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时代的中日贸易分析——基于增加值的视角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日益扩大,致使传统贸易核算方法无法准确评估一个国家或一个行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实际贡献。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WIOD),通过传统和增加值两种核算方法,对中日双边贸易收支情况,双边贸易重要性差异,出口结构变化以及优势产业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增加值核算方法下的双边贸易更趋平衡;双边贸易重要性对中国而言在下降,对日本而言则在上升;双边中间品出口增长显著,产品内的国际分工在两国之间不断深化;传统贸易核算方法高估了中日贸易结构的优化程度,尤其是制造业贡献率;中日贸易互补性明显,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优势,而日本的优势则表现在资本密集型产品和知识密集型产品上。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制造企业成本加成——贸易上游度视角的实证研究

探索中国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高低问题需要对企业参与全球分工的细节展开分析。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和细分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借鉴行业上游度的方法测算了制造企业的出口、进口和净出口上游度,刻画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位置。本文进一步测算了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实证检验贸易上游度与成本加成的关系。计算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一般贸易进口上游度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回归分析发现,出口上游度越高,成本加成越高;净出口上游度越高,成本加成越低;进口上游度与成本加成关系不明确。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影响在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净出口上游度高导致企业成本加成较低的原因在于:更多国内生产环节的企业是通过增加国内中间品采购,而非通过研发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上游延伸产业链。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全球价值链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文章通过构建考虑中间品进口关税和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内在机理。进一步地,文章将2001年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此外,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DVAR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更为上游环节所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文章为通过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领域以及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来提高我国的贸易收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失衡的测算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1995~2011年中美增加值出口和双边贸易失衡规模。研究表明:相比于传统贸易出口规模,1995年和2011年中国增加值出口分别减少16.06%和24.24%;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中美贸易失衡,同期中美制造业的增加值贸易顺差分别为传统贸易顺差的5%和10%,而中美农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逆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顺差,中美服务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顺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逆差;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为增加值贸易顺差,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为逆差,且逆差规模逐步扩大。     

服务贸易作用的重新评估:全球价值链视角

服务在贸易中的作用一直被忽略,直到近年来,随着服务贸易自由化,我们对服务业作用的认识从作为中间投入提升到服务具有创造价值的作用.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利用最新的增加值贸易测算和分解方法,测算分析了中国服务业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并初步考察了企业内置高端服务活动的价值.研究发现:(1)服务业增加值的直接出口相对比较少,主要通过隐含在制造业部门而间接出口.服务业各行业前向联系的增加值出口与相应行业总值出口的比率几乎都大于1,且该比率远大于第二产业.(2)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被低估.按增加值测算方法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比重达31.32％,比传统总值贸易方法计算的服务业比重(13.92％)高17.4个百分点.(3)无论是按传统总值贸易方法还是增加值测算方法,中国服务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甚至比印度服务业出口比重还要低.(4)中国制造业部门内置的高端服务活动(研发、管理)的比重较低,导致出口中来自制造业部门的内置服务活动价值的贡献很少.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贸易收益与竞争力分析 ——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

本文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利用1995~2011年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所处地位和增值能力,并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收益和竞争力。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下游,"入世"的前几年由于加工贸易比重的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下降了,而且增值能力也减弱了。随着企业竞争力的逐步增强,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中国后几年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增值能力有所上升。随着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深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收益持续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强于服务业,而且所获得的贸易收益也高于服务业。     

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与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基于贸易上游度视角的实证研究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融资约束是决定企业是否出口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分工日益细化、生产环节高度碎片化的新型生产网络中,中国企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是否受到普遍存在的融资约束影响呢?为回答这一问题,借鉴Antràs et al.(2012)行业上游度计算方法,测算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进口和净出口上游度,确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同时,从企业融资能力、行业融资需求和地区金融发展构建融资约束指标,并利用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合并数据,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确实影响了出口企业的分工方式,限制了企业利用国内资源延长国内生产链条的努力;在企业整体存在金融抑制的情况下,商业信用对企业生产活动的融资起到了积极作用,即促进了企业分工地位的提高;融资约束对出口企业国内生产环节的制约主要体现在长期资金方面,即通过限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进而使用进口中间品代替国内生产产品。     

全球价值链模式下的国际产业转移——基于贸易增加值的实证分析

在界定国际产业转移价值的基础上,本文依据Koopman等对于出口产品的价值分割框架构建了测度国际产业转移的指标,并依此测算了22个国家(地区)的产业净转移比重和相对转移比重,结果表明:直到2011年,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各产业不存在绝对的产业转出现象,关于一国(地区)产业"空心化"的判断夸大了国际分工的产业转移效应;OECD国家(地区)的劳动及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存在向非OECD国家(地区)转移的趋势,服务业转移趋势不明朗;制造业的国际产业转移比服务业更灵活、发展更快,国际产业转移与承接比服务业更早。虽然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需要更加成熟的条件,但根据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看,价值的国际转移最终会形成产业的国际转移,而且这种分工细化带来的产业转移对于中国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以及竞争力提升是有利的。     

数字经济发展、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上游度

文章通过构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标测度体系与测算行业数字化比率得到全球价值链分工框架下行业层面的数字经济渗透指标,系统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并考察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同维度显著提升了全球价值链上游度,这一结论在使用历史数据工具变量和动态面板方法克服内生性影响后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创新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已逐步成为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向高端攀升的重要渠道。此外,引入行业制度质量指数发现,制度质量的改善不仅对提升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能够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提升作用。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出口规模的透视分析——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以关境为统计基础的传统贸易统计方法无法回答"谁为谁生产"的问题,而且夸大了我国的贸易情况。为此,本文基于OECD和WTO组织开发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利用1995—2011年国际投入产出表,分别对我国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增加值进出口规模和各行业的增加值出口规模进行了测算,并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计算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传统的关境统计方法不仅在总量上高估了我国的出口规模,还严重扭曲了我国各行业的出口规模。     

GVC视角下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研究--基于总贸易与增加值贸易口径的比较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货物贸易的中间产品贸易存在逆差,而最终产品贸易存在顺差。那么中国货物贸易的贸易竞争力究竟如何?研究结论认为:第一,中国制造业整体具有较强的贸易竞争力,并基本呈现不断攀升趋势;制造业分行业之间的贸易竞争力差别很大。第二,总贸易口径下的贸易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大部分制造业的实际情况。第三,造成总贸易口径衡量的贸易竞争力偏离实际情况的原因与该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有关。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出口经济复杂度与经济增长——基于贸易增加值前向分解法的分析

目前,制造企业产业链正逐渐从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本文使用贸易增加值前向分解法,将出口品中的外国要素剔除后测算各国各产业的真实出口规模,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糅合制造和服务产业的出口经济复杂度指数,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出口经济复杂度对经济增长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出口经济复杂度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越明显,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条件下该结论依然稳健。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对外贸易方式亟待升级,对外贸易模式应逐渐从过分追求贸易的"量"向"质"转变,提高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增强服务出口能力,扩大服务贸易规模,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促进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联动协调发展,提升本国出口产品的整体质量水平。     

国际服务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及演化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本文基于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采用WWZ分解核算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国际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网络存在小世界特征,服务国内增加值的发展集中在贸易深度上并呈现出稠密化趋势,而服务国外增加值的发展在贸易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体现,这有利于加深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推动价值链条延伸;历年该网络可划分为以德国、美国和中国为代表国家的欧洲、北美洲和亚太三个服务贸易群;德国和美国在贸易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对全球服务贸易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中国逐步实现了从国际服务贸易网络边缘向核心的转移,但与德国相比仍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增加值视角下价值链嵌入位置与省际贸易成本研究——来自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的证据

构建中国高技术产业国内价值链网络结构分析框架,使用2002、2007与2012年中国省域间投入产出模型,以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对省域国内增加值进行分解,并测度增加值视角下京津冀电子信息产业价值链不同环节之间的贸易成本,通过比较上中下游位置上贸易成本的差异,探究产业在价值链上所处位置与贸易成本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值越高,贸易成本越低但存在行业异质性;上游贸易成本随时间有下降趋势,下游贸易成本随时间有上升趋势;电子信息产业链上北京作出的贡献较大。     

价值链长度、国内大循环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国际生产分工理论出发,分析价值链长度对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关系,发现后向联系的价值链受二效应的双重影响,其价值链长度与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同时,由于要素稀缺性决定其传递长度,因而前向连接的价值链长度对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具有正向作用。通过将国内价值链长度作为国内大循环的代理变量,发现不管是基于前向连接还是后向连接的国内价值链长度,均对增加值增长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和传统最终品贸易价值链长度对增加值增长作用不显著。因而,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应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吸引高质量创新要素,充分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加强分工协作,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活力。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贸易利益:研究进展述评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传统贸易统计凸显"重复计算"问题,贸易规模与贸易利益不相匹配,并且贸易利益的属地和属权统计因跨国公司的行为而不同。本文在梳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贸易利益内涵改变途径的基础上,从贸易利益来源多样化、贸易利益获得主体微观化和贸易利益分配复杂化等方面阐释贸易利益内涵的变迁,并从国家、要素和企业层面分别总结了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贸易利益的测度方法。最后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一是拓展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利益之间相互影响及传导机制的理论框架,二是关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进口贸易利益,三是分离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创造的贸易利益,四是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贸易利益理论和测算方法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制造业生产长度与产业动态调整

伴随着世界贸易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尤其在制造业层面,自由与多样化分工的产业制造与要素资源的流动特性,正逐步取代传统贸易体系。在推行制造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全球价值链核算理论,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我国制造业生产长度,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持续增加;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长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从制造业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流向来看,技术密集型行业生产专业化程度有所提升,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则相对较弱。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提出创新制造业技术,引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等对策建议。     

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与产业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将国家五年规划对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统一量化,分别研究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升,产业政策相反或者不显著;产业政策因干预市场竞争对其他未鼓励产业具有挤出效应,贸易政策没有挤出效应,反而通过市场竞争促进了产业升级;不同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还可以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来促进产业升级;相比于下游产业,贸易政策对上游产业升级的效果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