影响移民家庭收入的微观因素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移民家庭的经营土地对其家庭收入的贡献不大;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最大;从年龄结构的角度看,31～45岁、46～60岁年龄段的劳动力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最大;当劳动力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大专水平时,家庭收入会随着劳动力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16～30岁年龄组中大专文化劳动力比例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显著为正;31～45岁、46～60岁年龄组中初中文化劳动力比例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显著为负;劳动力的非农业收入明显高于农业收入。最后提出:应鼓励移民从事非农业;鼓励青年和中年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发达的城市自愿流动;鼓励移民子女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尽快健全城镇和农村移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1986—2010年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最完整家庭数据,研究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表明:多维收入流动性指标得出的结论都显示中国农村收入流动性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最低收入群体呈现收入固化态势,中等收入群体进入低收入群体的概率大于进入高收入群体的概率;受教育程度改善、非农就业程度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扩大、家庭赡养比提高和税费负担减轻对家庭收入水平和收入位置的提高影响显著。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缓解贫困——基于甘肃省贫困地区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家庭收入、消费、农业生产投入和农村生态产生了积极影响,改善了劳动者本人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了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当前教育和医疗成为致贫的主要原因,这对建立适应农村的教育体制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提出了迫切要求。     

农村公共政策的收入增长与分化效应研究

文章构建包含农村公共政策与储蓄内生性的索洛—斯旺模型作为研究框架，提出“保障型”与“补助型”两类农村公共政策对于居民家庭收入增长与分化效应的理论假说，并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所有政策对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都具有增长效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障等“保障型”政策对于家庭收入具有“促包容”效应，生产（生活）性财政补助、金融信用贷款等“补助型”政策对于家庭收入具有“促分化”效应。文章提出优化农村公共政策组合、营造和谐有序市场环境、完善农村居民收入二次分配机制等政策建议。     

退牧还草区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转型效益

农户家庭收入结构转型效益的研究对于揭示政策影响下农户家庭经济收入增长的内在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从不同退牧还草模式的角度,采用半结构访谈的数据采集方法与分位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生态功能区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的转型效益。结果表明:生态补偿方式与收入转型需求错位,生态功能区农牧民家庭收益普遍降低,补偿性收入所占比重较大;受农牧民家庭经济特征影响,各种收入来源对农牧民家庭的收入效益贡献不一;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的地区差异,以及当地传统生产生活习惯与退牧还草政策的影响,各生态功能区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转型效益存在差异。退牧还草生态工程体系缺乏完善,尤其替代生计补偿缺乏针对性,有碍于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的有效转型。     

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

利用 1 993年中国营养调查数据 ,本文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 ,并试图从微观层面揭示中国农村地区健康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发现是 ,对于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 ,健康状况都有显著的影响 ;然而在传统的种植业领域 ,健康并不是劳动参与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 ,在农村的非农就业者中 ,健康并不是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 ,由于非农就业机会对家庭收入的重要作用 ,我们仍不难发现健康在获取非农就业收入乃至增加家庭收入方面的作用     

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远亲”与“近邻”的视角

本文实证分析了农民收入流动水平的结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的农户家庭收入流动较强,高收入阶层农户家庭稳固其地位的能力逐渐增强,其家庭收入固化趋势较为明显。流动效应是导致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结构效应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流动水平是缩小差异的最大贡献者。从家庭亲属亲密程度和近邻便利程度的视角来看,“远亲”不如“近邻”的现象在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上表现明显。家庭亲属性质、亲属关系层级分别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流动性存在较强的显著影响。而近邻就业机会越高,组织程度越强,地区区位优势越好,越有利于农户家庭收入流动水平的提升。     

河北省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及其影响

按照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配置基尼系数分析,宅基地流转会加大农村家庭收入差距。但宅基地有偿流转可促使农民在集约利用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过程中由被动变为主动,对实现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缓解建设用地和耕地压力具有现实意义。     

县域小额信贷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以小额信贷这一金融工具为例,从农民收入、家庭收入及城市创业等视角考察了小额信贷的共同富裕效应。结果表明：①在农民收入方面,小额信贷能够提高县域农民纯收入、降低贫困发生的概率,有助于农村脱贫攻坚,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②在家庭收入方面,小额信贷能对家庭收入中土地出租收入起正向作用,表明小额信贷可以提高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③在创业方面,小额信贷能够促进城市创业,有助于发挥民营企业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本文研究将为助力共同富裕提供小额信贷方面的经验证据和理论依据。     

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有 :占农民收入绝大部分的农村家庭收入呈下降趋势 ,乡镇企业增长速度回落 ,农村居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劳动收入增幅下降 ,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为此 ,应采取相应对策来增加农民的收入     

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驱动机制——基于湖北省孝南区农户调查的研究

以地处江汉平原的孝南区为研究区域,利用对农户的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驱动机制进行研究。得到如下结论:①显著影响农户是否新辟地基建房的因素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收入/信贷水平、对子女教育的支出、攀比心理等因素;②农户新辟地基建房面积的大小受到家庭规模、非农就业人口比例、家庭收入/信贷水平、对子女教育的支出、消费的攀比心理等因素的影响。     

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生活状况和致贫原因的调查与思考——关于江苏省盱眙县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调查

提高农村低收入家庭收入水平,改善其生活状况,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任务.统计部门通过对江苏省盱眙县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调查,用具体数字反映其生活状况的同时,剖析其产生贫困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和可行性建议.     

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成本的变动及特点分析——以华中、东北产区为例

粮食生产是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其生产成本与农民收入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将以我国华中与东北两大粮食主产区1995年以来粮食生产成本的数据为基础,分析近20年来两大粮食主产区三种粮食生产成本的变化趋势及其特点,为优化粮食生产成本结构、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提供相关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人口结构变化对消费结构及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利用1995年、2002年和2007年的CHIPS(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和储蓄率的影响。家庭收入、规模大小、户主年龄和家庭不同年龄人口占比等家庭人口结构变量对消费结构和储蓄率都有一定的影响。就消费结构来说,如教育支出方面,老年家庭明显低于年轻家庭;医疗保障支出方面,老年家庭明显高于年轻家庭。同时,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和农村家庭的户主年龄与储蓄率略呈U型结构,也就是说我国家庭微观储蓄率与经典的生命周期假设不一致。进一步探讨了未来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家庭储蓄率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以及相关政策涵义。     

失地农民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以重庆市部分村镇为例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剧,失地农民成为此过程中最弱势的一个群体,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解和掌握失地农民的基本情况,调研四川省大英县周边的象山镇、田坝子社区和隆盛镇明月村共10户失地农民,对重庆涪陵区百胜镇,致韩镇,铜梁乡进行走访、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失地情况、人员结构、就业情况、家庭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旨在了解失地农民的发展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城乡劳动力就业差异研究——基于非正规就业视角

本文利用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和农村进入城市暂住户两份调查数据对非正规就业群体和正规就业群体间的就业差异进行了考查。结果显示：与正规就业群体相比,非正规就业群体获得白领的概率下降了15.67个百分点,这些差异中市场结构因素可以解释的部分达到了100.45%。与此同时,如果非正规就业群体与正规就业群体面临着相同的就业结构,非正规就业者从事白领工作的概率会上升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