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出口:集聚效应还是排序效应

文章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考察了集聚效应、排序效应与城市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生产率提升、城市出口贸易发展是集聚效应和排序效应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集聚效应是城市生产率提升、城市出口发展的核心源泉;(2)集聚效应、排序效应对中等城市生产率和城市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最大,对大城市的最小;(3)集聚效应和排序效应对中部城市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大,对西部城市的影响最小;集聚效应和排序效应对中部城市出口贸易促进作用最大,而对东部影响最小。     

开发区政策有利于促进当地企业出口参与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验证

本文探讨了国家级开发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设立对城市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基于Melitz (2003)模型,将企业出口固定成本内生化,得出集聚经济有利于降低出口固定成本,提高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概率的结论。同时利用2000—2014年204个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对政策导向型的开发区集聚经济是否促进当地企业出口参与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城市的经济变量、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后,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立能够使城市每年出口企业数量的增长率显著增加15. 7%;进一步考察这种政策效果的时效性,发现国家级开发区在促进企业出口参与上的政策效力随时间呈倒U型趋势,并在实施后的第3年达到最大,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出口参与的推动作用至少持续3至4年;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法的变换处理组检验结果证明开发区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出口参与,且这种因果关系的安慰剂检验结果在不同的估计方法和估计步骤下均保持稳健。     

全国出口加工区试点的要求与政策

目前,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设立15个出口加工区试点。为什么要设立出口加工区?出口加工区允许设置哪些企业,经营哪些业务?在出口加工区内的企业享受哪些政策?如何对出口加工区进行监管?出口加工区与保税区有何不同?本文将回答这些读者所关心的问题。     

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基于创新要素流动视角

本文运用扩展的异质性贸易模型,构建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机制,并以创新要素流动的视角重塑产业集聚溢出效应建立理论假说。基于2000—2008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计量验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产业集聚通过R&D资本流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并不凸显,而R&D人员流动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占总效应的90%。采用工具变量法和Heckman二元选择模型,解决联立方程和选择偏误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从创新要素流动的视角,企业生产率对扩展边际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而对集约边际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调整地区产业专业化集聚和释放创新要素流动的制度结构,是提升质量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经验的再思考

出口到底给中国企业生产率带来何种作用效应,既有文献的结论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在着重考虑已有文献并未考虑到的企业TFP测算方法、企业进口以及出口贸易方式这3个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本文重新检验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应,结果发现:除了纯加工贸易类型企业外,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仍呈现自我选择效应;从新进入出口市场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的出口活动中存在显著的"出口中学习"效应,这为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所具有的促进效应提供了支持证据;从出口密集度的角度来看,企业的出口活动中存在"生产率损失"或"生产率抑制"效应,这又反映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可能具有的负面效应。本文的检验结果及其解释,为理解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应、判断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效应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微观经验证据。     

异质性企业出口、技术创新与生产率动态效应研究

本文探讨了异质性企业出口、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动态关系.在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的分析框架下,我们构建了企业出口、创新与生产率的动态结构模型,并通过参数化函数形式建立了计量模型.基于2005-2007年中国电子通信行业的企业面板数据,本研究采用biprobit、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等模型对企业出口、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和创新的决策及其联动作用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和出口市场冲击是影响企业自选择行为的异质性因素;投资决策的回报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因此生产率高的企业会自选择做出该投资决策以获得更大利润.我们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的视角在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中验证了自选择效应、出口学习效应和生产率动态效应,同时对中国出口、创新和生产率的现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产业政策如何影响GVC升级——基于资源错配的视角

以出口加工区成立之初设定的"主导产业"政策进行准自然实验,检验产业政策通过资源错配路径对GVC升级产生的影响,并探究这一影响存在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加工区的"主导产业"政策对企业GVC升级存在负向影响,仅当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时负向影响才较为显著;对资源错配下产业政策影响GVC升级存在差异化原因进行探讨发现,出口加工区"主导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重要原因。     

扩大内需对企业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本文将国家信息消费试点城市建设作为扩大内需的外生政策冲击,兼顾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视角,较为全面细致地考察了扩大内需引致的内循环能否有效驱动外循环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带来的内需冲击,不但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企业出口概率,还促进了企业出口规模的显著扩张;信息消费试点政策通过生产率效应、外资进入效应和信息化效应促进了企业出口;信息消费试点政策的企业出口效应存在企业规模、城市级别和行业异质性;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信息消费试点政策驱动企业出口。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出口企业凭什么拥有了较高的生产率?——来自江苏省的证据

已有的研究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拥有高生产率的原因归结为显著的"出口中学效应".中国出口企业的实际情况则更有可能是在提供了清晰产权激励后,通过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而获得较高的生产率.不仅如此,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中学效应"还受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首先针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提出了一个简要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利用江苏省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验证,结论显示产权制度安排、市场规模、集聚效应和专业化分工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出口中学效应"中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中国服务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对企业与生产率的"自我选择"及"出口中学"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出口是中国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也促进了出口规模的扩大;(2)在分所有制企业的检验中,只有国有企业均支持"自我选择"和"出口中学"假说,而非国有企业只支持"出口中学"假说。中国应该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及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落实反垄断政策。     

中国服务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对企业与生产率的"自我选择"及"出口中学"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出口是中国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也促进了出口规模的扩大;(2)在分所有制企业的检验中,只有国有企业均支持"自我选择"和"出口中学"假说,而非国有企业只支持"出口中学"假说。中国应该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及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落实反垄断政策。     

出口对生产率影响的非均衡性研究——基于Veblen-Gerschenkron效应的考察

出口对于生产率的影响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从企业异质性视野切入,实证考察了出口之生产率增长效应的非均衡性论题。借助新近兴起的技术前沿距离方法的研究表明,出口对于与技术前沿距离远的落后地区生产率提高的作用要大于与技术前沿距离近的先进地区,意味着出口具有Veblen-Gerschenkron效应,即技术落后地区在出口过程中获得的技术溢出和生产率增长要大于技术先进地区。而且出口的Veblen-Gerschenkron效应还具有时间持续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强化。针对门槛效应的检验表明,只有在行业出口超过某个临界值后,出口的Veblen-Gerschenkron效应才渐次显现并不断强化。此外研究还显示,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同行业集聚与关联行业协同集聚外部性都是影响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上述结论对于制定利用出口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化地区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出口学习效应再验证——基于产品和市场的二维视角

本文从产品和市场的二维视角,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通过双重差分PSM方法对出口学习效应进行再验证,考察了多产品出口、单产品出口、多市场出口和单市场出口模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出口模式下出口学习效应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多市场和多产品出口对企业具有生产率提升效应,但在出口当年不明显,出口后第二和第三年生产率有显著改善,这说明企业需要一定时间来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单产品出口和单市场出口企业生产率则没有显著提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出口吗

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强显著降低了中国产品出口价值量;在投资环境、社会环境、政府稳定性、行政效率和法律秩序相对不好的地区,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导致中国产品出口价值量大幅减少,而中国外资企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受到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中国要积极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合作,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同时出口企业也要加强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切实提高自身生产率水平,从而有效应对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产业集聚、技术创新途径与高新技术企业出口的实证研究

在提出产业聚集、技术创新途径对企业出口影响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文章利用江苏高新技术企业数据,试图揭示产业集聚、技术创新途径对高新技术企业出口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集聚对企业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对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二次创新,自主创新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居于产业集群内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获取集聚效应从而引致出口能力的提升,集群内企业获取集聚效应的前提是能够融入产业集群式生产分工网络,或是融入产业集群产业链与产品链。据此,文章提出了培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产业集群效应以促进企业竞争力提升的政策建议。     

我国企业出口选择效应的再检验

从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出发,文章对中国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进行了考察。运用OP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本文发现出口企业的TFP比非出口企业高,初步说明中国出口企业具有自我选择效应。进一步使用Heckman方法分析生产率的促进出口作用,在控制企业规模、生产能力、行业、经营年限、地区、所有制等因素后,中国企业的出口选择和出口供给都表现出显著的自我选择效应,且在行业、所有制和地区子样本中依然稳健。上述结论说明,我国政府应继续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促进微观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以便实现出口贸易的稳定发展。     

浅析我国出口加工区的发展

我国出口加工区是我国规范加工贸易的重大改革,但目前出口加工区的发展却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集聚效应较弱、西部承接困难重重等较多问题,因此,文章探计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梯度转移的大背景下,我国出口加工区的发展对策.     

政府治理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边际

本文在考虑以环境成本和贪腐成本为代表的非期望产出情况下,核算了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结合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从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出口市场和出口价格4个维度研究了政府治理对中国企业出口边际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治理虽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却也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政府治理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带动更多体现在"量"而非"质"上;这一结论在考虑企业资本密集度、所有制属性和贸易方式后呈现出显著的差别化特征;政府治理能力和企业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纳入政企间的交互影响后,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并不存在。     

出口加工区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兼论“飞地型”经济功能区转型路径

本文基于倍差法联合倾向得分匹配法,考察了出口加工区的建立对所在城市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加工区建立后,出口加工区城市中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改进程度不及非出口加工区城市的企业;出口加工区的物理围网所引致的外资垂直溢出阻断是抑制所在城市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重要机制,而"拆围"政策可以有效缓解出口加工区的负面影响;出口加工区建立后,位于高产业错配(拥挤)地区、生产高技术产品和以混合型贸易方式出口的企业,其出口产品质量改进程度更低。本文不仅指出并证明了出口加工区发展的重大缺陷,并为当前以海关特殊监管区作为平台探索新一轮开放模式的相关尝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依据。     

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是否存在绩效优势——基于不同产业类型的检验

本文基于2005-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构建了反映制造业企业经营绩效的生产率指标、规模指标和财务指标体系,区分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和低技术四种产业类型,采用PSM方法,全方位对比了新出口企业与相匹配的非出口企业的绩效优势.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整体上不存在“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低生产率企业出口倾向更高,出口带来了显著的就业扩张效应和收入提高效应,但并未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资产回报率的改善;区分不同产业类型来看,中高技术出口企业存在显著的“学习效应”,绩效表现明显优于其他类型企业,低技术出口企业绩效表现最差.基于本文的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稳步推进外贸结构升级;二是将中高技术产业作为培育中国出口竞争优势的重点领域;三是加大对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