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风险厌恶型多产品企业的贸易模型,以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范围调整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了我国企业的专业化生产,主要体现为出口企业的产品种类减少、核心产品的出口份额增加和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程度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融资约束较低、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更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分散风险和改变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来影响企业的产品范围。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应对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及我国外贸政策的调整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然而，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潜在机制依然存在争议。本文利用中央政府“十二五”期间实施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3年的企业层面数据，探索了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约束了受规制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并促进了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做出贡献的结论在考虑政策设计的非随机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同时期的其他环境事件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对一般贸易和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更明显，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可以强化环境规制与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关系;机制检验显示，由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创新是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为政府制定科学的环境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提供了经验支撑。     

出口加工区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兼论“飞地型”经济功能区转型路径

本文基于倍差法联合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了出口加工区的建立对所在城市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加工区建立后,出口加工区城市中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改进程度不及非出口加工区城市的企业;出口加工区的物理围网所引致的外资垂直溢出阻断是抑制所在城市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机制,而"拆围"政策可以有效缓解出口加工区的负面影响;出口加工区建立后,位于高产业错配(拥挤)地区、生产高技术产品和以混合型贸易方式出口的企业,其出口产品质量改进程度更低。本文不仅指出并证明了出口加工区发展的重大缺陷,并为当前以海关特殊监管区作为平台探索新一轮开放模式的相关尝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依据。     

环境管制与我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两控区政策的考察

关于环境管制与出口贸易的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于环境管制对出口量的影响,鲜有文献从出口产品质量的角度进行考察.本文运用1997-2002年中国出口海关统计数据,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将两控区政策(TCZ)作为外生冲击,采用倍差法和三重倍差法,考察了环境管制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总体而言,两控区政策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环境管制有利于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次,两控区的政策效应具有明显的行业、地区和产品差异,对污染和研发密集度高、国企比重高的行业产生了负向作用,对东部地区和差异化产品部门产品质量升级产生正向影响.此外,我们还进行了更换产品品质指标、考虑外生政策冲击、更换对照组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     

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显著为正;(2)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显著中介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效应不显著,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3)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提升出口DVAR,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外资垂直溢出效应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本文采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数据,估计了外资水平和垂直溢出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改进了既有文献估计外资溢出效应的方法,采用入世前后外资准入政策的变化作为工具变量来检验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外资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贡献主要通过后向溢出效应来实现,即下游外资参与程度提高对上游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上游外资参与程度提高有助于下游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但仅对高技术和高质量产品成立,即前向溢出效应部分存在;同行业外资参与程度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没有显著影响,即水平溢出效应不存在。以上估计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这些结论为理解外资如何有助于本土企业实现质量竞争优势提供了一些参考,为调整我国FDI引入结构和加强内外资企业间的关联度提供了政策启示。     

劳动力成本、倒逼创新与多产品企业出口动态——质量选择还是效率选择

本文在扩展的Melitz-Ottaviano模型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构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进出口产品数据与WITS全球关税数据合并数据库,考察了劳动力成本上涨对多产品企业创新投入选择及其产品出口动态的影响。结果显示:远离技术前沿阶段,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的低效率企业会选择效率而非质量创新策略增强出口竞争力,通过扩展产品范围并分散出口产品集中度来探索出口可能性边界以增加出口量而非抬高价格,从而促进出口销售总额增长;效率水平跨越一定门槛后,准技术前沿企业会选择产品质量创新策略,通过压缩产品范围并提高产品集中度来获取现有产品,特别是核心产品新利润增长点以刺激出口。加快企业效率跨越是现阶段推动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质量基础支撑。     

产品创新提升了出口企业加成率吗

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以加成率为视角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创新行为与盈利能力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出口企业产品创新行为提升了加成率;东部地区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加成率效应"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并不显著;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均有显著的"加成率效应",但劳动密集型企业并无该效应;民营和外资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均显著提升加成率水平,但国有企业并不明显;通过扩展的M-O模型,文章进一步揭示了出口企业产品创新对加成率影响的内在机理,理论结果表明产品创新带来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是该效应成立的关键,经验结果证实了理论命题。     

金融科技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将金融科技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采用2011～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与海关贸易合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信息匹配是金融科技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两个可能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科技对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中等规模企业出口产品,以及出口企业旧产品和核心产品的质量提升作用尤为明显。对企业内部影响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有利于降低企业内产品质量分散度,从而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文章结论对于积极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加速推进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出口产品范围

本文基于2004—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数据与中国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会缩减高污染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并在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城市,以及高债务杠杆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提高利息负担、降低信贷规模和增加治污成本是绿色信贷政策缩减高污染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重要机制。绿色信贷政策还能通过在位企业间资源重置与企业进入效应实现资源再配置,总体缩减高污染行业的出口产品范围。此外,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缩减效应会带来企业整体污染前端治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和价格下降,有效“贷”动企业绿色发展。本研究对落实绿色金融政策、推进出口贸易优化升级和经济绿色发展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