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用地流转模式的探讨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闲置的有效途径,但目前,农地流转程度很低,绝大部分仍处于小规模、分散经营状态.因此,深入、系统地分析农地流转模式及如何合理地选择土地流转模式,促进农地流转,提高农民土地流转收益,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形成农民土地流转的动力.     

农村土地流转:实物流转还是价值流转

自农村土地允许流转以来,农村出现了土地稀缺、大量抛荒和粗放经营并存的现象.要解决农地流转激而不活的现状,就必须对农地流转规律有深刻的认识.一般来说,不论是土地所有权还是使用权参与流转本质上都只是土地权属关系的一种转移,只要权属关系能正常转移,土地就能有效地流转;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起作用的只能是土地的价值权,即农地价值流转.因此,当前需要理顺农地产权的权属关系,构建我国农地金融制度,促进农地市场化.     

农地规模经营的国际经验及其借鉴

归纳和总结了法、日等国推动农地规模经营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土地单嗣继承、促进土地流转、土地整理和改良、建立中介服务机构及相应的财政和信贷政策等。对比中国实践,当前中国的农地规模经营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需遵循农民意愿和利益要求;在稳定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前提下探索多种流转形式;促进土地流转的规范化、程序化。     

农地确权、土地流转与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

小农户家庭经营仍是当前我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而且一户经营多块土地的现象较为普遍;农地确权可以通过影响农户的投入决策和土地流转决策对农地利用效率产生影响,因而深入探讨农地确权对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现有文献对此缺乏研究。本文认为,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是农地确权作用于农地利用效率的主要路径之一,单从这条路径来看,农地确权不仅要促进土地流转,而且要使农地向高效率的农业生产经营者集中、要改善农户的分散经营状态,才能显著提升农地利用效率。然而,在现实中可能存在多种因素对该路径形成阻碍,导致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未能充分显现。基于2019年在吉林、江苏、四川三省297个村庄抽样调查的1058份问卷,运用DEA-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显示：相比未确权的农户,已确权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较低,反映出当时样本村庄的农地确权还未有效促进农地利用效率的提高,甚至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相比未确权的农户,已确权农户在确权后的土地转入概率较高,但最大地块面积较小,而有土地转入的农户比没有土地转入的农户、最大地块面积较大的农户比最大地块面积较小的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更高,表明在农地确权影响农地利用效率中土地转入具有遮掩效应、最大地块面积具有中介效应。可见,农地确权提高了已确权农户转入土地的概率,土地的转入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农地确权与农户最大地块利用的综合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之间的负相关性,但并没有加大最大地块的面积,由此带来的经营分散加剧可能正是已确权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低于未确权农户的原因之一。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对农地确权影响农地利用效率的土地流转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并针对农户最大地块利用效率进行了经验分析,深化了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研究,也细化了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不但要继续化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和持续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回头看”工作,还应扫除阻碍农户土地流转的其他障碍,加强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引导和农村土地整治,促使农地向高效率经营主体集中,并努力解决农户多地块分散经营的问题,进而更有效地促进农地利用效率提升。     

农地流转动力、模式与障碍:一个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发展,农地流转不断壮大,农地市场在不同生产者中配置土地资源,提高了土地生产率.但农地市场发育并不完全,所有权模糊和承包关系不稳定限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户籍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降低了农户流转农地的意愿,中介组织缺乏和交易合同不规范使农地流转交易费用较高.未来推动农地流转应明晰所有权归属,稳定承包关系,划清集体参与边界,发展中介组织,提高合约的规范化程度.     

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的区位差异与时间效应——基于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农地撂荒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条件下,农户非农化带来的农地撂荒问题需要通过农地流转来解决。确权颁证增强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在农地流转便利、流转收益较大的情况下会促进农地流转,进而减少农地撂荒。采用四川省9个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县区市42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的分析表明：已确权颁证农户的农地撂荒概率显著低于未确权颁证农户,土地确权颁证能够有效抑制农地撂荒;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区位差异,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抑制效应在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和山区依次递减;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时间效应,越早确权颁证的农户农地撂荒的概率越低。各地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但不能为“颁证”而“确权”,要与“三权分置”改革相配合,切实保障农户土地权益,有效促进农地流转;在山区和偏远地区,还应克服农业生产及自然条件的限制,降低农地经营成本,扩大农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     

农地流转问题简析

随着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地流转越来越成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农地流转在我国的覆盖面也逐步扩大,从最开始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逐渐延伸到内陆地区。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农地流转也表现出一些特定的形式,在流转过程中也显现出一些问题。本文简单阐述了目前我国农地流转的基本形式及主要特点,并对目前我国农地流转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概括、总结,同时在总结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对策和建议。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要从立法、社会保障等方面对土地流转各方面给予支持、引导,逐步解决“三农”问题,更快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与农村的竞争力,更好地稳定农村土地经营权,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     

贵州农地流转模式的调查与评价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一家一户的传统耕作模式已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必须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建立适应我省农村经济发展的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用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的多元化生产组织形式,并充分发挥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农民面向市场发展生产,才能提高土地的产出率,有效促进农民增产增收,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文章考察了贵州现行土地制度发展的困境,并以农地地流转实践中的几种农地流转模式为实证对象,试图分析我省农地流转及其存在问题。     

释放制度能量: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再考量

我国农村改革发展30年间取得重大突破,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关键是赋予农民土地用益物权.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产权主体缺位和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探索农地流转新模式迫在眉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农地制度改革,既要注重研究农地所有制,又要充分关注农地产权,按照效率原则对农地产权进行合理界定,通过完善农地产权交易市场、打破地区壁垒等途径,促进农地资产合理流动,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置.     

乡村振兴战略下突破农村土地流转制约瓶颈的对策——以河北省为例

在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地流转成为推进“三农”发展的关键。只有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才能促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目前,河北农村土地流转虽已具备一定规模,但仍存在制约瓶颈,导致土地流转效率低、成本高：土地流转模式较为单一;土地流转中介组织不发达、流转市场机制不完善;金融支持力度不足等。对此,应采取相应对策大力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包括：政府加大对土地流转的引导和监管;创新土地流转信托高级模式;完善农地流转信托机构;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     

农业发展的目标性、制度变迁的规范性与农地流转的工具性——对经济新常态下农地流转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认识

中国的农地流转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和认识的过程,先后经历了政策外的允许,到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困惑与探索,再到对土地流转的规范与引导,直至形成现代农业发展与生产方式转变的基本路径这样一个过程。与此相对应,农地制度也发生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经营权(平分地权)、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三次质的变迁。所以,对土地流转的认识必须与农地制度的变迁结合起来,才能准确理解其内涵和把握其实质。农地流转是一个政策工具,现代农业发展是其根本目标,农地制度的变迁是一种规范化的要求。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调整,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与环境。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内容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在农地制度变迁规范约束下的土地流转。     

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基于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土地承包法的颁发与实施是为了赋予农户安全稳定的农地产权，以加快农地市场流转，促进农地有效、可持续利用。但由于农村土地政策在实施上长期过度依赖于农村集体，因而出现偏差。以农地承包经营权证发放为初始形式的农地登记制度的引入，提高了国家对农民合法土地权利的保护力度。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或发证在使农民获得完整的合法土地产权、增强农民对土地权益的了解与信心、对抗农村集体干预、降低土地交易成本等方面创造了有利于农地市场流转的条件。江苏南通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农地承包经营权发证率较高的地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越发达，农户对农地产权稳定性信心越高，农地交易费用越低。中国有必要按照规范土地登记制度要求，继续农地登记制度建设。以彻底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农地流转视角下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保护

加强农地流转中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有利于增加农民财产收入,增强农业发展后劲,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文章阐述了农地流转视角下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保护,认为农地流转中一定要让利于民,遵循平等保护和确保收益的价值理念,健全法律法规是前提,规范政府职责是核心,构建市场机制是关键,完善社保体系是保障。     

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化与非粮化风险及其规避

在加快农业经营体制转变的背景下,农地流转成为必然。但是,在当前农地流转中违背"三个不得"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化,以及虽然从事农业,但流转的土地却不是用来种粮的非粮化。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化与非粮化,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构成潜在的风险。文章力图对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化和非粮化及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并阐释其危害,进而从发展家庭农场、设置耕地保护金、加大对农业的扶持、提高粮食直补和设置永久性农田基本保护区等方面进行规避风险。     

论我国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变迁

我国现行土地法律制度与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现实已经不相适应.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制度、农地的产权残缺及其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的日益强化,限制了农地的流转,而经济主体对潜在利润的追求又诱致着新的制度变迁.为此,需要对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相关法律进行修改或调整,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土地流转的收益分配,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近十年农村土地流转研究：一个文献述评

土地制度创新一直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强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创新,搞活土地流转,是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也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根据对学界农地流转文献的梳理,可以总结如下结论：在土地流转中要始终把农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要根据农民的意愿进行流转;各地农民土地占有及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在农地流转中要因地制宜,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尽可能减少农民农地流转的后顾之忧;要加快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     

比较优势、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

劳动力和土地作为经济社会的两大要素,二者的配比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效益,其同步发展也是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指标.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密化的农业人口压力已基本缓解,但合乎逻辑的大规模快速农地流转却没有发生.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不一定引起农地流转,现实中大幅增加的兼业农户减缓了劳动力流动对农地流转的推动作用;劳动力流动对农地流转的推动作用与区位特征关系密切,较高的劳动力流动率并未带来较快的农地流转率.结合现实,可从农户、土地和政府3个方面考察其根本原因,旨在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解决思路.     

战后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及其启示

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实行“耕者有其田”，确立自耕农体制阶段；放宽土地所有权流转限制，建立“自立经营农户”阶段；鼓励土地使用权流转，提高农地利用效率阶段；鼓励土地向“合意的农业生产单位”集中，提高农业竞争力，突出强调农业多功能性阶段。日本农地制度的变迁给我们很多启示：强化土地承包权，农地的流转应以其经营权流转为主；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农协组织；推行农业人养老金制度：培育农业专业经营主体——“认定农业生产者”；农业现代化要同时兼顾保障供给、农民收入和环境保护三大目标。     

促进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之对策研究

我省农村土地虽有村委会带动型、经济能人带动型、龙头企业带动型、市场带动型等多种典型的流转模式,但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不稳、农业现代化进展缓慢、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中介服务不完善等原因,我省农地流转依然速度不快,效率低下。要促进农地流转,需政府搭建平台,培育市场,优化土地流转环境,规范流转程序,培育中介力量,完善社障体系及金融服务体系,解除农民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     

大城市郊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基于对上海郊区实地考察的研究

本文从大城市郊区的地理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的特殊性出发,基于上海郊区210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上海郊区土地流转现状、衣户对土地的认知情况及农户在土地流转中的意愿,从微观层次描述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意愿、动机、目的以及所动用的工具和手段,探讨了城市化框架体系下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农户意愿及行为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