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的东亚因素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不平衡。从美国方面看，尽管美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是由于美国对其他东业国家(地区)的贸易逆差在相对甚至绝对缩小，因此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的贸易逆差增加并不快，这一逆差占美国总的对外贸易逆差的比重在明显下降。     

中美贸易：顺差之争可休矣

【英国《金融时报》2月17日】自上世纪末中国对美贸易出现大规模顺差以来，中美双方总要因对顺差／逆差规模的不同估算争论一番，争论的热度则随顺差规模的增长升温。就在前日美国宣布设立“对华执行办公室”（china enforcement office）搜集中美“不公平贸易”证据的同时，中国商务部官员在“中美经贸论坛”楞引中国统计数字，认为姜国把中姜贸易不平衡状况几乎夸大了一倍。     

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思考

一、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表现 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迅速,现在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中国则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自1998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见表1).     

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平衡的影响

从日本在华投资行业结构与中美日三国的商品贸易数据来看,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它将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日本在华投资一方面使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减少,另一方面却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由此产生了一种明显的贸易顺差转移效应.这说明了按原产地统计难以真实反映中美贸易平衡状况,需要进一步对原产地的判定问题进行研究.     

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平衡的影响

从日本在华投资行业结构与中美日三国的商品贸易数据来看,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它将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日本在华投资一方面使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减少,另一方面却使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由此产生了一种明显的贸易顺差转移效应。这说明了按原产地统计难以真实反映中美贸易平衡状况,需要进一步对原产地的判定问题进行研究。     

产品内分工、中美顺差与贸易利益——一个笔记本电脑企业的微观视角

自2000年起的最近十年,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6800余种产品中,笔记本电脑及相关零部件已成为中关顺差形成和扩张的关键因素.本文从微观视角剖析了中美顺差形成的根源和顺差背后的利益分配.本文证明,虽然以台湾代工商为核心的笔记本电脑及零部件企业群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向中国大陆的产业转移,以及由此导致的货...     

美在华FDI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中美贸易失衡加剧导致两国贸易纠纷频发,人民币也面临巨大升值压力,然而FDI与国际产业转移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且美国作为我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国,其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不容小视。本文拟通过分析美在华FDI的贸易效应以及在华美资企业的贸易方式与投资动机,挖掘美在华FDI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机制,并对中美经贸的平衡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中美贸易失衡对中国影响及对策

文章从中美贸易失衡的现状入手,从政治、经济以及统计等方面探讨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次原因,阐述了中美贸易失衡给中美双方带来的影响,进而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对策和建议。     

中美贸易不平衡及其与美国对华投资相关性研究

计量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互补关系,尤其制成品的出口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之间具有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制成品的出口是美中贸易逆差的因。因此,美国进入中国的FDI,尤其是进入制造业的FDI越多,美国从中国进口就越多,美中贸易逆差越大。这种贸易不平衡的扩大,主要是由于两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和国际分工地位的不同,因而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不仅不会在短期内消除,而且会随着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的进一步转移而加剧。     

中美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分析

中美贸易不平衡最直观的表现是中国对美国存在的贸易顺差,对美顺差问题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目前,中国已连续几年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国。据中国海关统计,从1993年起美方首次出现对华63亿美元逆差,到2005年逆差额已升至1142亿美元,而同期美方统计的逆差则由1993年的228亿美元升至2005年的2016亿美元。中美双方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表面巨大的贸易差额背后又是怎样的利益分配？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分析。     

多维视角下美中贸易巨额逆差成因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美中贸易逆差额不断攀升导致双边贸易争端此起彼伏,严重影响了两国正常的经贸关系和政治互信。美方将贸易失衡归咎为人民币汇率,而中方则指出两国贸易失衡的症结并非人民币汇率,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双方冲突和利益博弈行为日趋严重。在此背景下,作者以1990-2011年的美中贸易、汇率等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和政治因素出发,将人民币汇率、国际投资、全球分工、统计误差和消费储蓄等因素纳入分析,从多维视角对美中贸易逆差成因进行了定量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美中贸易逆差的成因缘自美国、东盟对中国直接投资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对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双方的统计误差以及人民币汇率三组因素,人民币汇率并非美中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在基于资产所有权的贸易净额统计方法下,作者对美中贸易的历年贸易净额进行了重新估算。美方数据结果显示,在美国报道的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中,其数据统计被夸大;而中方数据结果显示,中国直到2006年才从对美贸易逆差转为顺差。作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并非美中贸易失衡的主要因素,该问题之所以争论不断,主要是源于美方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诉求。     

东亚地区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东亚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在东亚地区形成了基于生产阶段分工的垂直型分工格局,也对亚洲地区的贸易流向和贸易结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通过其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使这些国家或地区对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减少;另一方面却使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等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由此产生了一种明显的贸易顺差转移效应。     

中美经贸变局视域下澳门产业有效多元化的路向——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澳门博彩历史悠久,一度成为澳门的经济支柱,但"超预期的扩张",形成单一产业结构的"马太效应",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文章以国际政治经济视角,结合跨国公司特点和中美关系特点,从当前澳门博彩产业发展现状,考量了美资博彩市场份额扩大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美资博彩公司具有跨国公司共性,为了维护自身利润最大化,通过各种政治行为插入澳门事务.而在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处于变局阶段,澳门博彩可持续发展更是成为未知数.因此,澳门需要做到"未雨绸缪",可从博彩旅游内部优化和新兴产业多元化突围两方面促进产业有效多元化,以抗击国际经济秩序变动所带来的影响,维持澳门长期的繁荣与稳定.     

国际贸易与FDI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跨国公司数据的VAR分析

文章首先探讨了"一体化"关系的内在机制,随后以中国数据为样本,从历年的国际贸易总额中分离出跨国公司的贸易额数据,建立有约束条件的变量自回归模型(VAR),证明了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国际贸易与FDI在中国具有长期的"一体化"关系,但两者在短期内的动态关系却具有明显的正反波动性,最后以此提出了相关的结论和启示.     

FDl对我国出口贸易方式影响的统计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渐加强,国际贸易和FDI作为一个开放型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手段飞速发展。中国加入WTO以后,FDI流入和国际贸易都增长迅速,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最大的外资流入国,论文选取中国2002年到2010年的FDI和出口贸易的数据,统计分析FDI对我国出口贸易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使得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速,并带动内资出口;并且随着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国际地位提升,外资更加注重研发投入,促进我国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出口,并带动我国内资自主创新。     

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及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并行不悖。在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中,消费具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益,是政策导向的重中之重,这也必然使美国背负巨大的债务。中美贸易顺差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模式运行的一个部分,深受其影响。对其中的负面影响,中国需要未雨绸缪,早作准备。     

对中国国际贸易与FDI相互关系的重新检验

自从Mundell（1957）首次正式探讨国际贸易和FDI（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提出“替代模型”以来，已有众多学者相继提出了“互补关系论”、“不确定性关系论”和“一体化关系论”等各种其他理论。为检验国际贸易与FDI相互关系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协整检验的方法，分别运用外资企业数据、全国数据以及江苏省数据重新检验了国际贸易与FDI之间的长期相互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国际贸易与FD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互促进关系，基于全国数据的国际贸易与FDI之间没有相互促进关系，基于江苏省数据的国际贸易和FDI之间只具有单向促进作用。本文在解释上述实证结果原因的基础上，给出了相关结论和启示。     

我国贸易顺差结构、成因及国际比较

文章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顺差的三个阶段,分析近几年贸易顺差的结构性特征。据此认为,我国贸易顺差实际是一种转移顺差,是国际间产业转移以及资本项目顺差隐形转移的必然产物,是我国劳动力价格、国内产能过剩及内需不足、配额限制取消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提出从顺差总量、贸易不平衡度以及顺差与GDP之比的国际比较上看,中国贸易顺差并不像一些研究人员所认为的那样严重。     

Foreign Value-added in China＇s Manufactured Expor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Trade Imbalance

Economists have recently become interested in weighting how much domestic value-added is actually included in China’s exports.Formally,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contents could be identified by calculating the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share using non-competitive input-output tables.Applying such a method to the Chinese case,however, would result in a big measurement bias because China has a large share of processing exports,which utilize a disproportionately high percentage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s.This paper,by directly employing 2008 trade data for which imported intermediates in both processing and non-processing trade could be identified by means of various trade patterns, provides a simplified way to estimate the share of foreign/domestic value-added included in industry-level manufactured exports.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share of China’s processing exports was about 56 percent in 2008,compared to about 10 percent for ordinary exports.It also finds that the sectors that experiencedfast expansion of processing exports have a much higher share of foreign contents.Since processing exports account for about half of Chinese exports,the prevailing trade statistics,which focus on gross values rather than the value-added of exports and imports,has obviously overstated the bilateral trade imbalances,especiall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中美贸易摩擦与我国企业外债融资成本

本文利用 2010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我国企业外债数据和中美贸易摩擦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企业外债融资成本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会显著增加我国企业外债的发行利率,但对外债的额度和期限均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我国企业外债的发行利率约增加 1.276%。在进行安慰剂检验、以及考虑发债企业信用评级、贸易摩擦影响的时滞性、中美加征关税税额等因素的影响下,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会通过避险情绪、汇率波动和关税成本等渠道影响我国企业外债融资成本。最后,文章就中美贸易摩擦下完善外债风险管理、降低企业跨境融资成本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